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当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时，不管各个民族文明程度是多么的不同，他们却都在探寻和思考着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就利益与政治而言，它一直是各种文明始终面临的问题。因为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各个民族在依靠政治解决其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问题时，都有其独特探索的智慧结晶。为了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用营养，我们在考察并反思了中国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之后，就有必要再对西方就此问题的思想进行挖掘，以他山之石，用来攻玉。
当我们将考察和反思的视野转入西方国家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史料和其他原因，从范围上说，我们的考察，主要集中于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从思想性上说，我们主要选取这些国家对于利益与政治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的认识，而并非胡子眉毛一把抓。尽管有许多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对历史的发展起过划时代的意义，但与我们的研究关系不大的，我们则不涉及之。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再来考察并反思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利益与政治观。
一、利益、政治在西方的词源
在西方，英文的利益Interest一词来源于拉丁文Interesse。它是由Inter＋esse构成的，原义为“处于……之中”，因为在其中就必然关心，产生兴趣，直至认识利害相关，最后形成利害关系，即为利益。
而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Polis，其意原为城邦或城市国家，指古代希腊出现过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后来英语将其转意译为politics，指的是城邦中的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活动的总和。
二、近代以前，西方对于利益与政治认识的历史
（一）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德莫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
1.普罗泰哥拉（前481-前411年），古希腊思想家。根据目前国内史料的考察，在西方，很早把利益与政治联系起来的，可能要算是普罗泰哥拉了。普罗泰哥拉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建立在这样一个著名命题上，即“人是万物的尺度”〔1〕。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每个人自己才能感觉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正是在这种主观认识的基础上，他论证了自己的利益与政治观。
首先，普罗泰哥拉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利益和国家、政治的起源。他认为人类最初处于孤立和分散的生活状态，由于生产和抵抗野兽侵扰的利益需要，人们便聚集起来组成了社会和城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彼此伤害的问题。为了解决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于是，便产生调控人们利益关系的国家和政治。
其次，普罗泰哥拉研究了政治和人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国家和政治是每个人自保的需要和人们整体谋取利益的手段，同时，由于神把政治智慧和政治技艺赐给了“所有的人”，因此，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人人参与决定城邦管理和社会大事的民主政体，一切法律和礼俗都应是平行和公正的，因为它们是平行的人即地位平等的人“约定”而成的。否则，不适宜于人的利益需要的政治和法律都可以被废除或抛弃掉。因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哥拉的这种利益与政治观，可以说是西方政治思想中自然法与契约论的雏形，它反映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既互相结合，又各自独立的特点。国家和政治既是人们实现利益的工具，又是人们合作互助的基础。
2.德莫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年），是继普罗泰哥拉之后的又一位对利益与政治的认识有所建树的思想家。德莫克利特关于人类在自然状态生活状况的观点，基本与他的同乡普罗泰哥拉相同。所不同的是，德莫克利特在研究利益时，一方面对于利益的内容，他认为人不仅需要物质利益，而且还有精神利益；并且，他强调政治控制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适度的比例关系。因为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恰当的比例是对一切事物都好的”〔2〕。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德莫克利特认为，在社会的各种利益中，国家的利益超乎一切利益之上。因为，如果“国家健全，就一切兴盛”〔3〕。这样，他就用整体利益代替了个人利益。在此基础上，德莫克利特提出了他的政治观。对于政治，德莫克利特认为，既然国家的利益代表了个人利益，那么政治的目的就是保护国家利益。而要实现国家利益，政治控制就是尽一切可能消除贫困和内战。因为“内战使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遭毁灭”〔4〕。
那么，统治者如何进行政治控制呢？德莫克利特站在国家的立场上，首先，他在意识形态上号召人们为国家服务，他说：“当国家处于健康的状态，一切繁荣；一旦国家腐败，一切趣于灭亡。”这样，他教育人们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我们最大的保障。”〔5〕其次，在治国方略上，他主张德治和法治并举。这即是把法律约束与思想教化结合起来。为什么呢？他说法治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并可以用来对付像毒蛇猛兽一样的人〔6〕。那么，谁来实施法治呢？德莫克利特是等级论者，由于认为上等人最贤惠，因此他公开言明：“统治权自然属于上等人。”〔7〕正是因此，他要求人们“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8〕。因为这些人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他们就是服从国家。但是，他又认为法律不是万能的，而要进行统治，还必须依靠道德力量。因为“用鼓励和说服的言语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比用法律和约束更能成功”〔9〕。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在精神上对人们进行教化。他说，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和黄金，不在于财富和体力，而在于居住在人们灵魂中的正直和公允。〔10〕同时，他还告诫人们处世要节制和适度，以对自己和国家都有利。因为，欲念越少，越容易满足，而感觉的快乐和灵魂的平静即是幸福。但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他也注意到了物质利益对个人和社会团结的作用，鼓励国家和有钱人对社会进行救助和施恩，他说：“很小的恩惠而施得及时，对受惠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11〕“如果有钱人能给一无所有的人一笔预支款项，给他们帮助，并给他们恩惠，则结果马上就会有恻隐之心，团结、友爱、互助、公民之间的齐心协力以及其他许多无人能数得尽的好处了。”〔12〕德莫克利特这套利益与政治观，在他那个时代对调控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现实作用。正是因此，虽然，他的著作残片保存下来的较少，但是，他的影响却不比那些留有宏论巨著的思想家差多少。
