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码头香港立根
到达香港以后，杜月笙与钱新之等人一同暂居在九龙半岛饭店。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生活起来很不方便，真正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尤其是到香港不久，就传来了让他无比震惊的消息，日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公共租界，与爱国青年发生激烈冲突。租界巡捕、汉奸走狗与日本人狼狈为奸，大肆捕杀爱国人士，一时间上海滩凄风苦雨，人心惶惶。
身在香港，杜月笙十分担心家人和亲友弟兄的安危，自己就这样偷偷离开上海，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杜门”，除了三太太孙佩豪已经带着两个儿子维屏、维亲去英国留学，其他三房太太和几个小儿女仍然滞留上海。
杜月笙心急如焚，几经策划，终于在学生门人的护送下，将四太太姚玉兰及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等人接到了香港。而大太太沈月英深染毒瘾，憔悴异常，根本无法也不愿意出远门，一直到1938年底，沈月英重病难医，凄凉病逝，夫妻二人都不曾再见一面。至于二太太陈帼英，也想看看风声，暂时不走，这样一来，杜家的四房太太竟分隔三地。
杜月笙到达香港不久，“小八股党”中的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和秘书翁左庆、胡叙五等人先后也抵达香港。当时的香港还不曾为战火所波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益繁荣，但对于杜月笙来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刚到香港时，很多地方不适应，尤其是生活起居与待人接物上的差别，让杜月笙很不习惯。这本是常事，但香港人欺生，经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往外一传，顿时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名震黄浦江两岸的青帮大亨何曾受过这样的气？
虽然杜月笙在上海滩红透半边天，但帮会中有句行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此时的杜月笙只能算是“行客”，何况这个“行客”终究是个“逃难”的，不可能像他在上海滩一样颐指气使，威风八面。
据说杜月笙刚到香港的某一天，公馆内突然闯进一位彪形大汉，手持枪械，对准四太太姚玉兰，喝令她褪下手臂上的金镯子。威逼之下，姚玉兰唯有照办。
那位大汉临走之际向姚玉兰说：“我们并不稀罕这点东西，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丈夫是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莫说依照帮规，应该认识‘前人’，若论平常交游，行客也须先拜坐客。你丈夫未免太托大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玩上这一套。”言罢扬长而去。
后来杜月笙得知此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自承失意，确属理亏。于是，访得当时在香港帮会中德高望重的谢老头子，备了红帖，登门造访。二人一见面，意气相投，互慰平生，显得十分融洽。果然，第二天就有人登门将金镯完璧归赵，赔礼谢罪，就这样，杜月笙与当地的帮会组织渐渐搭上了关系。
为了能够更加稳定地立足香港，重建自己的威势，杜月笙头一桩要做的事就是结交本地的势力，但香港的黑社会自成体系，香港属于洪门的势力范围，青帮在香港不但没有立根，连露脸些的人物也找不出一个。
不过一向聪明绝顶的杜月笙很快找到了突破口。他的“四大金刚”之一芮庆荣有一个徒弟叫夏连良，夏连良有一位弟兄叫李裁发，早年曾在上海新光戏院谋生，后来拜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王妙纪的门下，经夏连良的介绍，得以结识芮庆荣。
因为在上海闯出祸端，李裁发逃到香港，混迹多年，还纠集了一帮从上海跑马厅来香港谋生的马夫，大家奉李裁发为老大，由此在香港黑帮中渐有声名。芮庆荣来到香港不久，就与李裁发取得了联系。杜月笙听说以后，虽然觉得李裁发势力相当渺小，但目前还是可资利用，于是示意芮庆荣，搜罗李裁发等人，充实青帮在香港的实力。
单凭李裁发，很难在香港打开局面，于是杜月笙又从上海找来了一个紧要人物张子廉，杜月笙要他来香港的目的只有一个——迅速建立与洪门关系。
张子廉是杜月笙的门人，虽然在香港也没什么势力，但他却是洪门中人，与香港洪门早有关联。早在1923年，张子廉与另外四位洪门大佬向松坡、朱卓文、明德、梅光培，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结拜为异性兄弟。按洪门规矩，开山需设香堂，五人分别立了堂，取“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的一个字，立了堂名，譬如梅光培为“义培堂”堂主，张子廉为“信廉堂”堂主。
为了扩大帮会的影响，促进帮会的发展，五个人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从事活动。朱卓文与梅光培早年都随孙中山参加过革命，因此在广东、香港一带发展；张子廉与向松坡在上海发展；明德是河南人，在内地发展。
后来，朱卓文因得罪广东军阀陈济棠而被秘密处决，梅光培后来也因病去世。但此二位洪门人物旅港多年，在香江两岸结下不少的兄弟，建立起一定的势力。张子廉来到香港之后，头号任务就是利用他过去与朱卓文、梅光培的老关系，与香港的帮会组织建立起联系。
由于张子廉本身是洪门中人，身份的便利让他很快得到认可，刚到香港不久就与洪门的弟兄拉上了关系。尽管他也只算是个“行客”，手头还相当拮据，但是他对香港的洪门弟兄一掷千金，诚心交好，双方渐渐拉上了关系。
香港的帮会组织也很聪明，晓得杜月笙的能量极大，因此有一些人也想借杜月笙的威名扩大影响。其中有一位风云人物叫杨庆山，他有一个副手叫刘联珂，正在写一本书，名为《帮会三百年革命史》，还专门请杜月笙题字。
杜月笙不擅舞文弄墨，又碍于情面，于是转请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杨千里代笔题字。为了加强联系，杜月笙自掏五千港币，替刘联珂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十万册，广为发行。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联络，杜月笙的座上客越来越多，大家互通声息，彼此担当，这为他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由于来人日渐增多，杜月笙不得不搬出九龙酒店，在九龙柯士甸道租了一幢三层小楼作为临时住宅，将太太、儿子以及学生子们安置在内，这幢三层小楼虽比不上上海杜公馆那样冠盖如云，但随着杜月笙周围各式人物的增加，也开始车水马龙，日益热闹起来。
组织赈济事务所
自杜月笙离开上海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重心开始向武汉转移，继续组织全民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也渐渐感觉到，单纯采取军事手段，很可能无法彻底征服中国，于是转而推行“以华制华”的殖民政策，企图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
