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韩之争”中，丁龙根（疑为多人合用之名）曾对沈浩波说过这样一句话：“可别忘了伊沙的恩情，下次搞他的时候可别忘了‘今天’。”意味深长之外也让我们看到，“诗江湖”的性情、庞杂和无所顾忌的勇敢气息。而如此的争论循环往复必将导致的是下一次的短兵相接。比如2006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三届“或者诗会”上，于坚和伊沙在会下针对“现代化”问题就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无边无际的辩论。
同样的，这样的争论迅速化解了看似团结的群体。“诗江湖”在后来几年中逐渐分化成几个不同的小型团队。盛兴、轩辕轼轲渐渐淡出，朵渔自成一体，尹丽川、巫昂退隐江湖。而新锐如方闲海、西风野渡、金轲、而戈的“小四人帮”（伊沙语）的团队和伊沙、徐江等老牌“诗江湖”诗人渐渐水火不容，互相攻讦。直到后来的鹿特丹事件、于坚伊沙断交。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终于导致了“诗江湖”逐渐瓦解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从诗歌走向的角度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民间立场的再一次分裂，它让诗人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它对未来诗歌形态和生态的影响，不可忽视。
其中，真正有诗学价值和分量的一次争论，当属2004年发生在橡皮先锋文学网站的“韩杨之争”。双方围绕着竖的一首诗歌《妈妈和妓女》就自己的诗学理念进行了理性认真的探讨，其丰富性不亚于一篇严肃的诗学论文。这是一次难得的诗学讨论，由此引发的外围讨论就不在这里一一展现了。让人遗憾的是，这样公开、即时、富有建设性的高水平诗学讨论，在过去的十年中，并不多见。
可以与之媲美的，大概要算2007年陈仲义在诗生活发起的“论好诗的‘四动’标准”的讨论。得一望二、木朵、何三坡、白鹤林、子梵梅等数十位诗人都撰文参与了这次关于诗歌标准的大讨论。
2010年，诗人吕叶在衡山召开了第二届衡山诗会。十年一晃，物是人非。
2006年，由南京何言宏、黄梵等人发起了一份“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其中包括“好诗榜”10位和“庸诗榜”10位，让人略感意外的是，当年的风云诗人赵丽华“梨花诗”并未入选。“好诗榜”的榜首诗人是翟永明，而“庸诗榜”
榜首诗人是孙文波及其作品《与沁园春无关》。孙文波当即称这是在恶搞诗歌，并表示“他们这是在借名人之名恶意炒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随即的2007年，荣登“庸诗榜”的诗人是伊沙及其作品《崆峒山小记》。南京师范大学博导何言宏称这一首“口水诗”，“比如诗的第一节‘上去时和下去时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明明是一句大白话，却非要分两行写。这已经突破了诗歌底线。”伊沙旋即撰文反驳，表示自己从来没想过在评论家中找知音，“他们懂什么，诗歌写得像对话，那是一种进步。”
有意思的是，在2007年的“庸诗榜”上，除伊沙外，徐江、春树和沈浩波等诗人也位列其中。相对2006年上榜的知识分子群落，第二年的榜单，明显带有某些说不出口的其他意味。换句话说，去年知识分子挨打了喊痛，今年该轮到你们民间写作受点苦了。这样的处理方式的确有不负责任的嫌疑，本来是一件娱乐性的事情做得一点也不娱乐，本来是可以充分表现幽默感的事情，却让人一点也看不到幽默。
如果要认真分析过去的十年诗歌历史，给它冠以榜单时代，或许并不是很过分的事情。从百晓生1998年拟出的《中国诗坛108将》开始，一个集体狂欢的时代已经降临到了我们身边。随之而来的各类模仿之作，排行、找座位的文章不一而足。通过媒体的包装、各类年终大事回顾，年度诗选的东西比比皆是。“庸诗榜”的出现，不过是在这些喧嚣之上，添加了可有可无的一笔墨汁。
同时期，“还乡团”这个名字，一时也曾闹得风生水响。2007年2月，14位诗人聚集哈尔滨，打出旗号“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并诞生了号称“中国诗人第一部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该公约共8条，披诸网络和报端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比如“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又比如第4条“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更是招来了诸多非议。
被《公约》定性为“坏蛋”的诗人沈浩波随后发表了《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直指发起人潘洗尘、老巢，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个人销声匿迹了很多年，开公司赚钱去了，赚了点钱，想带着银子杀回来，想靠钞票混进诗人的队伍”，并反称其为“还乡团”诗人。裹挟进这场争论的人数众多，无法尽数。
不过，这次争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早就可以从诗坛2005年后的流变中看到。商业和资本的介入导致诗歌刊物下半月刊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等等，在那几年纷纷把自己的下半月外包出去，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荣光启在《当下诗歌“下半月刊”现状》（2009年）的对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赞同他们为当代诗坛做了许多热心的事，但在感谢之余，也有疑问：
