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中央文革”里面的几个年轻一点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不把陈伯达当回事。
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叶群等人连忙钻进汽车往回跑，一种不祥的预兆像雨一样飘落。
为避江青，陈伯达不愿就任“中央文革”组长
细心的记者肯定发现，在毛家湾这个武装集团中常常有一位文人光顾。他就是叶群亲切地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是康、江、张、姚等人中的领头羊，怎么会迷途闯进了毛家湾的羊圈里了？
事情有一个过程。
据叶永烈所著《陈伯达传》记载，陈伯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1966年7月9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7月9日这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登出两条电讯加以报道，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这两条电讯。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这倒不是因为江青有什么学问或能力，而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陈伯达想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通过她，让这种好印象传到毛泽东那里。同时，在“文革”之初，江青这个刚刚扯起大旗的“旗手”也有求于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作为“理论家”还挺有权威性，江青需要向他“学习”，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露面时，陈伯达身边总坐着江青，江青“谦虚”地为他那难懂的福建话当翻译。当陈伯达发明了所谓“刘邓路线”，起草了《**********》，炮制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后，江青就极力吹捧他，说陈夫子“点子多”。
而在那篇《纪要》的润色和出笼，陈伯达又为江青帮了忙。后来，陈伯达以为自己的权威已经震慑了江青，也以为江青对他推心置腹了。所以有时也要以“组长”的身份说话。那是1966年7月26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到北京大学。江青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了许多与“文化大革命”无关的琐事，特别一提起自己过去如何“受压”，就激动起来，甚至挥泪不止。正是大热天，陈伯达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近江青，轻轻地碰碰她的肩头，低声说：“我想你现在应该停下来。”江青圆睁双眼，吃惊而生气地盯着陈伯达，然后继续说下去。
陈伯达碰了一鼻子灰，并不以为然，他知道江青性格如此，所以在轮到他讲话时，照样吹捧了一番江青。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她是打头阵的”，等等。
可是江青并不领情，以后越发不把陈伯达当一回事了，事事自己说了算。陈伯达的组长职务形同虚设。初期时常参加会议的刘志坚曾回忆说：不管原定是几时开会，如江青不到场，陈伯达是不轻易宣布开会的。江青一到，会议立即开始。陈伯达仅仅说出“开会”两字，接着滔滔不绝讲话的就是江青。所以，江青实际上是“中央文革”的核心人物。
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中央文革”里面的几个年轻一点的成员也如法炮制，不把陈伯达当回事，顶撞、话里带刺的事常有发生。时间一长，陈伯达的情绪大受影响，有时他就采取怠工的方式应付。当时江青、康生常常借看电影的名义开会。陈伯达不想参加，就告诉秘书：“回答他们，就说我刚吃了安眠药，不能参加。”陈伯达不来，江青、康生当然不满意，就冲他吼：“你又不想干了？”
陈伯达发牢骚说，这就像三娘教子，提着你的耳朵说：干不干？不干不行！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以后，他曾经“很紧张，想自杀”。他对王力说：“我查了书，拉法格（巴黎公社领导人，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后来，经过周恩来和他谈了几小时话，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陈伯达对于江青的越权，“少壮派”的无礼，很少表示非议。在旁人看来，陈伯达只要在名义上主持“中央文革”工作，在社会上仍是“中央文革”组长，就什么都能忍下去。他不愿与江青分庭抗礼，只求相安无事。所以对江青总是迁就、奉迎，甚至助纣为虐。他想用这种办法，化解与江青的矛盾。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帮助江青“收材料”。
那是1968年2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忽然说：“上海有人给我来信，说社会上有流传的油印材料，是关于我的。大家讨论讨论吧，看怎么办？”
平时讷讷不善言辞的陈伯达，突然说话利索起来：“收回来。”
江青认为只收回材料还不解气，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材料肯定是从上海公安局传出来的，他们那里有。他们多少年来就在整我们的黑材料。他们是资产阶级专政机关，专门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还有革命良心吗？”
既然江青有如此要求，陈伯达马上顺从：“把那些与材料有关的人，带来北京，我们要派专人去。”
有人提议吴法宪去。吴法宪还谦虚了一番：“不行不行。春桥同志在上海，他不会听我的。”
陈伯达还挺有办法：“我们给你写一张‘授权书’。有这个‘圣旨’差不多了。”他边说边在一张纸上写了：“现授权吴法宪同志前往上海，全权处理有关江青同志黑材料一事，请予支持。”他让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成员都签了名。
吴法宪带着“授权书”到了上海，在张春桥密切配合下，逮捕了上海市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王赤坡、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等26人，分别押送到北京，关进监狱。4天以后，吴法宪又飞到杭州，执行了同样的任务，逮捕了浙江公安厅负责人，并到北京卫戍区关押。陈伯达帮助江青掩盖自己和亲属的历史污迹，还卖力地为其加官晋级。凭着他与叶群的“师生之谊”，有一次他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对她说：“前些天，我在三○一医院看病，江青同志去看我。她让我对你讲……她自己不好讲，不好对林彪同志讲，她求你跟林彪同志讲一讲。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不能参加中央军委会，很不方便。她还讲，她在军队没有职务，对军内的文化革命问题不好讲话。”
叶群被“老夫子”这一大堆转折词弄糊涂了：“她的意思是……”
“她的意思是列席中央军委会，很想在军队中有个职务。”
叶群狡猾得很：“你是中央文革组长，又是中央常委，你替她说么。”
“这样的事情，我在主席那里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我讲了，主席很快就会发现我是受江青之托，那样主席也会为难。江青同志的意思……最好请林彪同志讲。”
叶群答应下来：“那好，我代表林彪同志把这事包了。”
果然时隔不久，江青收到一份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委托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陈伯达对江青的一番诚意，只是缓和了一下他与江青的关系。
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登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后，“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与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5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4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后来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江青对陈伯达动不动板面孔，陈伯达一般都忍着。可是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有时他也会报复一下。
