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人危接手船运
杜月笙不仅在金融界迅速打开了局面，在其他领域的事业也在循序渐进地展开，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当属收购张謇先生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创办产业无数。他早年创办大生纱厂，后来又创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和大达轮船公司，甚至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创中国纺织教育的先河。
光绪三十年，张謇与大豪绅李厚裕成立了大达轮步公司，在码头经营仓储、栈埠生意。后来，他又在南通天生港开辟码头，建设栈仓，并向外国订购两艘客货两用轮船，成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民营的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
张謇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其一生兴办的项目之多，规模之大，让人叹为观止。然而由于投资扩张过多，财力显得捉襟见肘，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到了后期，已经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直到张謇逝世之时，这种局面仍未得到很好的改善。
大达轮船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杜月笙“偷袭”得手，成为他的囊中之物的。大达轮船公司专跑上海经南通至镇江一线，一度击败英商祥茂公司，独占此线达24年之久。
1926年8月，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鲍心斋也去世。新继任的掌门人张詧是张謇的哥哥，由于和坐拥东南的大军阀孙传芳关系密切，被国民党所唾弃，北伐胜利后遭通缉。张詧也因此遭股东抛弃，只得弃权逃跑，随后公司的经营管理就陷入了混乱。
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巧在这一时期，大达轮船公司放在德记钱庄的钱，因为钱庄破产损失了好几十万。接下来，大达公司旗下的“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被焚，船上旅客死伤极多，货物损失难以计算，赔偿问题让他们负债累累。
雪上加霜的是，原来一直独占的航线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以上海闻人、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伯鸿为总经理的沪上名流，合组了一家驳运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公司实力非常强大，而且与大达轮船公司走的是同一条航线。
大通公司一开始运营，就实施跌价竞争。于是，早已千疮百孔的大达公司，不得不奋力迎战，将运费一降再降，勉强维持经营，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
航运是当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杜月笙早就想插手其中，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如今大达轮船公司风雨飘摇，这是个绝佳的下手机会，于是他找来得意门生杨管北与杨志雄商讨此事。
这一时期的杨管北已经逐渐成长为杜月笙身边最可靠的亲信和智囊，他与杨志雄、杨度被合称为杜月笙的“三杨”。杨管北学的是经济和法律，家族在镇江、南通一线都有产业，而且大达轮船公司还有他个人的股份，本人对航运业也十分熟悉。
杨志雄是西门子洋行的大买办，与张謇也颇有渊源。他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后来又任该校校长，而吴淞商船学校正是由张謇所创办。所以他一直与张謇及其事业伙伴关系密切，杜月笙找他来，自是非常恰当。
杜月笙找来这两位得意门生，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杨管北充当先锋，暗中收购大达轮船公司的股票，达到控股比例之后，再找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老板陈光甫出面帮忙。这样，自己就可以完全将大达公司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
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眼见大达公司朝不保夕，心急如焚，不知所措。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获悉杜月笙准备接手大达公司，这对他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再加上杜月笙曾经帮他化解过挤兑风波，因此他十分乐意促成这桩生意。
