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快8点，张耀祠带人立即出发。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张耀祠都很熟悉。他和武健华等人先到颐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所，进了他的办公室。这位联络员在江青的庇护下，没有回辽宁，待在北京窥探局势。毛远新正在看电视，见到这些“不速之客”，又不像平日那样恭敬，知道有些不妙，马上关了电视，立即站了起来。
张耀祠当即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代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
宣布后，毛远新并不服气，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并拒不交出钥匙和手枪，警卫局的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的住所离毛远新的住所很近，张耀祠和武健华8点半钟来到她的住所。
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张耀祠对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钥匙交出来。”
由于对江青极大的愤恨，张耀祠临时加上了“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等语。
江青自然不肯就范。她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外界传说的在地上打滚。
张耀祠宣布完，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条贴好，交给张耀祠。这时武健华上前领着江青出来。江青平时用的小车和一直跟着她的司机在外面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车后，车子开动，把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全部过程很顺利，也很简单，没有某些书里夸张地说给她戴手铐，别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等事情发生。
逮捕“四人帮”党羽的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华国锋曾秘密召见卫戍区司令吴忠，向他传达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吴忠站起身来，用标准的军人口吻对华国锋说：“请中央放心，卫戍区部队绝对可靠，绝对听从党中央、华总理指挥。至于我个人，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了几年了，早就该把这块臭狗屎从中央扔出去了。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吴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叶剑英也对吴忠的态度和立场非常关注。早在华国锋与吴忠谈话之前，叶剑英就利用吴忠到自己的住地检查警卫工作的机会，主动与吴忠交谈，试探吴忠对“四人帮”的态度，并话里有话地嘱咐吴忠，一定要保持警惕，控制好部队。
吴忠当时对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计划还不知晓，因此没有完全领会叶剑英的意思，但向叶剑英保证：卫戍区部队将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挥，绝不会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
9月底，叶剑英又专门交代时任海军政委的苏振华，利用国庆节的假日，约吴忠到密云水库去“玩玩”。
国庆节那天，苏振华向吴忠郑重说明来意，然后提出3个问题：第一，你对“四人帮”怎么看？第二，如果中央准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你持什么态度？第三，如果需要动用卫戍区部队，你能不能保证部队绝对服从华总理和叶帅的指挥？
吴忠庄重地请苏振华转告叶帅：他和卫戍区的全体官兵绝对拥护中央的决策，绝对听从华总理、叶帅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卫戍区部队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坚决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他说：“苏政委，请你转告叶帅，只要我吴忠在，除了来自华总理和叶帅这个渠道的命令，任何人都休想动卫戍区一兵一卒！”
“好！”苏振华异常激动地站了起来，端起酒杯，说：“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叶帅也放心了。你这个卫戍区司令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敬你这杯，希望你不辱使命！”吴忠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行动的那一天，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吴忠家里传达华国锋的指示，要卫戍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负责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控制要害部门和重要目标，确保中央的安全和首都的局势稳定。
吴忠迅速做出了部署，但向吴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华总理向陈司令打过招呼吗？”
“没有。”吴德说。吴忠指的“陈司令”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
“为什么？”吴忠有些着急，说：“中央有过明确规定，动用卫戍区部队必须经过军委的批准。陈司令主持军委工作，没有他的同意，部队的调动由于手续不全会受到很大限制。”
吴德想了一下，两眼直视吴忠，问：“没有陈锡联的批准，你真的调不动卫戍区部队？”
“是的。”吴忠回答，“这不是怕承担责任的问题，而是中央做出的严格规定。没有陈司令的批准，我只有权调动极少数人员，根本无法承担这样艰巨的任务。吴书记，你是卫戍区第一政委，这个规定你是知道的。”
吴德低头沉思片刻，说：“我马上去找华总理谈这个问题，你待在家中一步不要离开，等候我传达华总理的命令！”
吴德离开吴忠家后，找到华国锋报告了吴忠的要求。华国锋说：“这好办，你去陈锡联家，把我们的决心向他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请他授权动用卫戍区部队。”
吴德到了陈锡联家里，开门见山，详细说明了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行动方案。陈锡联听后当即表示：“请转告华总理，第一，我坚决拥护；第二，需要我做什么，只要打个招呼，我一切照办！”
“现在就有一件事情，请陈司令批准。”吴德把来意说出后，陈锡联毫不犹豫地说：“原来如此，你大可不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吴忠就住在我对面，我叫他来当面交代任务，岂不更直接！”陈锡联说着，就打电话给吴忠，要吴忠立即到他家来受领任务。陈锡联授权吴忠，要他按华总理和吴德的指示，动用卫戍区部队执行任务。并说：在紧急情况下，你有权采取行动，然后补报批准手续。
6日下午，吴忠和吴德、杨俊生最后确定了执行任务的具体部队和带队干部，并商定，在中央警卫团逮捕王、张、江、姚4人后，马上以召开市委常委会的名义，逮捕“四人帮”在北京的党羽迟群、谢静宜，同时由卫戍区派人逮捕“四人帮”的另一个爪牙金祖敏。
8点半以后，很快传来“四人帮”就擒的消息。卫戍区立即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和谢静宜，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逮捕了金祖敏。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参见《百战将星——吴忠》、张耀祠、邬吉成、武健华等回忆此段历史文章）
