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众多的革命领袖和将领，而让他特别钟情且倾注了较多笔墨的就是“矮个子的东方巨人”，或曰“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
毛远新回到主席身边，把邓小平的不认账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毛泽东大为不快。
小平出山
1984年3月，一位外国老人在夫人的陪同下，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线走了一遭，尽管已经不像当年步行或骑马那样艰苦，而是乘坐吉普车或小客车，但他们依然体验了其中的困苦和艰难。一年之后，这位老人写出了一本让中国人再次激动的书：《长征》。这位老人是个美国老记者，他的名字叫索尔兹伯里，因为这本书，他的名字为中国人所知。他的结论是：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众多的革命领袖和将领，而让他特别钟情且倾注了较多笔墨的就是体现上述精神的“矮个子的东方巨人”，或曰“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
索尔兹伯里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描写道：
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邓小平，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是如何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呢？
“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成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并被剥夺了自由。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和继母夏伯根被“疏散”到江西，不久又被送到新建县，住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座两层红砖小楼里，并被警卫严密看守着，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
不久，在邓小平夫妇的一再申请下，他们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他们每天上午劳动半天，邓小平做钳工，卓琳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尽管每天上下班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被命令不许乱说乱动，而且刚开始工人们也邓小平和卓琳1939年摄于太行山根据地。是年他们在延安结婚。
对这个“大走资派”存有疑虑，但对他们来说，毕竟是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得到的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共同的劳动生活，使工人们不但消除了对这个“大走资派”的心理距离，而且与邓小平夫妇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经常在工作、生活上帮助邓小平夫妇。
多年的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使邓小平养成了每天必看报、看文件的习惯，即使被“打倒”了，思想上那份关心国家命运的情结是无法割舍的。
文件是看不到了，但报纸总可以找到。劳动之余，读书看报便是邓小平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离开北京前，经过批准，邓小平带来了他的几乎全部的藏书。过去因为工作忙，没有机会集中读书的时间现在被找了回来。他每天读书到深夜，不但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其他许多书籍。有时放下书，他就联想起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从中获益不浅。
在江西，劳动和读书使邓小平生活十分充实。同时邓小平也能够接触下层群众，了解当时基层的社会状况及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深夜，他常常为“文革”所造成的损害和国家的命运担忧。虽然身处逆境，邓小平仍十分乐观、豁达，他相信目前的曲折只是暂时的，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他坚持锻炼身体，并随时准备重返战斗岗位。
1971年林彪事件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对陈伯达、林彪事件的处理，谈到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在信的最后，他写道：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通过读书，收益很大。
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给了毛泽东。这年秋天，被赶到江西东乡红星垦殖场的王震回到北京。他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竭力建议毛泽东尽快起用邓小平。毛泽东看了信，又听了王震的汇报，迅速作了重要批示，批示中说：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过去。
这是有意让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号。
其实，从历史上说，毛泽东对邓小平总的印象一直较好，只是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批评他不听话等。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全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就坚决反对，他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有区别，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在接见陈毅的夫人张茜时，不仅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好同志，而且表示，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并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看得出，毛泽东原来物色的接班人林彪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且已自取灭亡；而邓小平工作能力强，才华出众，并且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加之此时周恩来身体不好，大量的政府工作也迫切需要有得力的人协助处理。考虑到各方面情况，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和卓琳被流放到江西。此照是邓小平夫妇和邓的秘书王瑞林摄于流放住所的院子里。
周恩来很能理解毛泽东的用意，明白毛泽东批示的深刻内容。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生活，为一批老干部平反。周恩来一面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中央政治局讨论，一面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原来的公务员和秘书立即到江西邓小平身边，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日常生活。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北京。2月20日，在江西度过了3年多时光后，邓小平携全家返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参加会见、作陪，这是邓自1966年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公开亮相。
当年出席过这次宴会，14年后写出《邓小平》一书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本书的开头描写了他的所见与所思：
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而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他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务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按照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文章。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不好，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
当宴会上第七、第八道菜的时候，一般主人都会登上讲台，而且祝酒词中总少不了一句批评苏联的话，当讲完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但是4月12日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自己的国家传递一件重要消息：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火急的新闻，记者的任务就是在第一时间发回报道。
8月，在中共十大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开始协助周恩来处理繁重的内政和外交事务。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问题，为给邓小平以重任铺垫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了。”他转而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并指着邓小平对与会者说：“我和剑英同志请他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选邓小平这个将，恩来赞成，剑英赞成，我也赞成。”
就这样，被停职了七八年的邓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
谁去联大？“四人帮”再设障碍
邓小平的回归，最切齿痛恨的是“四人帮”。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如今王洪文作为实际上的第一副主席，已经有了接班人的名分，前程大有可为；另外几个人，张春桥已经进入常委，江青、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短时间内这种格局不会变化，没有多少升迁的余地。而政府班子则不同，总理周恩来重病缠身，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需长期住院，因此第一副总理之职就尤其显得重要。本来，张春桥很有把握地估计：此职非己莫属，而且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邓小平复出，一下子挡住了张春桥的理想之路，心中大为不快。
他们几个一商量，决心继续借“批林批孔”暗指周公，扳倒邓小平最大的“靠山”，迫使邓小平下台或倒向他们一边。
1974年元旦过后，江青等人开始了“批林批孔”的大肆活动。1月24、25日两天，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先后召开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出席并主持了25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大会，但他是直到当天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
在至少有1万人参加的“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以攻击周恩来的“埋头于小事”，宣扬“埋头于小事就要变修”的谬论。
会上，江青、姚文元不断插话，说“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迟群等人还声称，“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揭批“走后门”，“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背叛”。
当时担任中联部部长的耿飚回忆，“一·二五”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被江青抓住，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无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恩来的这番话，其实也是他内心对自己的要求。耿飚听后豁然开朗。
3月中旬，围绕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两边争斗十分激烈。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是各方面所瞩目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3月20日，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后提议：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重，并想把事情办得更策略些。
1974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同一天，毛泽东在答复江青的求见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并一再告诫江青要谨慎，不可锋芒毕露，过分得罪人。毛泽东也知道江青得势是在仰仗他的存在，他百年之后，江青命运不堪设想，毛泽东在信中说：“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为反感，又失望。
3月24日，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重写的报告，立刻表示赞成。同日，毛泽东也圈阅同意这一报告，江青却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