杜月笙本人并不懂航运业务，和大达轮船公司以及与大达轮船公司休戚相关的南通实业界素无渊源，而杨管北则非常熟悉船运之事，他的祖上为镇江豪富，在南通实业界投资颇多，再加上他精明强干、擅长管理，由他出面负责经营再好不过。
于是由陈光甫出面活动，以杜月笙和杨管北出面挽救大达轮船公司为说辞，力劝大达公司的股东，要求由杜月笙出任大达公司的董事长，杨管北出任经理。消息一传出，立即遭到南通实业界元老吴兆曾的反对，吴兆曾所持的理由是杨管北年纪太轻，唯恐他少不更事，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
杜月笙得到消息后，淡然地一笑，他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摸得最透，一听吴兆曾公然排斥杨管北，立刻便晓得是“南通地产案”结下的怨。
原来，张謇去世后，大生纱厂周转失灵，吴兆曾作为南通实业界的元老、张謇最得力的助手，迫不得已决定将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产业，坐落于上海九江路的一栋房产出售，以此拯救大生纱厂。
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为之哗然，卖掉地产意味着他们将承受不菲的损失，但是碍于张謇生前的情面，没有人愿意出面据理力争。由于杨管北学过法律与经济，又是上海南通地产公司的股东，因此被推举为股东代表，向吴兆曾提出了抗议。几次股东大会的讨论，杨管北始终充当了急先锋，替股东讨要赔偿，双方僵持不下，吴兆曾便与杨管北结下了怨恨。
吴兆曾听说由杨管北出面接手大达轮船公司，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对。这件事体终归要化解，于是，杜月笙找来巧舌善辩的杨志雄充当调停人的角色。
当杜月笙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张謇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过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在汉口也当过船主，经常有来往。其次，吴兆曾有一位在金城银行当总经理的侄子叫吴蕴斋，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很好，”杜月笙高兴地说：“两方面都有关系，事情就好办了。你最好先去跟吴蕴斋商谈，请他劝劝吴兆曾，就说我和杨管北无非是想挽救大达公司，充其量只是挂个名，搞航运我不懂，真要救大达公司，还得靠杨管北。”
杨志雄一口应承下来。第二天，杨志雄将吴蕴斋约到办公室闲聊，他生怕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些久仰吴老前辈的话，言外之意，颇想请吴蕴斋代为引见。
吴蕴斋很高兴地说：“那有什么问题，我今天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没想到，几天之后，吴兆曾由他的侄儿吴蕴斋陪同，专程登门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兆曾亲自造访让杨志雄深感不安，好在吴兆曾不以为意，二人很快便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有技巧地传达了杜月笙的意思——一切以挽救大达公司为前提，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历史悠久的航运公司濒临倒闭。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所以很希望他能接手大达公司。
不知是此话打动了吴兆曾，还是他惧怕杜月笙手下那些凶神恶煞的流氓，吴兆曾并没有很快否决杨志雄的提议。但几天之后，随着局势的发展，吴兆曾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由杜月笙接管大达轮船公司。
原来，杜月笙派杨志雄充当说客的同时，又买通了大达公司的其他几个股东，支持他们向上海社会局呈请改选，以挽救大达公司。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是杜月笙的至交，当即指令大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这样一来，吴兆曾被逼得无路可退了。
眼见大势已去，吴兆曾只能做出让步，但只同意杨管北出任大达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仍由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担当。实际上，自从杜月笙、杨管北插手大达公司以后，张孝若这个总经理便徒有虚名了，实际的掌控权完全在杨管北手中。
杨管北上任后，除将许多亲朋好友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份搜罗到手，又替杜月笙以最低价格买进大量股票，还将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杨志雄和傅筱庵拉进董事会任常务董事，从而掌握了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要股票权。