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共同发展，而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为了建立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者四处活动，笼络亲日派人士。这种做法引起了亲英美派代表人物蒋介石的焦虑。他十分担心，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会趁势而起，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想方设法阻止一些受到日本青睐的人物弃己投敌，并采取一切关系，争取中间派为己所用。
蒋介石知道，杜月笙虽然不在政界，但社会影响极大，他身在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良好的社会秩序帮助自己开展这项工作。为了给杜月笙提供活动便利，蒋介石决定给他一个头衔。
1938年1月20日，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因中日开战，愤然归国，特意绕道去了一趟香港，此行的目的正是为杜月笙而来。
许世英字静仁，人称“静老”，与杜月笙颇有交情，他一到香港就直奔九龙柯士甸路的杜公馆，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大战以来，黎民百姓水深火热，赈济事务千头万绪，杜先生，我很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
上海沦陷之前，杜月笙就组织过抗敌后援会和赈济委员会，对赈济事务相当热忱，于是爽快地说道：“静老，这有什么问题，只要我杜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脱！”
许世英微笑着说：“这次让你帮忙，与往日不同，不仅仅是想让你到赈济委员会来担任一份工作，还要让你担任一个名义。”
偏偏在这样一个时期，国民政府大老远送官过来，杜月笙先是一愕，转念就猜到八九分，考虑到自己身处香港，没有一个公开的身份，时常受到港英当局的查询，于是说道：“静老，我对做官是决计不感兴趣，不过碍于时局危难，全民抗战人人有责，只要是赈济委员会的事务，我倒十分愿意尽一份心力。”
许世英见杜月笙应承下来，十分高兴，待离开香港回到武汉以后，他轻而易举地为杜月笙谋到了一个官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委员，分管第九救济区的事务，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
走马上任之后，杜月笙开始在香港筹备“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王正廷被国民政府委派为驻美大使，而身为副会长的杜月笙，趁机将“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也设在了香港。有了这两块招牌，杜月笙在香港活动大为便利。
当时，很多海外的爱国华侨、华商经常往返南洋和香港之间，为了救济国内无数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向赈济委员会捐献大笔款项。杜月笙身为第九区赈济事务主任，除了协调赈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扶植一批失意政客和落魄名士，而这些人极有可能因政治失意而被日本人拖下水，沦为汉奸。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狼子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就已经对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当时的段祺瑞蛰居天津日租界内，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经数次到天津，密晤段祺瑞，请其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表示愿意垫款五百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
段祺瑞颇为心动，于是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事已至此，只好想办法收拾残局。我认为盗已入室，但亦未必即据为己有，只有给他些东西，让我们自己收回来再说。”
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为了稳住段祺瑞，蒋介石授意钱新之，设法说服段祺瑞南下，商讨组建政府之事宜。1933年初，段祺瑞如约赶到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迎接，二人相见甚欢。
但段祺瑞离开南京，赶到上海看望女儿的时候，被国民政府派人控制起来。后来，国民党政府任段祺瑞为“国府委员”，段祺瑞未就职。不久，段移居庐山，卢沟桥事变前因病去世。
段祺瑞去世之后，日本人仍竭力拉拢他手下的一干文臣武将。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以段祺瑞旧部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颇为有意思的是，“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则是杜月笙的结义兄弟陈群。
为了防止一些骑墙派和失意政客们背着蒋介石投靠日本人，杜月笙也是绞尽了脑汁。他来到香港以后，上海的产业几近停滞，身边财产并不多，于是他便挪用赈济委员会的款项，再加上军事委员会戴笠拨给的一笔经费，以“扶植义民、吸引忠义”名义，多方设法将日本人想拉拢的“汉奸”对象一一接到香港，加以结交。
对于杜月笙来说，这一使命并不简单，段祺瑞手下的人物多半亲日，这些人物都是日本人极力拉拢并被列上傀儡政权的组阁名单。想把这些人拉拢到香港，也只有杜月笙这种拥有超常交际能力的人才能办得到。
他先是派几位巧舌如簧的说客，如吴家元、李择一等人，往来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分别拜访，再三致意，并秘密安排，在日伪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几经转道，居然把大部分段祺瑞手下的“安福系”要人拉到香港来，让日本人自以为得以控制的角色纷纷出逃。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
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安福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分住在柯士甸道的杜公馆内，呼卢喝雉，诗酒流连，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有人戏称，香港杜公馆开出十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除了拉拢段祺瑞的旧臣，国民政府还利用杜月笙的“赈济事务所”，将其他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迁居香港。如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退隐天津仍被日本人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后经杜月笙千方百计将其秘密接到香港暂居。张鸣岐对杜月笙的雪中送炭由衷感激，特意借杜甫的两句诗写了一副楹联：老夫生平好三古，使君意气凌青霄。以此恭维杜月笙的济助。
不久以后，四川财阀刘航琛受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打压，逃出四川，辗转抵达河内，被杜月笙派顾嘉棠迎往香港，招待一日两餐鱼翅席，历时三月之久。