如果把德莫克利特和普罗泰哥拉的思想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是：普罗泰哥拉是把神与人联系起来，主张国家利益服从个人利益，政治就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利益与政治观；而德莫克利特则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政治的一切就是服从国家利益的利益与政治观。
3.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思想相当丰富，这里我们只考察其关于利益与政治的思想。柏拉图对利益与政治问题的研究，是以分工论为其基础的。
首先，他从社会分工论开始，认为人的才能天生不同，由此引起了社会分工的不同。但是，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分工不同的人就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交换劳动，相互服务，这样，人们就组成了社会和国家。正如他说人们的“交换是在谋求各自利益的宗旨下进行的”〔13〕，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证整个社会的“善”。什么是善呢？这就是持久的理性。它表现在社会中就是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各以已之所产生而相互交易”的利益秩序，这也就是具有德性的国家〔14〕。
其次，在以分工论为基础的利益观指导下，柏拉图以“理想国”为目的，建立了他的伦理政治观。他认为，由于德性是善，而个人只能在社会中取得这种善，因此，国家的任务就在于实现德性和幸福；政治和法的目的就在于为使更多的人尽善而创造条件，从而保证实现社会各个方面的福利。社会生活是使个人完善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政治和法律就应该像整个宇宙和个人有德性的灵魂一样，让理性占统治地位，来保证社会实现真正的善。那么，如何在政治上来保证这种善呢？即如何保证国家利益秩序的和谐呢？柏拉图又回到分工论上，他认为保证社会生活和利益秩序的职能应该分为三种：即统治、保卫和生产。而这三种职能应该由不同的人来实施。具体地说，就是统治的职能，应该让有理智和智慧的人去履行。用柏拉图的话说，治理国家的只能是哲学王。保卫的职能，就是让有意志和勇敢的人来维持社会的利益交换秩序，并且让他们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犯。生产的职能，就是让依靠情欲支配的人去进行劳动生产，让他们负责供给前两种人物质利益的需要。柏拉图认为，只要实行了上述三种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守其序，通力合作，整个国家的秩序就是既保障了人们各自的利益，又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理想国，即正义。这是等级观和伦理观在利益与政治问题上巧妙糅和的典型反映。在上述基础上，柏拉图在政治上研究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从政治控制来看，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与个人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德性，就不必要有法和国家了。但是，他又特别尊重个人意志。他认为，一个好的有德性的国家，应该保证一切公民拥有自由和友谊以及参政权〔15〕。另一方面，柏拉图着重研究了政治体制问题。其核心思想是政体循环论。虽然，他认为理想的政体是贤人政体，但又认为不可能永远是贤人政体。根据历史的发展，他认为，政治活动是五种政体循环发展的。这即是，贤人政体、军阀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逐个演变，依次更替，循环发展。为什么呢？因为，贤人政体虽然是良好的政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体中各种等级的人混杂起来，从而引起混战。那些善战好胜的人便在乱中夺权，最后成为最高统治者，于是贤人政体蜕变为军阀政体。在军阀政体中，由于执政者不懂学问，缺乏理智和智慧，只贪钱财，且对战备和荣誉日渐看淡，结果使富有者的地位备受崇拜，于是豪富、财阀便被推为最高统治者，这样，军阀制就蜕变为财阀制。但在财阀政体中，执政者惟利是图，相互倾轧，致使贫富悬殊日益扩大，最终导致穷人暴动。而穷人一旦取胜，便按“平等”原则让多数人掌权，这样，财阀政体就变为民主政体。而在民主政体中，穷人的领袖不断地剥夺富人财富，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于是，有野心的人就以平民代表自居来残杀富人。当富人被斗败后，野心家自然被推为统治者，这就是僭主政体。僭主起初假装仁慈，有信有礼，但不久就原形毕露，搞独裁专制，走向极端。物极必反。如果他们统治时间稍长，人民就要反抗，直至推翻专制政体，而呼唤贤人统治，于是，又回到了贤人政体，即哲学王的统治。柏拉图的政体循环论，虽然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其内容反映的却是当时社会各阶级利益斗争导致政治变迁的现实。
柏拉图从分工的发展来探讨利益与政治的起源和关系，马克思称赞这“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16〕。虽然，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先后有过变化，但是，他的等级观、伦理观，包括政体循环论，在利益与政治的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西方政治学之父〔17〕，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单就利益与政治而言，他是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一命题开始其研究的。他认为，自然造人的目的就是赋予他过优良的生活，但是，单独的个人无法保障自足的生活，即使是一般的社会团体，如家族、村坊，仅能维持人的生活，而不能使人过优良生活。这样，人为了过优良生活的利益需要，自然而然地组成了城邦即国家。在这之中，人也就成了天生的政治动物。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巧妙地从人性和功利的角度把利益与政治结合起来了。并且，他说不过城邦生活的人，“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癨”〔18〕，“不是一位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9〕。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既然是因人们的利益而建立的，那么，它的任务就是实现人们的利益，即最高最广的“善业”。所谓最高最广的“善业”，包括三个方面，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等〔20〕。具体地说，这就是要使国家中的每个成员都能有适量的财富、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道德。其实质就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的结合。在这三种“善业”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诸善最为重要。因为财富和体魄对于人的生存利益虽然必不可少，但要过上优良生活，国家首先必须使人有高尚的道德。甚至，国家要成为道德团体。不然，城邦国家无异于野兽的群体。所以，只有“全城邦可以得到自足而至善的生活”，人们的利益才会达到“美满幸福”。这种把利益与政治纳入伦理道德范畴的办法，是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他的老师柏拉图思想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