经过多方活动，在大达轮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为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顺理成章被选为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终于落入到杜月笙等人的手中。
开辟了苏北航线
掌控大达轮船公司以后，当务之急便是扭转不利的经营局面，而在杨管北看来，打通苏北航线是最有可能改变这一局势的好方法。其一，苏北航线少有轮渡来往，竞争小，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北一带盗匪横行，商旅多遭洗劫，因此很少有人愿意跑这一条线路；其二，只要苏北航线打通，事业即可开拓到皖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样，大达公司不要说起死回生，就是再创新高也不是没有可能。
杜月笙深以为然，但自己对航运不懂，因此全权委托杨管北负责打通苏北航线事宜。
苏北一带盗匪横行，贼势猖獗，苏北各地交通几乎被切断，商旅通过时除非奉上买路钱，否则随时都有可能人财两失，有去无回。杨管北也知道苏北交通阻塞正是因为匪祸之患，但他有这个雄心壮志，想打开这个复杂局面，于是问计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在上海有一位大字辈的前人叫高士奎。此人是苏北人，在苏北青帮之中声望极高，只要他肯出面与苏北的盗匪交涉一下，事情就好办多了。
按辈分来说，大字辈的高士奎比杜月笙高两辈，但自民国以后，随着时局的不同，帮会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杜月笙已经由旧式帮会头子转变成以国民党政府为依靠的新式帮会领袖，因此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很尊敬地称呼他一声杜先生。
约来高士奎后，杜月笙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说：“有点儿小事体，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于江苏与安徽交界之处，西通蚌埠，东往淮阴，烟波浩渺，绵延百余里。由于地处咽喉要道，不仅来往东西两岸的商旅日益增多，强盗土匪也把洪泽湖看作极佳的落草之地。由于盗匪日多，来往商旅不得不结队而行，即便如此，也难免不遇上出没无常的盗匪，一涌而上将财物洗劫一空。
听说要走一趟洪泽湖，高士奎出奇地高兴，欣然说道：“洪泽是我故土，有三十年未曾回去，这次杜先生要我去，我当然愿意走这一遭。”
杜月笙大喜，当下问道：“何时动身呢？”
“随时可以，反正我是闲人。”高士奎爽快地答道。
送走高士奎，杜月笙特别嘱托杨管北，送高老太爷三千块钱作为路费。
杨管北虽然不是青帮人士，但常年跟随杜月笙鞍前马后，和青帮人物也十分熟识。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就是一位青帮大字辈，因此，杨管北特别选择大裕轮作为此行的专轮，并请江苏边区绥靖督办的总稽查长朱信科作为私人代表，陪同高士奎前往洪泽。
高士奎刚从上海启程，消息就已传到了清江浦的大小码头。高士奎辈分高，威望大，大小草寇都想与他拉拉关系，因此高老太爷一到清江浦，就被前来迎接的盗匪团团簇拥起来。这些盗匪之中，不乏青帮中的人物，对高老太爷十分钦敬。
在清江浦停留五六日，新老朋友叙旧谈心，日夜欢宴，不曾一刻得闲。六天后，高士奎告别清江浦，乘车回杨庄老家。
高士奎惦记着杜月笙的委托，因此，到达杨庄的第二天便派人传话，叫洪泽湖两岸最有势力的匪首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三天过后，猖獗于洪泽湖两岸的大土匪头子吴老幺果然亲自登门拜谒高老太爷。
吴老幺虽然匪贼出身，粗鲁不文，却也颇为尊重江湖上德高望重的高老爷子，一进门，便向高士奎三拜九叩，执礼甚恭。经过一番交谈，高士奎才知道，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比高老太爷矮上两个辈分。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而立的吴老幺，说：“我这次回杨庄，是特地为你而来，你晓得吧！”
吴老幺急忙鞠躬行礼，问道：“不知高老太爷有什么指教？”
“上海有个杜月笙，你听说过没有？”高士奎问道。
“知道这个人，只是至今未曾谋面。”吴老幺答道。
高士奎伸手一指朱信科，说道：“这位朋友是杜先生的代表杨管北请来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要开辟苏北航线，作为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营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日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轮渡来往，你要好好关照一下。”
吴老幺一听，当即拍了拍胸脯，慨然说道：“老太爷放心，只要是杜先生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粒米，统统由我吴老幺赔偿。”
高士奎果然德高望重，三言两语便打开了苏北航线。等高士奎回到上海之后，杜月笙和杨管北十分高兴，再三称赞高老爷子四海敬仰，声名不减当初。
