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那天，毛泽东一觉醒来，想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些什么，但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明白。
江青为什么要急于保管、整理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呢？江青有块心病，一直隐隐作痛。
一颗震动世界的心脏停止跳动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照十二属相，辰属龙，故曰龙年。
这一年，中国人民的确遭遇了“龙卷风”一般的灾难。
自1月8日周恩来总理离世而去，这个世界就再没有安宁过。
4月5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为了抗议“四人帮”一伙对周恩来的不公，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那里顿时成了花圈和诗词的海洋，也留下了斑斑血迹……
7月1日，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张闻天含冤去世……
7月6日，向周恩来敬过最后一个军礼的“总司令”朱德元帅，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7月28日，天光闪动，大地轰隆，唐山顷刻间成了一片废墟……
这天深夜，在“游泳池”，窗玻璃同样“哗啦啦”、“哗啦啦”地震响。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毛泽东身旁的值班的警卫们呼地一下站起来，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围到毛泽东身旁，屋里的气氛也顿时紧张起来。有的喊：“快！主席的头！”卫士周福明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用身体挡住万一上面掉下什么东西。
“游泳池”的房屋部分是木质结构，再加上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已经陈旧不堪。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常委立即做出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202”。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原来的住处要安全得多。
但是要移动毛泽东也不是件易事。
毛泽东历来怕热，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进入夏季以后，毛泽东觉得炎热难耐。后来张玉凤想了个办法，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毛泽东抬起，自己赶紧去换下面铺着的凉席。
谁知毛泽东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来得及换，毛泽东就昏了过去。原来肺心病最忌讳动，这次搞得很紧张，惊动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华国锋。后来大家想出了“换床”的办法，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新做的木床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类似医院用的“治疗床”，床板可以上下升摇，床的四腿还带有轱辘，能原地360°打转。这样一来，要换床的时候，先把要换上去的褥子、凉席一层层地铺好，接着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再把两张床相并，由卫士们将毛泽东躺着的床单轻轻地拽到要换的床上。尽管每次大家忙得一头汗，但都为换床成功而高兴。但华国锋还是嘱咐：“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我们到场。没有小周在，没有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床谁也不能换。”
唐山大地震以后的几个小时，警卫中队的战士们用担架把主席抬到“202”。
当时毛泽东服了安眠药睡下了，抬他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晓。
等他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天花板，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他要求回到老地方去。
华国锋到毛泽东跟前解释：“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毛泽东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讲：“等地震平静下去，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唐山地震逐渐趋于平静。毛泽东关注着每天送来的震情报告。听着伤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他损失难以估量时，毛泽东落泪了。8月4日，他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达他对灾区人民的惦念之情。
可是唐山仍有余震，毛泽东要回到他自己住惯的旧居的愿望再也没有实现。
在毛泽东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周福明送。可现在毛泽东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精心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毛泽东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隔段时间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点。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镇，具体指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子。前几天清醒的时候，他举着书，直到手抖个不停。
从他嘴唇发紫、大汗淋淋的样子，都知道他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个从不屈服的人，仍保持着他的风格：他一句也不喊；一声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
直到临终前，毛泽东的头脑仍很清楚，思路清晰。
9月8日那天，毛泽东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跑到值班室找卫士来。周福明闻讯赶到，侧着身子，仔细地辨别毛泽东喉咙里发出的微弱声音，可还是听不清。周福明急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毛泽东艰难地握住铅笔，在周福明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力气，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卫士们立刻意识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周福明轻声问。
毛泽东微微地点点头。
三木即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毛泽东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毛泽东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毛泽东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和医生都在现场守候着。
毛泽东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显示毛泽东的心脏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速对毛泽东实行抢救。先是人工呼吸，而后是打强心针……
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毛泽东那颗曾经震动过世界的心脏，那颗坚强而博大的心脏，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向一个遥远的地方消逝……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两位人类巨星相继去世后，关于他们的话题越来越多。连美国《时代》周刊也载文说：
假如中国今天好像正在走第二步，或者也许甚至第三步，那么功劳首先应该归于周恩来。不可避免地，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会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称之为“周恩来时代”。
这样说，也是天公地道的。
是的，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他们都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浪漫如虹的毛泽东和缜密如丝的周恩来，天才舵手的毛泽东和宰相风度的周恩来，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们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两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影响与魅力和中国同在。
华国锋浮出历史