在香港的世面越做越大，来往人流越来越多，柯士甸道的公馆难以承载，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大饭店租下了705号房间，由秘书翁左庆、胡绪五常驻于此，而杜月笙则在每天午睡之后来这里会客晤友。
但杜月笙需要会晤的人实在太多，一间房已经容纳不下，告罗士打饭店八楼的咖啡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的会客大厅。在这里，杜月笙施展着八面玲珑的手段、左右逢源的功力，巧妙协调各种关系，这里逐渐成为国民党政府与上海沦陷区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
当时，香港《商报》曾恭维地刊出杜月笙的事迹，不无吹捧地歌颂杜月笙说：“身在江湖，心存干济，海中此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负乾坤旋转之重。”
成立统一委员会
1938年秋冬之际，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见势不妙，竟然暗中谋取投靠日本人，妄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傀儡政权。
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潜逃，经昆明，于19日到达河内，发表通敌卖国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随后，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精卫违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
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下，悄然抵达上海。日本人为了扶持汪精卫，不惜每月拨四千万元给汪精卫作为活动经费，让他招兵买马，收买党羽，并筹划成立卖国求荣的傀儡政权。
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甚高，颇有一定的号召力，加上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附逆下水，国民党军委会丁默邨，宣传部章正范，中统情报员唐惠民，上海市党部蔡洪田、汪曼云等人先后投敌，做了汉奸，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蒋介石不甘心上海的地盘就这样被汪精卫颠覆，立即命令陈立夫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陈立夫又委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名义，潜赴上海，收拾残局。
吴开先携带蒋介石致虞洽卿等五人的私密函件，还有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生、秦润卿等人的私函十余件，悄然由重庆经昆明、河内抵达香港，在香港停留之际，吴开先探访了杜月笙。杜月笙虽身居香港，对上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他在香港与上海间设有专用电台。
杜月笙与吴开先是老相识，二人密谈之后，杜月笙深知吴开先此行任务之艰险，为防万一，他十分诚恳地建议说：“开兄，你任务重要，目标太大，不如将所携带的文件统统交给我，由我派人秘密运进上海。然后，我再写信给黄老板和金廷荪，请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探望的人全部请到金廷荪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事体也就谈成功了，免得你一家家地跑，麻烦又危险。”
吴开先十分高兴，两天之后，在杜月笙安排下，吴开先坐轮渡赶赴上海，而随身携带的文件则由杜月笙派专人秘密送到了上海。
当吴开先乘坐客轮抵达吴淞口的时候，一艘汽艇趁夜色的掩护悄悄靠了上来，并从汽艇上下来几个人。吴开先不由得一惊，当他看清来人的时候，才惊呼一声，放下心来。
来人正是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万墨林带领着几个保镖，亲上轮船迎接吴开先，奉的便是杜月笙之命。当晚，汽艇在法租界外滩靠岸，码头附近，黑影幢幢，万墨林附耳告诉吴开先说：“他们都是在暗中保护你的。”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给他安排好的住处，并给他提供了自备汽车。第二天，吴开先先后奔赴黄家花园和金老公馆，拜访黄金荣和金廷荪，黄、金二位早已经收到杜月笙电报。
三人筹议之后，吴开先表示，要见的工商金融界领袖很多，一次请齐，恐怕引起敌伪的注意，不如改作两次分别宴叙，同时，为了保密，地点设在不太引人注目的金廷荪家里。
这两次请客，上海工商界的领袖虞洽卿、李馥生、秦润卿等人悉数到场，吴开先平安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私人信函安全送达到他们手中。
吴开先在上海做了半年的地下工作，工作开展十分复杂，上海党部的一批重要骨干投敌的投敌，逃跑的逃跑，整个组织濒临垮塌。到了1939年夏天，吴开先请假回重庆，途经香港，将自己的苦恼诉给杜月笙：“就上海目前的情势来看，中央必须继续有人在那里督导，工作才可以进行。”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于是杜月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上海虽然沦陷，但是上海这个地方还相当重要，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经常派人到上海开展工作，但是各人有各人的任务，互相之间可能还不认识，每个人都各自为战，甚至还互相拆台，这样的做法，不仅枉费人力财力，还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以个人之见，不如向中央建议，在上海设一个总机构，全盘负责上海方面的工作，人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来。”
听杜月笙这样一说，吴开先欢呼鼓舞，于是返回重庆之后，将杜月笙这一建议向蒋介石、陈立夫做了汇报。不久之后，经国民政府同意，决定设立一个“上海统一委员会”。为此，陈立夫分别征求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等人的意见，提出了“上海统一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
常务委员的名单包括国民政府财政次长俞鸿钧、军统局戴笠、蒋介石的军事代表蒋伯诚、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三青团骨干吴绍澍以及吴开先和杜月笙，委员则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
对常务委员的名单吴开先不甚满意，他担心俞鸿钧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后给自己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他主张沦陷区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性质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而俞鸿钧、王晓籁随国民政府退至重庆，不方便开展工作，建议不参加为宜。
经商讨，常务委员中，俞鸿钧、王晓籁两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五人，杜月笙居香港，戴笠驻重庆，吴绍澍守上海，吴开先来往于重庆上海之间，而蒋伯诚原来在重庆，因家人在上海，便主动请缨到上海开展工作。