苏北航线打通之后，杨管北立即着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筹组了“达通小火轮公司”，专运皖北、苏北各线的商货。为了确保商货的安全，杨管北在航运沿线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起用可靠的青帮人物负责安全事务。
达通小火轮公司的商船第一次出航，就发生了一段小波折。当一艘满载商货的轮渡驶到了柏树湾时，已是入夜时分，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岸上传来几声清脆嘹亮的枪声，震碎山谷，吓得船员们魂胆俱裂，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船上的人听好了，所有人都回到舱里去，谁敢出来，小心枪子！”
原来，柏树湾一带地形复杂，运河蜿蜒曲折，一向是盗匪出没之地。当时与达通公司一起航行的还有扬子公司和戴生昌公司的船只，这两家公司的船只坐头阵，而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
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达通公司的木船上，水手们一个个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躲在舱里不敢露头。可是过了许久，竟然毫无动静，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船上传来时断时续的哭喊之声。过了一会儿，有几个胆大的水手偷偷探出脑袋四处张望，但却不见任何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水匪得手之后都撤离了，当夜疑惑不定地各自去睡，第二天一问才知道，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商货与行李都被水匪洗劫一空，唯独达通公司的船免遭劫掠。
原来，自高士奎打通吴老幺这个关节以后，吴老幺也明白杜月笙不太好惹，不仅在黄浦滩威风八面，而且与各省大员乃至军政界都有瓜葛，得罪了他，自己也占不到什么便宜，因此他特别叮嘱手下兄弟，凡是大达公司以及与大达公司有关系的船只，一律放行，所以杨管北的达通公司才躲过一劫。
达通公司与土匪两厢修好，一路畅通，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托运货物的主顾纷纷主动登门要求载运货物，这样，客源与运输上的问题都获得了解决。苏北航线的建立，不但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而且还让执掌大达公司实权的杨管北得以迅速崛起。
独霸了苏北航线，杨管北又看准商机，与杜月笙组建了一家贸易公司——大兴贸易公司，主要代那些苏北的商人，在上海采办各种商货。这些苏北的商人，既省去了来往上海办货的旅费和人力，又免遭匪患的骚扰。
大兴贸易公司的创办，使苏北一带原本闭塞的交通畅通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复苏与繁荣，真正做到地尽其利。可以说，正是由于杜月笙、杨管北的努力，打通了苏北航线，许多银行、货运公司才纷纷在淮阴、蚌埠等地建立了营业单位，开始在苏北大赚其钱。
一跃成航业领袖
自杜月笙接手大达轮船公司以后，事业一帆风顺，杨管北全权接管航运业务，做得风生水起。而此时，大达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以洪门大哥杨在田、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伯鸿为首的大通公司则蚀了不少的本钱。眼见杜月笙万事顺畅，局势开朗，两位头脑有些坐不住了。
他们知道，杜月笙手条子够狠，自从杜月笙与杨管北登场以后，大达公司情势陡然一变。他们跟各大银行交情深厚，只消一个电话就能调来巨额的资金；其次，他们还打通了苏北航线，又开设大兴贸易公司，如此一来，大达、大兴与薛鸿记各司其职，运货的运货，代购的代购，押汇的押汇，三大业务齐头并进，热闹风光，大把钞票滚滚而来。相反，大通公司却今非昔比，在竞争中日渐落于下风。
原来的老客户出于安全考虑，纷纷投向大达公司的怀抱。慌无对策的大通公司迫不得已，终于向大达公司提出了要求，希望彼此相安无事，和气生财，与其恶性竞争，不如想个法子，大家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杜月笙与大通公司的老板们素无瓜葛，但碍于同操一业，又都是社会上威望颇重的人物，不便撕破脸皮，便振振有词地推脱：自己只能算名义上的董事，大达公司的业务现在都交给杨管北打理，有事体还是要跟杨管北商量。
于是，大通公司又找到杨管北磋商，杨管北的答复让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急于和解的心理，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说：“既然大通公司如此有诚意，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联合经营。”
“怎么个联合经营？”
“这个简单，大达公司与大通公司在航线各大码头建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至扬州这条航线，谁也不吃亏。”