那是1966年底的一次通气会。会上谈到了社会秩序的一片混乱，打砸抢盛行，党组织基本上瘫痪，学校没人管，工厂也停了产。很少出席会议的毛泽东也为此皱起了眉头。他主张：“学生老是这样闯，谁的话也不听了，派军队干部去训练学生吧。实行军训，加强纪律性。”
与会者都在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是至高无上的，何况大部分人对社会的混乱担忧，希望毛泽东发句有利于安定的话。可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我有意见，你们总不让我民主，不让我说话！”
是江青。也唯有她敢在这种场合跳出来。她盯住一件事，那就是“揪贺龙”。
“现在不讨论此事。”毛泽东淡淡地说。
“毛主席！”江青站起来，半是发嗲，半是发疯，她大声冲着毛泽东叫道：
“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就要造你的反了！”
毛泽东不做声，低头看文件。他希望以沉默平息江青的激动。可是在旁边的直率的谭震林憋不住了，他怒视江青：“你这是干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讨论国家大事的庄严会议上，你有什么权利胡闹？”
谭震林气得怒发冲冠。坐下时，嘴里还在嘟囔：“什么东西！”
他的声音震得会场静无声息，空气异常紧张。因为人们都了解江青的性格，她是不服人的，特别是在公众场合。果然，在静寂中，只听见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毛泽东也极不愉快，说了一句：“散会！”自己先自离开会场。
大部分人迅速离开会场，怕再引起波澜，把自己卷进去。可陈伯达却一副乐在心中的姿态，他慢悠悠地走到江青面前，望望在那里抽泣的泼妇，不冷不热地说：“太悲要伤心的，制怒，制悲。”顺势又开导起江青，“你今天也太过分了一点。我都替你感到难堪。这是开会，不是在家里。”
他说得不紧不慢，有板有眼，颇有些得意。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江青呼地跳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军装的衣领子，用力一拽，把他的领章给揪了下来，嘴里大喊大叫：“你不配穿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我把你的领章，还有帽徽撕掉！你知道军帽上的红五星象征什么吗？嗯？”
毫无准备的陈伯达一下陷入被动，只顾解释起来：“又不是我自己要穿军装的！”
他反被江青训了一顿：“你这个窝囊废，我瞧不起你！”
江青骂够了，哭丧着脸走了。快到门口处，还回过头来重复了一句：“我就是瞧不起你！”
陈伯达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发现没有人理他，与会者不少人是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走出大门的，而他身边空无一人，只有一股股寒气从门外袭来……（参考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周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人民出版社）
从起草“九大”报告开始走下坡路，陈伯达就此倒向林彪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隔离前后，陈伯达就从种种迹象中预感到自己已经开始在政治顶峰上走下坡路了。
王力、关锋被隔离后，虽然一有机会陈伯达就要表白，力图撇清自己，可他总不能抹杀事实上的联系。再加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江青不断的训斥，使他的日子不好过。
而他最大的输棋要数前文提到的，由争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要由林彪出面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开始由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姚早已不和，也不希望三人平分这份荣誉，不愿和他俩合作，而他俩也想看陈写砸。陈伯达想写得非常严密，别人插不进东西。而他定的主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心思想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他把提纲和已经写好的三部分拿出来讨论。在讨论中，张春桥、姚文元攻击此稿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
陈伯达便直接找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看了他的初稿，谈了许多重要意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稿中的“刘邓路线”一词，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中不要提他。”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于是，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声音”的罪名，还召开了斗争会。这让局外人很难理解：当时的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竟然能开他的斗争会！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她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将抓紧完成的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有毛泽东“退伯达同志。毛泽东”的字样。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来了。这在以往多年的与毛泽东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作为党内的“大秀才”、“马列主义理论家”，陈伯达自觉威风扫地。但毛泽东并没一下抛弃他，仍将他安排在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交椅上。可陈伯达的情绪一落千丈。他对人说：“我虽然是政治局常委，却像大观园里的林黛玉，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
他畏惧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名义上居他之下的“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
不过经过这一番争斗，陈伯达算是跟江青以及张、姚闹翻了，破裂了。
对党史有所研究的人大都认为：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而总是依附于别人。他所擅长的，是手中的那支笔，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陈伯达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而作为“武将”头目的林彪，对陈伯达的文才一直很欣赏。他要他的秘书学习陈伯达写文章的方法。他在制订文件、撰写文章方面有了困难，也要请教陈伯达，陈伯达也总是乐于相助。1967年，拟成“军委八条”以后，叶群以为上面没有谈路线，怕别人挑刺，就打电话和陈伯达商量。他建议在命令开头加一句“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林彪、叶群愉快地接受了。叶群当场赞扬说：“真不愧是老夫子！”1967年7月，由林彪授意，出思想，组织人帮助林立果起草了一篇文章，叶群请陈伯达等人修改，然后在《解放军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发表，正文用四号楷字，同时还配有一篇评论《推荐一篇好文章》。陈伯达为林立果捞取政治资本效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