统一委员会的五位常务委员中，除杜月笙以外的几位人选，都与杜月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戴笠与杜月笙有结义之情，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
这五人当中，杜月笙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最为深厚，而且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也兜得转，协调各种势力的能力最强，因此吴开先力主由杜月笙担任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这一意见得到了戴笠和陈立夫的支持，最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派杜月笙担任主任委员，协调上海各方面的工作。
杜月笙早就想将上海的各种势力统一于自己的名下，因此对这一任命并未推辞。有一次，蒋伯诚转道香港去上海，二人在告罗士打饭店叙旧，杜月笙曾问他说：“主任委员是什么级的官？”
蒋伯诚逢迎着回答说：“要说是论级嘛，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子。要问有多大，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要讲阔么，比各部的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
杜月笙虽然明白这只是一种客套之辞，但仍然十分得意。从这以后，杜月笙通过遥控上海方面的亲信人物，开始布置和开展各种工作。
杜月笙安插在上海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学生徐采丞，杜月笙要求他负责对外联系工作。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的联系。徐采丞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会员，很快与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兴亚院”直接领导中国的汉奸组织，他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
所以经“兴亚院”介绍，徐采丞又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一些重要人物。有了这些关系的存在，徐采丞既可保证自己平安无虞，又能安心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
万墨林是另一个杜月笙遥控指挥的人物，主要负责内部联系。所谓内部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党政工商驻上海人员、杜门中人及租界探警等的联系。
在杜月笙的授意下，徐采丞与万墨林积极配合吴开先，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统一委员会在上海最大的成就，就是竭力与汪伪政权争夺上海智识之士和工商业领袖。例如虞洽卿，曾被日本人和汪精卫极力拉拢，险些被汉奸周佛海拖下水，无奈之下，吴开先和万墨林暗中派了几个青帮杀手对其进行恐吓威胁，虞洽卿经他们连骗带吓，才离开了上海，由香港转道去了重庆。
事后，吴开先表示：“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尽力劝导工商银钱界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并将此次事件的重大胜利，归功于两个人。其一是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其二就是杜月笙先生。
巧策划营救高、陶
自七七事变以来，国共两军浴血抗敌，波澜壮阔，此时的亲日派分子汪精卫仍然天真地寄望与日军谋和，企图借日本人的扶持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从而在与蒋介石的政治斗争中取得实权地位。
1939年夏，汪精卫与另外一位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偷偷奔赴日本，与平沼内阁谈判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问题。同年11月，日方代表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再次秘密会谈，并计划在12月份签署一份名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密约。
就在这份密约尚未签署之前，汪精卫集团内部居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体。两位跟随汪精卫多年的重要人物出逃，还将日汪行将签署的卖国密约公之于天下，从而导致汪精卫集团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彻底暴露了他卖国投敌的丑恶嘴脸。
这两位背弃汪精卫的人物，一位叫高宗武，抗战初期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深得汪精卫的赏识；另一位叫陶希圣，曾担任过《新生命月刊》主笔，后又去北京大学任教。在汪精卫“与日谋求和平”论调下，两人被其蒙蔽，为其所用。
在参加日汪密约谈判过程中，高宗武对汪精卫接受日本提出的过高要求深感不满，当他探得《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时，大为惊骇。此一密约包括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保证对日亲善，联合“防共”，还有其他各种在中国的权益要求，是一个空前的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
自从追随汪精卫以来，高宗武、陶希圣并未获得理想中的政治满足感，内部的倾轧，使他们在权位的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大小汉奸不断被刺的阴影下，他们也深深感到自身处境的极度危险。
最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到汪精卫的和平计划，只看到他对日本人的唯命是从，《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居然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密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这让高宗武大为惊骇。
高宗武决定，尽快摆脱汪精卫，并以盗窃并披露日汪密约为代价，重新回到蒋介石身边。为此，他几经周折，先找来自己的老乡，进步党人士黄群。
黄群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黎元洪、梁启超等人组织的进步党，还曾担任过南京临时参议议员，一度反对袁世凯称帝。因其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立过，于是又找到了时任上海商会理事长的徐寄成。
徐寄成闻讯后，立刻写了张条子：“高决反正，速向渝洽。”纸条交给徐采丞后，徐为此专程由上海赶往香港，向杜月笙汇报此事。
杜月笙与高宗武曾有过一次交往：抗战初期，高宗武来往于香港和上海之间，进行所谓谋和活动，此事被《华侨日报》察知并揭露。高宗武扬言要告《华侨日报》，杜月笙出面调解，高宗武借坡下驴，表示：“看杜先生面子，打消原意。”杜月笙因此称赞高宗武：“这位朋友很明事理、够交情。”