“双方所占比重如何计算，利润如何分配？”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先去请一位知名的会计师，请他对两家公司三年来的账务进行核算，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确定双方所占比重。”
迫于公司一泻千里的危局，大通方面的领导们唯有依允，双方请来了上海最有名的会计师奚玉五，细细查过了两家的账。过去三年里，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大达公司占63%，大通公司占37%。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大通公司所得盈余要比大达公司少上一倍还多。
大通公司心有不甘，建议重新分配盈余比重，此时的大达公司摆出一副爱干不干的姿态，让大通公司无可奈何。后来，经过大通公司老板杨在田和陆伯鸿的几次折冲和努力，大达公司终于做出些许让步，大通公司如愿以偿地把自己的比例争取到45%，大达公司的比例降为55%。
合约签订的时候，正赶上交通部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参加了这次会议。杨管北代表大达公司提交了大达、大通两大轮船公司联营的报告，呈请交通部准予备案。同时，两大公司的联营处提出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决不涨价。
联营之后，随着航线不断地开通，两家公司的业务直线上升，原有的轮只渐渐地不能满足现有业务的需要。1932年的一天，杨管北建议杜月笙说：“大达公司应该造一条新船了。”
“好啊！”杜月笙对杨管北的工作相当满意：“一切由你来安排。”
“可是造一艘大船需要不少钱。”
“可以向银行借！”杜月笙毫不犹豫地说道：“我看上海商业储备银行就可以，一来陈光甫与你是同乡，一向很赏识你，二来我也曾帮过他不少忙，借款条件想必可以优待。”
两个人决定以后，杨管北先找到了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赵汉生说明情况。赵汉生表示没有任何问题，并亲自找到陈光甫商量此事。
第二天，赵汉生送来了回信，陈光甫非常愿意帮这个忙，还赞扬杨管北年轻有为，让大达公司起死回生不说，业务办得还有声有色，因此特别优待贷款六十万两白银，并给予了充分的优待条件：第一，利率由九厘酌情降至七厘二毫半；第二，从轮船下水营运开始算起，每天只需归还本息大洋三百元，归清为止；第三，以上所载归还本息数额，大达公司可以多还，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不得多讨。
如此优厚的借贷条件，让大达轮船公司在造船的时候充满了期待。与公司的旧有船只相比，新造的船只吨位大，设备好，豪华大气，可承载旅客两千多人。这样一只万众瞩目的大船，被公司特别命名为“大达轮”。
1933年，大达轮举行了盛大的下水典礼，杜月笙亲自主持，并请来诸多报业的朋友加以宣传，在各大报纸上刊出巨幅的新闻照，以示隆重。当时，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黄浦滩，许多达官政要、名绅巨贾纷纷前来捧场道贺，以此为荣。
大达轮投入运营以后，大达轮船公司的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也再度攀升。大达公司从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在杜月笙与杨管北的手中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还不算，后来的发展实力之庞大，几乎没有一家轮船公司能与之匹敌，先后拓展了多条航运线，除了苏北线，上海—九江─汉口─长沙线、上海—张家港线、上海─南通—任家港线等皆在杜月笙的掌控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大达轮船公司在杜月笙的决策下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为了阻遏日军军舰的推进速度，国民政府开始向民间征调陈旧轮船，凿穿后沉于镇海的炮台附近。为了响应抗日号召，上海航业界的人士群集筹商，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将虞洽卿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船公司的两艘旧船沉江，后来因为吨位不够，杜月笙不得不将大达公司的大和轮也拖了去沉江。
不久以后，上海航业领导机构举行换届选举。按照会章规定，船业联合会董事长的职位不得连选连任，于是前任理事长虞洽卿卸任后，杜月笙以航业巨子——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第三届理事长。
杜氏求和王亚樵
杜月笙一生声名显赫，江湖威望极高，几无人出其右，但即使是他，也有他所忌惮的人，王亚樵便是其中一个。