耿飚再次担当重任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去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耿飚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的。耿飚与叶剑英结交是在抗战结束以后，国共停战谈判时，叶剑英是军调部的中共代表，而耿飚则担任中共方面的交通处处长、副总参谋长，这样耿飚就成了叶剑英的部下。国共谈判破裂后，耿飚出任中共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建国后出任将军大使，1971年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把耿飚找到自己住处，一到便谈起“四人帮”的事。耿飚已经知道了一点情况，也知道华、叶要把“四人帮”搞掉。他又是个直性子人，开口便问：“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笑了，说：“看，我还没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
耿飚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华国锋转而严肃起来：“那好吧，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
耿飚点了点头。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华国锋就亲自打来电话，叫他火速赶往中南海怀仁堂。耿飚放下电话就乘车往怀仁堂赶。大约晚9点才到。他走进怀仁堂，一看，除了华国锋外，叶剑英也在，便问：“解决了吗？”
叶帅点了点头：“已经解决了。”
耿飚顿感轻松，脸上绽出笑容：“太好了！”
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你现在的任务是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
叶剑英伸手指了一下耿飚，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
耿飚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
华国锋说：“我这里没有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起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华国锋俯下身在桌子上写了张纸条，递给耿飚，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耿飚扫了一眼纸条，只见上面写着“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
时间紧迫，华国锋和叶剑英布置完这件事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耿飚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问邱卫高：
“你带武器没有？”
邱卫高说：“我不知道什么事，没有带。”
耿飚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
邱卫高答应了一声就出去了，工夫不大，他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给了耿飚一支，两人都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行吗？”
耿飚反问他：“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邱卫高回答：“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
“这个营属于哪个团？”
“三团。”
“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
邱卫高应声去打电话，立即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耿飚看了一下表，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俩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车上，他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另外两人都同意。
快10点了，他们3人赶到了电台大楼。王团长一下车就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一切行动听从耿部长的指挥。耿飚就势说：“现在中央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
这些干部都是忠于职守的，一听竟有这样的事，情绪都很高涨。耿飚亲自从士兵中挑选了20个人，10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耿飚带着另外10人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值班，耿飚认识他，他们一起在延安抗大学习过。
“文革”开始后，邓岗也被打成走资派，下到干校，正好又与耿飚在一起。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恩来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当耿飚走进办公室时，邓岗吃惊地站起来：“耿部长，你……”
耿飚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邓岗。邓岗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耿飚，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耿飚向他解释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邓岗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耿飚说：“那好，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
邓岗照办，把该叫的人都叫来了。耿飚在门口增加了两名警卫，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对他们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吗？”
屋里的人知道肯定出了大事，都忙不迭地说：“明白，明白。”
就这样过了三天。耿飚一看外面的形势还没明朗，又宣布再加两天。到了第六天，耿飚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时，他对他们说：“这几天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
这些党委委员们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耿飚和电台的同志一起住了十多天。这些日子里，他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之所以如此保密，因为按叶剑英的计划是两个月后再公布，但后来有个英国记者揭开了这层迷雾，全世界都知道了，谁也保不住密了。（据《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人组”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7日早晨，北京平静如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夜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情。
而在上海，似乎有更多的人已经两天寝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