听完徐采丞的汇报后，杜月笙十分高兴，并于11月5日乘飞机赶往重庆，晋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如何处理。
当时，因为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时还带走了一批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实力，此事让蒋介石忧心忡忡，焦头烂额，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和行动。当杜月笙向蒋介石报告了高宗武“反正”的消息，蒋介石大为高兴，立即指示杜月笙从速返港，约黄群面谈。
岂料，杜月笙所搭乘的飞机飞到半路竟遭到日本战机的追逐扫射，几经周旋虽侥幸逃脱，杜月笙却因此惊出一身病来。安全到达香港之后，杜月笙来不及喘息，忙唤人请徐采丞来，讨论营救高宗武、陶希圣的事宜。
在病榻之上，杜月笙跟徐采丞说：“请即刻回上海，代我办到两件事体。第一，请黄群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第二，转告万墨林他们，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先送到香港来。”
徐采丞走后的第十天，黄群果然秘密抵达香港，直接住进杜月笙的公馆。二人促膝长谈，黄群将高宗武、陶希圣与汪精卫赴日的种种经过，日汪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为了备忘，还亲笔给杜月笙写了一份报告。
二人会晤的第二天，杜月笙就带着黄群给他的报告急匆匆飞往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甚感欣慰，除了表扬杜月笙以外，还写了一封给高宗武的亲笔信，称高宗武为“浙中健者”，交给杜月笙，让其转交。
杜月笙回到香港以后，即通过私人电台密令上海的青帮中人做好护送高宗武、陶希圣离沪赴港的准备。
由于日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想要营救高宗武和陶希圣脱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况且，日汪之间《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字仪式近在眼前，高宗武决心等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摄影件，献给蒋介石，揭破汪精卫的卖国勾当。所以，他并未急于出走，除了要拿到汪精卫的卖国证据，还要设法营救处于极度生命危险中的陶希圣。
此时的陶希圣，也获悉了日方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提出的条件，那就是彻底将中国分裂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中”、“华北”、“华南”五大地带。五大地带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将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如果就这样“白纸签上黑字”，中国必将亡国，日本的阴谋必将得逞，这件事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陶希圣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一面称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正式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陶希圣托病不出，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在签字仪式上，日汪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管怎样小的纸片都不准带出会场，于是高宗武暗中将每次参加谈判的结果都牢牢记住，离开会场后偷偷整理出来，交给内弟沈惟泰，翻拍成胶卷，冲洗两份，准备带走。
陶希圣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猜忌，当即有人密告陶希圣，汪精卫的“七十六号”特工机构正准备刺杀他，然后开“追悼会”。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1940年元旦那天，高宗武悄然出现在法租界陶希圣的家里，借探病拜年之由，秘密商订出走的时间和计划。
其后，万墨林遵杜月笙的指示，购买了两张4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美国“胡佛号”轮船票，派人暗中送给了高宗武和陶希圣。就在1月4日这天，高宗武按照预定的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穿过大厦大厅，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黄浦滩码头，和高宗武先后搭上“胡佛号”，离沪去港。
1月5日下午，高、陶二人顺利抵达香港，杜月笙、黄群等人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方始轻轻落下。日汪密约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携来香港。
高宗武、陶希圣出走香港，让日汪集团大为惶恐。汪精卫立即派人控制住陶希圣的住宅和家人，妄图以陶希圣家属为人质，勒令陶希圣回沪。陶希圣了然汪精卫的手段，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言明：如果不能保障其家属安全，将走极端。
汪精卫很清楚陶希圣所谓的“走极端”，便是全盘公布他的卖国丑行，这不能不令汪精卫心生疑惧。迫于无奈，汪精卫妥协地表示，陶希圣的妻子可以留下三个儿女，带两个小儿子去香港劝陶希圣返回上海。
陶希圣妻子到达香港不久，给汪精卫拍来电报，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精卫因此稍稍心定，与周佛海等人离沪去青岛，在日本人的主持下，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谈判伪南京政府的组织问题。
就在汪精卫北上青岛之际，杜月笙等人开始紧锣密鼓地设法营救陶希圣的三个留在上海的儿女。杜月笙派一个叫曾资生的人偷偷潜回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络，设法将三个孩子偷运出沪。
在万墨林的精心安排下，三个孩子被接到一个煤球厂，在青帮弟兄的掩护下，分乘三辆街车，偷偷运送到十六铺码头，搭一艘意大利油轮，出吴淞口，直接驶向公海。1月20日，三个孩子顺利抵达香港，与陶希圣夫妇劫后重逢。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即公布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的原文摄影件。
1940年1月23日，蒋介石就“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在《告友邦人士书》中，蒋介石指出：“日汪密约”表明日本欲“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定，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
很明显的是，《告友邦人士书》特别强调了“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英、美、法等国家当然明白蒋介石此番言论的意思，于是纷纷发表声明：坚决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3月7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贷款2000万美元，以资蒋介石备战之用。