‘归来’的那些诗人，时隔多年之后，能否适应这个时代的诗歌意识？一些‘新归来者’由于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演进，对这个时代怀抱偏见，不先修正自己、给自己补课，而是试图以过去年代的诗歌理想来‘纠正’当下诗坛。
以这样的意识和意愿来做大量的与诗歌有关的工作，其效果最终是什么？”
这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置换地询问2008年汶川地震后引发的一轮诗歌浪潮。狂飙猛进或者委身资本，在我看来，还是源于个体对诗歌的要求、理解和期待不同，而在缺失标准的环境中，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心态，又必将造成新一轮的无休止的阐释、辩解和争论。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中坤国际诗歌奖、珠江国际诗歌节、青海湖诗歌节、华语传媒大奖、芳草大奖等等或商业或政府的大手笔运作，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资本和商业介入诗歌的力量，但正如荣光启的疑问那样，这股力量，能把中国诗歌朝什么方向推动呢？
西川在“2006年帕米尔诗歌之旅”的开幕式上是这样说的：“一种超越国家、种族和民族文化的藩篱直接诉诸人类心灵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与以经济利益为支点，谋求份额和霸权的市场全球化相平行还存在另外一种全球化。”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过去十年来民间诗歌刊物、诗歌活动以及各类年度选本的情况。
2005年以前，各大诗歌网站和论坛，基本都保持着网络之前自办民刊的习惯。虽然很多家网站也有线上的电子月刊，但以一年或者两年一本的速度出现的先锋文学刊物，依旧吸引了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眼球。我们为这样一份坚持和耐力记录下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诗参考》（北京，中岛）、《诗歌与人》（广东，黄礼孩）、《葵》（天津，徐江）、《自行车》（广西，非亚）、《或者》（湖北，小引）、《丑石》（福建，谢宜兴）、《终点》（四川，刘泽球）、《水沫》（湖北，吴幼明）、《翼》（北京，周瓒）、《存在》（四川，陶春）、《新诗》（海南，蒋浩）、《东北亚》（黑龙江，杨勇）、《阵地》
（河南，森子）、《不解》（安徽，余怒）、《北回归线》（杭州，梁晓明）、《非非主义》（四川，蒋蓝）……
其中大多数民刊都有着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历史。面对网络，基本上是原有的艺术倾向和艺术观点照搬上网络，在开设网站和论坛的同时，这些民刊的主编，进一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在丰富原有作者群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这段时间中，安徽的《诗歌月刊》以每年一期的形式，全方位为公众介绍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刊物的生存状态和艺术倾向，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同样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徐敬亚2004年创办的《特区文学》“十诗人（批评家）联席阅读”以及刘洁岷2005年在《江汉大学学报》上创办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两者一直延续至今，成果斐然。徐敬亚对此的评价是：“终止论争，埋头细读。”
新世纪十年来各类年度选本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以大包揽的形式在扫描当年的中国诗歌动态。从杨克的《中国新诗年鉴》和程光炜的《岁月的遗照》开始之后，至少有不下于十本诗歌年选在各大新华书店上架销售。长江文艺版、花城版、春风文艺版、漓江版、中国作协版、辽宁人民版都在争先恐后地企图占领图书市场。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同时出现在当年的不同选本中。这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人深思。
或许敬文东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诗歌》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最好的注释：“任何选本都是妥协的产物，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我们可以看到，老民刊的复出和年选的大量出现，是网络时代诗歌大跃进的必然现象。同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诗会产生的影响也不小。按照我们的划分，各种诗会包括诗歌评奖活动分民间、刊物媒体、官方三大块在齐头并进。比较有影响力且坚持多年的民间诗歌奖如柔刚诗歌奖（1992年设立，二十届）、刘丽安诗歌奖（1996年设立）、安高诗歌奖（1999年设立）、或者诗歌奖（2003年设立，五届）、《赶路》御鼎诗歌奖（2007年，两届）等等。媒体和刊物的诗会和奖项基本延续了新世纪之前的规模和趣味。从青春诗会到《十月》到《大家》
到《人民文学》、《诗刊》直到华语传媒（始于2003年），仍在继续切割、占据乃至影响着中国文学。
而官方的各类奖项依旧保持着腐朽、盲目的趣味和方式。小说、散文、诗歌，奖金及活动不少，各有侧重又内幕重重。
我们对中国先锋诗歌、小说以及网站的看法其实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网络时代的民间性、实验性和独立性。新世纪先锋文学的兴盛首先来自网络的自由发表，但与此同时，它从来就应该具备对官方的警惕，对体制的怀疑和对主流的傲慢。
