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1009-1059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当时，在传统儒家政治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下，李觏研究利益与政治，首先是从解决义利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入手的。对于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李觏政治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突破以前儒家一直倡导的“贵义贱利”的传统政治思想，大胆地鲜明地宣扬“义利统一论”。他认为“人非利不生”〔99〕，求利是人之情。并且抨击孟子的人“何必曰利”的说法是偏激的虚伪的，是反人性的。因为人岂能只有仁义而无利益呢？！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兴十利、除十害”的功利主义政治主张〔100〕。虽然其内容较多，但其中心思想是治理国家，既要有物质利益，又要有精神利益；既要有安全利益，又要有政治利益。并且坚信：“去十害而取十利，民人乐业，国家富强，万世之策也。”〔101〕其次，在政治统治之道上，李觏把统治所需要的“义”和人性所追求的“利”结合起来，基本上以先秦时期“礼治”学说为模式，来论证利益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圣人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102〕这即是说，“礼”是政治统治的行为规范，但是，他的“礼”已经不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内容十分丰富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其表现正如他认为的“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李觏正是在既承认了人的物质利益，又保留中国古代社会“礼治”的统治规范的条件下，把伦理政治与现实利益统一起来了。再次，在政治实践上，李觏研究了如何实现礼与利相统一的政治统治措施。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103〕因为“民之大命，谷米也”〔104〕。国之富强，财用也。否则，国不定用，民不足衣食，“而欲教以礼节，使之趋荣避辱”，难也〔105〕。所以，政治统治必须足民富国，以使政而得治。在具体措施上，李觏针对当时北宋中期土地兼并盛行，贫富差别日大，利益冲突愈烈的时弊，提出了遏制兼并，“均田”、“平地”，减轻赋役的办法，以达到耕者有食，蚕者得衣，民富邦丰，天下太平、君主安稳的目的。今天，中肯地说，李觏这种务求实际、义利并举的功利主义政治观，是对先前儒家利益与政治观的突破，其精神可以说是具有进取性的，对其后来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具有思想先驱的意义。但是，他的思想能否较好地贯彻到现实中，那则与他本人无关了。
陈亮（1143-1194年）和叶适（1150-1223年），二人都是南宋时期功利主义政治思想的典型代表。由于他们同处于南宋初期，且年岁相差无几；又由于时代特点和面临的任务相同，所以，两个人在思想上对利益与政治的观点虽然在某些具体方面存有差异，但其主流思想基本上是共同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两者的思想放在一起来研究。第一，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两个人都反对义、理空谈，坚持利、理统一。南宋时期，空谈义理的程朱理学盛行，陈、叶二人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政治思想。陈亮主张的是“理欲统一论”。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106〕这是因为“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107〕。即使是天理也必须顺应人欲，否则，即是“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所以，天理与人欲是一致的。而叶适的主张则是“道物统一论”。他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108〕正是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其道在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109〕。这样，陈亮、叶适殊途同归，论证了功利思想的天经地义性。第二，在政治发展中，两个人都主张富民强国，讲求实功实利。其表现在于，陈亮以宽人裕民为政策，叶适以“宽民利人为方略”。陈亮说：“正人心以立国本，活民命以寿国脉。”〔110〕为此要做到官民一家，农商一事，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求以相补，以达到于国于民，有功有利之目的。叶适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111〕这样，“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天下得治，效用无穷。同时，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和它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愈益强大，陈、叶二人都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陈亮认为：“农商一事”，“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112〕叶适则认为，农工商学，不可经废，“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113〕，并批判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思想是非正论也。第三，在统治之道上，两个人的基本思想一致，但又各有特色。陈亮认为。政治统治要王霸并用。因为王霸一体。所谓王道，就是师道，是指运用道德教化的力量进行统治。而霸道，就是君道，是指运用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统治。他指出：“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师，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义孝悌，所以率行天下而为师之也。二者交修而并用，则人心有正而无邪，民命有直而无枉，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114〕但王道和霸道是什么关系呢？陈亮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必须王霸之道交叉运用。如他说“王霸之道不抗”〔115〕。并且，“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可见其王霸统一的思想了。而叶适则主张，政治统治要“重势分权”。所谓重势，就是要君主一定要保持好权势，达到高度集中统一；而分权则是“重势”的前提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让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权，去发展经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重德轻法”的德治思想。他说：“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116〕这就是说，君主统治必须以道德服人，而非靠权位来服人。否则，君主即使有生杀予夺之权，也难以使人心服。对于法治，叶适认为，首先，应重人治而非法治。因为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先人而后法，则人用；先法而后人，则人废”〔117〕。同时，若使小人执法，他们更会投机取巧歪曲法，结果是强调法治反而没有法治，导致国事乱而难收。所以，还是人治为先。其次，叶适反对严刑峻法，主张“轻刑薄赋”。
因为，如果刑罚残酷，且不平等，民就会“无畏刑之心，滋长其悍虐，视性命死生如旦暮”〔118〕，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动乱。所以，还是教化行治为好。
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政治观，总体上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集中，但他们始终以“上关国计，下系民生”为其思想主体，这对当时发展经济，调整利益关系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历史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根据考察，自宋代之后，中国先哲们对利益与政治的思想大概都是继承、阐释有余，而发展、创新有限。到了明清，中国的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统治的极端专制导致了政治理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这样，某些仁人志士对于利益与政治可能曾想有所建树，但迫于“文字狱”和残酷的专制统治，所以，大多数人要么以考据训诂之名来发微自己之思想，要么以为维护封建统治献计献策之名来包装其思想，而不可能留下发人深省的传世之言。这对于研究利益与政治这个既复杂又敏感的课题，不能不说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因此，我们的考察只能到此为止。那么，就上述的考察和研究而言，对古人关于利益与政治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应该给予怎样评价呢？下面，我们进行系统地论述。
三、结论
如上所述，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有代表性人物的利益与政治观已有所研究，为了从宏观上把握先哲们的思想，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在总体上予以把握：
第一，从发展脉络上看，中国的先哲们对于利益与政治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根主线，即人性论。不论是在先秦时期还是在汉代和宋代，不论政治思想家还是政治实践家，不论其观点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莫不是从探讨人性问题出发来研究利益与政治的。各个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对调控利益与政治的关系的思想和方法也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以人性论为基础，从注重人性出发，研究利益与政治，这是无疑的。而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人性的研究，也不注意或不尊重人性。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一些政治统治的达观者，在政治上调控利益关系时，特别注意适应人性，利用人性，并且注重发挥政治优势来教化人性。这些，虽然未必能达到当时政治统治利益需要的目的，但是，他们对于人性的一些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第二，在利益与政治的起源上，不管认识的程度是高是低，中国的先哲们已经从人的生存与发展来研究利益与政治，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人的需要产生利益，而利益是政治的根源和归宿，政治的任务和目的在于调控好利益关系和利益秩序。并且，对于利益效用与政治效应的关系、利益秩序与政治控制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