“日汪密约”公布之后，汪逆集团十分狼狈，遭到全国军民的一致唾弃。《新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严正声明汪精卫汉奸集团为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誓死反对任何卖国条约和任何方式的向敌投降，并号召全国人民坚决与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斗争到底！
由于杜月笙在营救高宗武、陶希圣的事件中功不可没，蒋介石特别拨款20万给杜月笙作为酬劳。不久以后，高宗武、陶希圣因公布了“日汪密约”为蒋介石立了一功，分别得到奖赏，尤其是陶希圣，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辗转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做了蒋介石的秘书。
义士击毙张啸林
汪精卫自与日本人勾搭连环、沆瀣一气以后，便加快了与蒋介石争夺政权的步伐，并大有取而代之的迹象，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蒋一直伺机报复，无奈鞭长莫及，几次功败垂成。
戴笠一向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他所领导的军统局专门从事情报和暗杀工作。有一次，戴笠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错杀了曾仲鸣。经过这次遭遇，汪精卫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了，很难下手。
杀不了汪精卫，戴笠就把目标转向了围绕在日汪周围的政治要人。为此，他向蒋介石请示，希望军统局在上海成立一个“行动小组”，实施“锄奸行动”，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戴笠晓得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子徒孙众多，可资利用，于是找到杜月笙谈及此事，希望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得起出生入死的要紧任务。
于是，杜月笙把自己的一个得意门生陈默介绍给了戴笠。陈默字水思，抗战之前做过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组长，是杜门中的一个后起之秀，其心狠手辣丝毫不亚于杜月笙的“四大金刚”。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局，开展锄奸行动。由于他早年受过特别的军事训练，头脑精细，办事干练，很快就完成了几次漂亮的任务，先后将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范罡、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伪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伪绥靖第三区的日本特派员中本达雄送入地狱。
随着锄奸行动的深入，陈默的枪口开始对准了几位极为特殊的人物，这几位人物都与杜月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头一位就是原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商会会长傅筱庵。陈默通过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及一位张姓青帮弟子的关系，买通了傅筱庵的佣人朱升源。有一天，傅筱庵参加日本人的宴会归来，酩酊大醉，倒头便睡。接受了暗杀任务的朱升源，趁此良机，提着早已准备好的菜刀，推开傅筱庵的房门，对准傅筱庵的咽喉猛砍下去，大汉奸傅筱庵未及呼救，就一命呜呼了。
第二位是俞叶封，早年做过缉私营的统领，杜月笙开办三鑫公司的时候，经常经海路走私毒品，俞叶封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二人关系极为融洽。抗战之后，俞叶封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为日本人大肆搜刮战略物资，给国民政府造成了一定困难，也损害了杜月笙的在沪利益。
有一天，陈默获悉俞叶封要去更新舞台听戏，便带领几个便衣冒充观众，混进剧场，声色不露地坐在俞叶封的旁边。就在俞叶封听得入神的时候，负责执行的便衣从腋下掏出手枪，对准近在咫尺的俞叶封砰的一枪，当场便结果了他的性命。
第三位不是别人，正是杜月笙二十多年的结义兄弟，曾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搭档张啸林。
自杜月笙避居香港之后，黄金荣躲在上海法租界的黄家花园闭门不出，唯独张啸林在日伪的“循循善诱”之下，得到高官厚禄的许诺，从莫干山的私人别墅被拉回了上海。
从莫干山回到上海的张啸林，自恃在上海的根基深厚，对前来谈判的日方代表提出“合作”条件：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为诱张啸林早日上钩，请人转告张啸林：“没有问题。”
张啸林闻讯后喜上眉梢，心痒难熬地要和土肥原正式见面谈一谈，以便把事情“敲定”。二人约定在上海虹口区的东湖旅社见面。到了约定时间，张啸林带八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向虹口开去。行至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未接到命令为由，阻止张啸林进入日租界，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半天。
如此一来，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很快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原来，这正是土肥原导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想将张啸林投靠日伪的事情公开化，让他百口莫辩，规规矩矩成为日本人的木偶。
好处没到手，卖身投敌的企图就曝光于天下，张啸林好不懊恼。见了土肥原之后，居然发生了一件更加懊恼的事情。原来，土肥原很清楚，相比较汪精卫而言，张啸林的利用价值实在有限，所以，土肥原对答应给张啸林的官衔只字未提，而是让张啸林去杭州组织“地方维持会”，帮助日军维持当地的“秩序”。虽然被土肥原戏弄了一番，但向来脾气火爆张啸林并不敢撒野，只能忍气吞声，答应先派一名亲信去杭州帮忙。
郁闷的张啸林回到华格臬路的家里，正巧碰上他那与杜月笙儿子杜维翰一块上学的小儿子，儿子见到张啸林就问：“爸爸，维翰说外边的人都在讲二伯伯要当汉奸了！”
本就憋气窝火的张啸林一听此话，气得火冒三丈，一跃而起，杀气腾腾地冲到隔壁的杜月笙家里，抬头向楼上喊道：“二楼！二楼！”
所谓的二楼，就是杜月笙的二太太、杜维翰的生母陈帼英。她与杜月笙的大太太沈月英一直留守上海，未曾应杜月笙的召唤去香港。听张啸林气咻咻地在院子里嚷叫，陈帼英探出身子问道：“二伯伯，有啥事体？”
张啸林问道：“二囝在？”
杜维翰跑出来说：“在，在，在。”
张啸林喝问道：“二囝，是不是你在外面说我当了汉奸？”
杜维翰晓得二伯伯的脾气，支吾了半天说道：“我只不过是听别人说的罢了！”
“啥人说的，快说！”张啸林不肯罢休。
杜维翰被逼不过，只好撒了一个谎，把事情推到万墨林身上：“我听墨林哥讲的！”
张啸林撇开杜维翰，直奔大堂，寻到万墨林，喝道：“墨林，你敢说我当汉奸？”
万墨林被问得莫名其妙，又见张啸林虎目圆睁，气势汹汹，连忙赌咒发誓说道：“神明在上，我万墨林要是说过那句话，叫我一出大门，就被汽车轧死！”