提及王亚樵，旧上海帮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在国民党军统任职、作为戴笠亲信，后成为起义将领的沈醉曾经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王亚樵人称王老九，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表面看上去，他身材瘦小，戴一副水晶边眼镜，略显几分斯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曾在上海滩创立斧头帮，叱咤一时，杀人如麻，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刺杀案。他曾五次策划刺杀蒋介石，后来又把日军驻华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送上西天，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有人说他富有爱国心，讲江湖义气，是一条热血好汉，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王亚樵与杜月笙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却因为一艘轮船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王亚樵曾经帮助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刺杀了蒋介石的亲信、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让李国杰重新掌握了招商局大权。王亚樵看中了一艘漂在海上的轮船“江安”号，为了表示感谢，李国杰决定将这艘轮船赠与王亚樵。
江安号当时的负责人是张啸林的本家侄子，名叫张延龄，也是杜月笙的门生。张延龄自恃有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态度强硬，拒绝将轮船交给王亚樵。这让王亚樵十分恼怒，于是派人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将张啸林的公馆院墙炸毁，索性没有死人。此事让张大帅火冒三丈，苦于不知何人所为，只能干吃哑巴亏。
过了些日子，张延龄仍然不肯交出江安号，平日里看似斯文儒雅的王亚樵终于忍无可忍。王亚樵觉得，杜月笙、张啸林势力虽然庞大，但妻小无数、资财万贯，这种阔佬绝不会为了一艘船同人抵死相拼。于是王亚樵召集到一群斧头帮的弟兄，挑选了十几个精兵强将，由自己的助手赵士发率领，风风火火赶到码头，声明前来接船。
谁知江安号已经启封，船员和水手都已经被张延龄换成了自己的人。张延龄之所以强占这艘轮船，是因为他的叔叔张啸林看到杜月笙的大达公司生意红红火火，自己也想与他联手，做几票轮渡的买卖。
张延龄早已得到了消息，见对方来势汹汹，嚣张地嚷道：“接船？接什么船？
“李国杰已将江安号作价一万大洋，卖给了我们九爷，有协议为证。”说着，赵士发将李国杰亲笔签下的契据递给了张延龄。
哪曾想张延龄接过契据，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撕做两半，随手扔到水里，狂妄地说道：“我管你九爷不九爷，老子只认得杜爷张爷，李国杰私卖招商局货船，徇私舞弊，雇凶杀人，我们张爷正准备将他告到蒋主席那里。这条船是他送给张爷堵嘴的，你们这群土佬不知天高地厚，公然与我们张爷做对，莫非是活得腻了？”
赵士发一见张延龄态度如此嚣张蛮横，不由得火冒三丈，向身后的十几个弟兄一挥手，众人纷纷从腰间抽出斧头，呼啸着朝张延龄扑了过去。
张延龄也知道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不敢怠慢，旋即招呼船上的人，与对方展开肉搏战。张延龄的船上有四五十人，而斧头帮只来了十几个人，人多战人少，斧头帮有些招架不住，只好四散逃窜。
当浑身是血的赵士发踉跄地逃回去，向王亚樵报告接船被拒并惨遭殴打的经过时，王亚樵雷霆震怒，血脉膨胀，当时即召集五百多人，全副武装向码头进发，誓要武力接管江安号。
这边张延龄火速派人将消息传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当杜月笙听说王亚樵要与张延龄火拼到底十分紧张，赶紧派人请张啸林前来商量对策。
张啸林向来火爆脾气，拍案而起，骂道：“妈个×，火拼就火拼，怕了他不成？”
“万万不可，与王亚樵火拼只会两败俱伤，况且你我今日都有公职在身，火拼的话，恐声势造大，难以收场。”杜月笙老谋深算地说。
“那就以暗杀对暗杀，可先与他讲和，退了他的兵，然后再派人把他干掉！”张啸林建议道。
“啸林，言和可以，暗杀恐怕也行不通。”杜月笙若有所思地说。
“妈个×，有什么不通？”张啸林骂道。
杜月笙叹了口气，不无担心地说道：“王老九门徒众多，心狠手辣，又极具戒心，如果杀他不成，必会引火烧身，何况我在明他在暗，你我更不知何时飞来横祸。”
“这也不行，那也不通，到底该怎么办？”张啸林急躁起来。
杜月笙嘿然一笑：“我看不如让他一步，王亚樵也算是条汉子，交个朋友，而且是交了一个强硬的朋友有什么不好？如果与他斗狠，只能多一个对手，而且是个凶狠的对手。不就是一条船吗？值几个钱？我的意思是吃个闷亏，让他一步，借此机会与他拉拉关系。他得了好处又怎能动起干戈，我们少了麻烦又多了交情，何乐而不为呢？”
平日杜月笙最有主张，而且一贯擅长化敌为友，听杜月笙这样讲，张啸林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嗯嗯啊啊地说：“你来安排吧！”
此时的王亚樵正带着他的五百多斧头帮兄弟，浩浩荡荡向黄浦码头杀去。张延龄知道这次王亚樵是提着斧子来拼命的，对方人多士气旺，他不敢怠慢，急命水手将江安号开到江心。
斧头帮赶到码头，王亚樵派人向江中喊话，让张延龄把船驶回码头，否则小命不保。张延龄不肯就范，双方僵持不下。正在这时，一辆小汽车缓缓开到江边，停了下来。
众人回望，只见杜月笙身着长袍马褂，从汽车里钻了出来，满脸含笑，缓步走到众人面前，拱了拱手，问道：“请问，哪位是王九爷？”