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年，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未来和空间。从论坛时代到博客三年再到微博的即时，中国社会正在产生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如何把握先锋文学未来的走向，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从前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刊物从线下走到电子刊物，又从电子刊物重新回到纸质或者说并没有放弃纸质，虽然媒介产生了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却从未改变。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诗人是通过“地下”刊物相互呼应，这种方式产生的“今天”、“他们”、“第三代”等等诗歌流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意识。而在网络时代，快捷的交流方式，即时信息的同步传接、线上数据库的普遍建立，让民刊已经完全脱离了“地下”色彩。
从出版发行渠道我们就可以看到，手工油印的报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杨克《中国新诗年鉴》和蒋浩《新诗》这样以书代刊、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在正规出版社依旧无法开放的情况下，更进一步的探索将是民间刊物逐渐过渡到私人化的“独立出版”上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和成果。比如不是出版基金（周琦、锤子）、Sub Jam（颜峻）、黑哨诗歌出版计划（方闲海、而戈等）、坏蛋出版计划（张羞、小平）、小钨丝出版（张尹）等等。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行渠道的逐渐畅通，通过实体店代销、网上交易等手段，个人销售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可能。这也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先锋文学在传播和生存上的一个重要手段。“不是出版基金”的锤子说的一句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颇有意味：“一本严肃书籍发行量太大，就太不严肃了。”
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出版之外的领域。比如在新世纪十年里，诗人的交往方式由八十年代的书信、民刊转变成了更多的朗诵会以及各类诗歌奖项的设立。而我认为，就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可能性是将以诗歌节的形式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面前。过去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类诗歌节已经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官方、媒体和学校主办的有青海诗歌节、中国诗歌节、北大未名湖诗歌节、武大樱花诗会等，还有大量的民间诗歌节也在不断的运行和操办中，比如高黎贡诗歌节（云南）、珠江诗歌节（广州）、诗歌人间（深圳）、或者诗会（武汉）、三月三诗会（苏州）、帕米尔诗歌节（北京）等等。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些人。他们是在过去十年中相继离开人世的诗人和作家们。他们分别是：史铁生、刘宾雁、臧克家、张枣、杨春光、邵春光、梁健、余地、宇龙、马骅、江南篱笆、余虹、辛酉、马雁、小招、力虹、赵振江、周建岐。
其中，因病去世的诗人和作家分别是史铁生、刘宾雁、臧克家、张枣、杨春光、邵春光、梁健、江南篱笆、力虹、赵振江。
因其他原因离世的是马骅、宇龙、辛酉。其中诗人马骅是在云南支教的过程中，因车祸不幸遇难。而诗人宇龙则是在广州一次诗人聚会中，与歹徒搏斗时不幸遇难。
自杀身亡的诗人分别是余虹、余地、小招、马雁、周建岐。
愿逝者安息。愿活着的人，能够幸福。
2011.12.5
朵渔：新世纪十年，先锋诗歌内部发生了什么
朵渔/文
长期以来，先锋诗歌内部差不多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场域，外人难以置喙，内部热闹非凡。所谓“外人”，不仅包括那些对诗歌了无兴趣的贩夫走卒，甚至包括那些靠诗歌吃饭的教授们。在诗人们看来，这些看客其实是不在场的——他们不好玩，也不知道诗人们在玩些什么。诗人们到底在玩些什么？从一个微观的角度观察，在车水马龙的时代现场，诗人们就像天桥的艺人那样在撂场子卖艺。风格不同的江湖流派围成一个个圈子，赔钱赚吆喝。在这个奇特的文学景观地带，看客们貌似在看门道，内行却真真是在看热闹。
我参与这个现场差不多十年之久，在看热闹的同时，也时常有堕落为无聊看客的兴趣。敢拿“新世纪十年”这个大题目说事儿，的确需要点娱乐精神。
从现象上观察，新世纪十年是先锋诗歌代际分化最为频繁的十年。首先，在经历过1980年代的快意与灿烂之后，一些老“第三代”们纷纷进入沉闷的冬眠期。经过1990年代末那场秋雨绵绵中的纷争之后，他们又纷纷被激活。这一时期，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已进入自己写作的成熟期，但吊诡的是，这一代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命名被拖延了，直到70后诗人的出现，看客们才将一个蹩脚的命名强行楔入“第三代”和“70后”之间——“中间代”。随后，诗歌史的命名进入一个便宜的轨道：70后→80后→90后→00后……好像中文诗歌这只老母鸡正好十年就下一只蛋。70后还算是“红旗下的最后一只蛋”，在命名上尚有的可说，在此之后的某某后就有些偷懒和讨便宜之嫌了。但文学史的命名总是先入为主，没多少道理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