张啸林没问出个结果来，毕竟这是在杜月笙的家里，未再造次，只是叽里呱啦乱骂了一通，方才回到家中。
不久之后，张啸林便与俞叶封等人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日本人办事。日本人命他负责从外地采购粮食、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大有好赚，便召集手下人一体参加。仗着关系多、地理熟，手下徒子徒孙众多，张啸林开始四处收购物资，再转手给日本人，真可谓名副其实的汉奸做派。
他一度将搜购煤炭的范围扩展到越南，先运到上海，再转泊到华中一带，日本人因此获得不少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也给张啸林、俞叶封等人带来了滚滚的财源。
就在张啸林权财两旺、自鸣得意的时候，俞叶封被陈默一枪毙命，这个消息让张啸林有些惊慌失措。俞叶封被杀不久，张啸林的另外两个汉奸搭档，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先后被人行刺，这些血淋淋的刺杀事件让大汉奸张啸林又恨又怕。
为了加强警戒，张啸林一口气雇佣了二十名精明强干的保镖，随身保护自己的安全。华格臬路张公馆的宅院，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竟像铜墙铁壁的堡垒一般。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张啸林开始深居简出，除了每天晚上去大新公司的五楼赌博消遣外，很少出门，万不得已要出门的话，二十几位保镖也都是寸步不离，分乘数辆汽车，前呼后拥地疾驶而行。
但他的活动规律还是被机警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摸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张啸林出去赌博消遣，汽车经过霞飞路口时，路口的红灯突然大亮，汽车被迫减速。就在这时，早已埋伏好的军统局特务手提机枪，对准张啸林的汽车疯狂扫射。司机见状不妙，猛踩了一脚油门，发疯般地冲了出去，张啸林侥幸逃脱，捡回一条性命。
差一点儿见了阎罗王，张啸林心有余悸，几乎足不出户，这让军统局的特务们失去了下手的机会。可谁曾想到，自认为躲在家里最安全的张啸林，居然就在老巢里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人生。
那一天，张啸林正和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躲在张公馆的三楼商量事体，就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张啸林探出身子向下一望，发现是他那二十几名保镖在争吵嚷叫。火爆脾气的张啸林立即破口大骂：““妈了个×！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体做，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再吵，老子叫点东洋宪兵来看门，你们一个个地把枪给我缴了，统统滚蛋！”
这二十几名保镖中，有一位名叫林怀部的忠义之士，见张啸林探出头来，一面拔出手枪，一面朝张啸林骂道：“他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话音刚落，枪声即响，这一枪犹似百步穿杨，一枪正中张啸林的咽喉。刚才还凶相毕露、叫骂不绝的张大帅，登时白眼一翻，身子向前一扑，翻倒在地，上海滩三大亨中的老二就此一命呜呼，终年65岁。
还在屋内的吴静观见状，吓得魂飞天外，立即拿起电话想叫宪兵队来救命，哪曾想林怀部身手矫健，一霎眼之间，便爬上了两层楼梯，吴静观未及通话，就被林怀部一枪击中后脑，当场毙命。
林怀部干净利落地打死了两大汉奸，他面露笑容，毫无畏惧，从三楼一路欢呼跑下来，一面奔跑，一面还在大叫：“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此时，张啸林的那些保镖们，无一人上前阻止他，只是对他说：“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
林怀部傲然道：“当然！我绝对不会逃！”
然后，他握枪在手，跑到华格臬路上，只等巡捕到来。待法租界的巡捕赶到的时候，他一语不发，爽快地将手枪交出，束手就缚，随同他们去了巡捕房。
消息很快传到了香港，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对于张啸林的死，杜月笙的内心感到十分的矛盾：一方面，张啸林与自己有二十多年的结义之情，在上海滩共同闯下一片天地，张啸林一死，杜月笙免不了怅然失落；另一方面，张啸林附逆下水，卖国求荣，必遭国人唾弃，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碍于“江湖义气”，杜月笙一向对张啸林的死讳莫如深，极少数知道内情的人，知道杜月笙忌谈此事，因此也不敢随意散播。尽管如此，杜月笙还是曾有意无意地说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我的徒弟杀了我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林怀部杀死张啸林之后，被法租界巡捕抓住，坚称自己经常遭到张啸林的辱骂，是出于私人恩怨，义愤杀人，始终不承认自己与国民党或者军统方面有联系、法租界巡捕房最后将张啸林被杀案定为“泄愤”、“报复”的刑事案，租界法院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十五年。在监狱中，林怀部受尽折磨，尤其是他那双出枪奇快、打枪百发百中的手，几乎每一寸骨头都被打断，他仍然毫不屈服。
抗战胜利后，林怀部才得以出狱，国民政府曾奖励他一万元法币，但都被军统特务给私分了。1949年以后，林怀部进入上海市房管局工作，一直到年迈退休。
万墨林下狱遭刑
张啸林毙命不久，上海杜门中人又发生了一件让杜月笙大为震惊的事情——管家万墨林被汪伪特工抓走了。万墨林与汪精卫无冤无仇，却因何获罪呢？
原来，自高宗武、陶希圣被杜月笙营救逃离上海之后，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曾恼羞成怒地说：“我跟他有什么过节？他竟这样来对付我！”
当时，汪精卫曾密令伪国民政府特工组织“七十六号”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赴广州派遣杀手，到香港解决杜月笙。奈何杜月笙防范紧密，杀手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因此作罢。
但汪精卫仍不甘心。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日渐尖锐，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杜月笙始终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协助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严重损害了汪精卫集团的利益。而万墨林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重要代表和联络人，因此，1940年底，汪精卫通过《中华日报》发布了一份通缉名单，万墨林的名字赫然在列。
万墨林得到自己被通缉的消息后，惊惶不已，躲在法租界的杜公馆足不出户。为防万一，他还特别通过巡捕房的老关系，雇佣了四名安南巡捕，开着一辆铁甲车，架起一挺机关枪，进驻杜公馆保卫自己的安全。