1976年，旧历龙年，这一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饱受了失去3位共和国领袖的巨大痛苦，也欣喜地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痛快，可以说，这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是历史巨变的一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溘然长逝。一个多小时之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全部赶到中南海“游泳池”被称为“202”的会客厅。
会议接近尾声时，中途退出借口回去为主席净身穿衣的江青披头散发地奔了进来。她一进门就声嘶力竭地喊起来：“要追查，一定要追查！”
政治局委员们被这突然的叫声惊呆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江青要追查什么事。江青不顾一切地仍在又嚎又叫：“主席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那张死亡报告是假的！这是有人搞阴谋、搞暗害，主席死得不明不白呀！这事一定要查清！”
在场的人们顿时明白了，江青为何而闹。特别是汪东兴显得很激动，他从椅子上呼地站起来，伸手一指，大声说：“你，你讲这话有什么根据？”
江青依然是平时的傲慢：“我当然有根据，我刚才发现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胸前还有一块黑斑，不信你们可以去看！”她扫了一眼在座的人，一甩头：
“都去看嘛！”
汪东兴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直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和保卫，政治局成员中只有他能随便出入“游泳池”，随时接近毛泽东；只有他最了解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也只有他在毛泽东病危时一直守候在身边。江青的这些话一出口显然是对着他的，如果这其中有什么闪失，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也是罪孽深重的。闻听此言，他岂能不急？再说，他坚信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的。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
汪东兴知道任凭自己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其他人也和他一样，都把目光转向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国的许多事件中，需要权威的裁定，而多数情况下职务决定权威。
华国锋似乎觉得这不是一句话能裁定的，有几分钟没有说话，他要看看事实。他缓缓起身，走进停放毛泽东遗体的内室，不一会儿，他走了回来，用他一贯沉稳的声音说：“我刚才仔细看过了，也问了医生同志，主席的死亡报告是准确的，你讲的那些情况，和主席的死因没有关系。”
江青顿时急了：“什么，没有关系？那主席为什么脸上发青？嘴发紫？身上有血痕？”
华国锋对江青的态度很不满意，于是提高声音说：“这是遗体的正常变化，这一点全部在场的医生都可以证明。如果真有甚差错，由我负责好了。”
汪东兴松了一口气，可江青不服气，还要争辩，被张春桥摆手制止：“算了算了，现在大家都很难过，也很紧张，你就不要再为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纠缠不休了，要相信中央，相信医疗小组的同志。”
在座的委员们也都点头称是。
关于华国锋，他的发展历程是这样的：
华国锋是1952年春天来到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主持县委工作的，这个任职对于他的以后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只有初中文化，17岁参加革命而且有了17年的农村工作经验的华国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领地委办公室秘书，到农村调查研究，并亲手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3篇文章。文章在指导思想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向，同时又散发着湘潭的泥土气息和亲情，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与关注。华国锋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毛泽东记住的人一般都不会再忘掉，不管是与他有恩或有仇。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的介绍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个老实人。”还开了句玩笑：“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七届六中全会后，华国锋调到湖南省委担任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
毛泽东亲自选编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入了湖南6篇典型材料，其中5篇选自华国锋任职的湘潭地区，其中3篇由毛泽东亲自写了重要按语。
1959年是国内外风云激荡的一年。6月下旬，毛泽东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湖南长沙。他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做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在毛泽东父母遗像前，毛泽东百感交集含着热泪对一直陪伴他的华国锋动情地说：“他们不应该死的。如果他们在今天得这样的病，他们不会死的。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他们尽管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毛泽东的父亲毛舜生52岁死于伤寒，母亲文氏52岁时死于肺结核。
是夜，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回韶山》。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问题”涉及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张平化接任周小舟的同时，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到湖南，都要把华国锋召到身边，听取他的汇报，给予指导和培养。毛泽东是否那时就选定了华国锋不得而知，但多次说华是讲老实话的人。
毛泽东在北京亲自总结表彰并树立了“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华国锋则在湖南亲自总结推广了岳阳县毛田区“可贵的革命干劲”，把毛田区搞成了全国仅次于大寨的农业典型。后来毛泽东乘车途经岳阳，对前来迎候的华国锋说，他想去毛田看看。从岳阳去毛田，近100公里，还有几十公里不能坐汽车，华国锋十分遗憾地说明了这一情况，毛泽东风趣地说：“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后来还是被身边的工作人员劝阻。
1965年，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亲自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了全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6800亩。1966年10月，华国锋离开长沙，到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长。
1967年7月21日，华国锋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上京参加由中央文革组织的湖南两派“谈判”。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1日，华国锋出席党的“九大”，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是自“文革”经过砸烂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新省委。因此，华国锋是“文革”期间中央任命的第一名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对4年里领导欧阳海灌区全面竣工的华国锋十分赞赏，在湖南视察时，特别向华国锋讲起了灌区拦腰截断的春陵江的典故。毛泽东说：“相传，春陵是古代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春陵江。”
1971年，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可以说是党政军大权都有。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斯诺时，专门谈到华国锋：“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的人。”
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他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49岁的华国锋因此引起了国外的较多注意。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8月2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到长沙后的一周内，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尖锐地谈到了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而这一星期内，华国锋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