鉴于法租界的特殊性，汪伪特务不能随便进入租界实施抓捕活动，因此，他们竟然使出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万墨林自己来投。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统一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吴绍澍手下有个情报员叫朱文龙，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收买。朱文龙手中掌握着大量国民政府地下组织驻上海的秘密通话线路，他先后给万墨林打了三次电话，谎称有极为重要的情报当面递交。
风声太紧，万墨林躲在杜公馆吓得不敢出来，一连推脱了两次，最后还是在朱文龙的一再坚持之下，决定冒险见面，地点约定在英租界的国际大饭店门口。待晚间八点钟，万墨林乔装一番，搭一辆黄包车，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国际大饭店方向驶去。
离国际大饭店不远的地方，万墨林下了车，偷偷摸摸四处张望，见朱文龙正站在国际大饭店门口来回踱步。万墨林悄悄跑到朱文龙身后，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自以为接头成功，岂料就在此时，从身后蹿出四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将万墨林反剪双手，捆了一个结实。万墨林来不及呼喊，就被四个大汉塞进汽车，转瞬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万墨林就这样被秘密押送到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负责审讯他的人都是“七十六号”的狠角色，分别是万里浪、吴四宝和佘爱珍。颇为巧合的是，这三人都与万墨林相识已久。
万里浪原是军统特工，上海沦陷后，投降了汪精卫集团，任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吴四宝本是青帮中人，曾在杜月笙的“四大金刚”之一高鑫宝手下当汽车司机，后来投靠了李士群，为人心黑手辣，堪称“七十六号”著名打手。佘爱珍是吴四宝的妻子，青帮“通”字辈大佬季云卿的干女儿，为人泼辣狡诈，早年混迹于黑帮，后与吴四宝结为夫妻。
这三人本与万墨林同系一条船上的人，如今却各为其主，反目为敌。当佘爱珍见到万墨林时，不无嘲讽地笑道：“万先生，侬也来啦！”
吴四宝则凶相毕露，威胁着说道：“万先生，你是杜先生门下的大人物，我吴某人只不过是烂泥巴里的小水蛇，不过今天委屈你到这里来，烂泥蛇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只怕你进来容易出去难，劝你还是放聪明些，少吃皮肉之苦！”
万墨林虽被吓得不轻，但他头脑尚且清醒。他明白，目前，“七十六号”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只要不把杜月笙交代他的事情讲出去，杜月笙一定有办法救他。因此，几次提审下来，万墨林始终没有交代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让吴四宝火冒三丈。
于是，吴四宝立即命令：“喊四个人来，好好关照一下万先生！不要辜负了万先生的好身胚！”
来人立即会意所谓关照就是上刑。于是乎，刑房里，万墨林被剥光吊起，先是被泼了一桶冷水，接着就是请万墨林坐老虎凳，几块砖加上去，万墨林有些吃不消了，疼得哇哇乱叫。
偏巧，正在这个时候，刑房走进一个人来，万墨林看见此人，立即大呼道：“林司令，帮帮忙！”
这位林司令原名林之江，早年参加过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后来投靠了汪精卫集团，任“七十六号”行动总队长。林之江果然帮忙，立即命令行刑者解下万墨林，还找来两个人扶他到花园里转了几圈，活络活络筋骨。
万墨林在特工总部吃苦受刑，他老婆一方面派人发了电报给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另一方面又四处托人求情，上下打点，以期他在刑房能免受皮肉之苦。
杜月笙很快知道了万墨林下狱的消息，心里极其焦灼，除了担心万墨林的个人安危外，更重要的，万墨林是自己在上海的重要代表，倘使他一屈服，据实招供，“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必将遭到汪精卫的全力围剿，自己这个主任必将首当其冲。
经过反复考虑和商量，杜月笙立即通过秘密电台通知吴开先等人，从速迁移住处，注意行动安全，与此同时，忧急如焚的杜月笙开始四处设法营救万墨林。“七十六号”内与杜月笙有交情的人，担不起私自释放的责任，只答应设法照应万墨林，因此杜月笙决定，直接找伪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经常到上海吃喝玩乐，也曾身为杜月笙的座上客。抗战之后，周佛海附逆下水，随汪精卫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大汉奸，但与杜月笙的关系并没有中断。
首先，杜月笙委托一个叫李北涛的人，携带着一份贵重的礼物，专程去南京会晤周佛海。此人与周佛海亦有交情，见到周佛海之后，要他念在旧日情分，务必保全万墨林，予以优待。李北涛除了婉言请托，免不了软中带刺，绵里藏针。
对于周佛海来说，万墨林的价值并不大，为此事得罪杜月笙颇为不值，尤其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众多，对自己的安全始终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因此他决定卖杜月笙一个面子，当即给上海汪伪特工总部拍去一封电报：“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三天之后，万墨林即被移送到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收押。不久，周佛海设法将万墨林押到南京，并亲自接见了他。周佛海对万墨林说：“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七十六号’向来是进去容易出来难。要释放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此刻是卖杜先生一个面子，只要打通关节，我自会放你，只要你向我保证，从今以后莫再到处托人，徒然增加我的困难，我请你安心地等好消息。”
万墨林不能立即被释放，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没打通——日本人。原来，傅筱庵被杀后，他的家人就获悉此事与万墨林有关，因此万墨林被捕以后，傅的儿子就上告到日本最高当局，要求严惩万墨林，以报杀父之仇。所以，在讨论如何处理万墨林时，日本军方坚持不同意交保释放。
杜月笙得此消息之后，立即电知徐采丞，设法打通日本人的关节。徐采丞又千方百计找来了另外一个人，此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东北籍国会议员金鼎勋。金鼎勋是个“日本通”，与日本人渊源甚深。
金鼎勋通过“兴亚院”的高参坂田、冈田，指示日本军方：“杜月笙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皇军如想彻底统治上海，将来势必要借助杜月笙的力量，值此多方争取杜氏之际，羁押其亲属万墨林，实为不明智之举。”
此一番话与日本军方打算继续争取杜月笙的想法不谋而合，用万墨林的话来说是：“日本军阀对杜先生还存有双方合作的痴心妄想。”所以，日本军方最后同意了释放万墨林。不久，万墨林又被押回上海。至此，杜月笙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万墨林终于无罪释放。
由于在被关押期间的表现，万墨林出狱之后，蒋介石特别赠送他五千元的“慰问金”，杜月笙也接连给万墨林发去了三封信，赞赏他“劳苦功高”。吴开先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组织成员更是赞扬他有侠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