王亚樵早认出了杜月笙，扶了扶眼镜，昂着头走了过来，说：“我就是王亚樵，你是杜先生？”
杜月笙微笑着一抱拳：“早闻九爷威名，可惜缘悭一面，今日得见，真是幸会，幸会。”
“杜先生不用客气，”王亚樵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王亚樵做事，先小人后君子，李国杰欠我一笔债，这船是他拿来做抵押的。我多次派人来接船，竟然有人强占不还，今天还出手打伤了我的弟兄，若让我抓到，定要血债血偿。”
杜月笙知道，王亚樵明里在骂张延龄，实则是在指责自己，但他仍然不急不躁，缓缓说道：“九爷息怒，这其中确是有些误会，怪就怪在李国杰一女二嫁，将船先许王先生，后又送给张啸林，导致我们两家失和。既然是先许了王先生，这船就是王先生的了。你我同在上海谋生，来日方长，大家都不容易，还望相安互助才好。”
王亚樵本来对杜月笙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自己的兄弟被张延龄砍杀，又平添了几分厌恶和仇恨，但是今天杜月笙几句话说得周全有度，当着众人的面，说李国杰先许船给自己，的确让他感觉很有面子，这让他也不好再计较下去。
虽然王亚樵的斧头帮声名不小，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徒子徒孙数以万计，想在上海滩混下去，真要弄僵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想到这儿，王亚樵平和了一下心态，说道：“闻名不如见面，杜先生果然雅量，我王亚樵吃软不吃硬，一条破船本来也不值几个钱，但我王亚樵不过是为了争一口气。杜先生如此心胸开阔，我王亚樵非常佩服，如果杜先生确实需要，这船我愿意拱手相送。”
杜月笙当然知道王亚樵绝非真心想让，自己亦不能出尔反尔，于是说道：“岂敢岂敢，这船本就应该属于九爷，您就不必推辞了。不仅如此，我杜某人今天前来还置备了一点儿薄礼，送给受伤的兄弟，权作歉意。”
说着，杜月笙一扬手，身后一个彪形大汉提过来一只箱子，放在王亚樵面前，杜月笙命人将箱子打开，只见箱子里面有十几根金条，现洋亦为数不少。
王亚樵先是一怔，继而哈哈一笑：“杜先生小看我王某人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与人消灾，又岂能受人钱财？何况今朝绝非为钱而来，只想给兄弟讨个说法而已。”
杜月笙诚意十足，言道：“今日有缘一见，即为朋友。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有何不可？他日如果我杜某人落难，九爷能赐我一杯水酒，也就还情了。”
王亚樵犹豫了一下，说道：“好吧！既然杜先生如此盛情，我王某人就代弟兄们收下了。”说完，从对面大汉的手里接过箱子，伸手抓过一把洋钱，撒向身后随行的斧头帮诸位兄弟，众人雀跃欢呼，皆大欢喜。
当夜，杜月笙命令张延龄把江安号还给王亚樵，他的损失由杜月笙补偿。经过这一番曲折，王亚樵终于接管了江安号轮船。
这是王亚樵与杜月笙的第一次直面较量。还有一次，那是在1931年7月，王亚樵因组织“铁血除奸团”在上海北站暗杀宋子文失败，案发后逃往香港暂避。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在上海浦东设立了一个吗啡制造厂，吗啡厂的一名职工得罪了杜月笙的一个门徒，结果这名职工惨遭毒手而死。职工的家属获悉真相后，向上海司法局提出控诉，结果同样遭到暗算。
王亚樵惊闻此事后，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询问此事，杜月笙未予回复。王亚樵非常生气，再次致函杜月笙，字里行间流露出杀杜的信息：“你放任门人草菅人命，毫无人道，吾当小试牛刀，以为惩戒。”
杜月笙收到信函之后，惊出一身冷汗。他知道王亚樵说到做到，于是赶紧回了一封信，并多方托人从中斡旋。王亚樵因暂避香港，难以付诸实施，又碍于有人从中说情，这才停止了追究。
打进纱布交易所
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实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在动荡的岁月里不仅崛起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企业，而且在经济模式上已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正是诞生于这个年代的“上海物品交易所”。从1921年开始，一直到1922年间，上海的交易所有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几乎但凡有一业，便有某一业的交易所，但有一物，也有某一物的交易所。交易所的股票往往在几日之内暴涨数倍，让很多怀揣发财梦的实业家们趋之若鹜。
交易所是新鲜事物，前景好，盈利多，许多投机者争先恐后扎了进来，准备大捞一笔。但是，大多数投机者缺乏稳定的基础和博弈的技巧，尤其缺乏相关的科学知识，让许多人误以为交易所无外乎买空卖空，输赢靠运气，于是投机之风愈演愈烈。
当时的杜月笙，已经坐稳了许多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理事的位置，但他并未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自“四·一二”以后，他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便有心涤荡江湖气息，收揽人才，准备打入一些大型的物品交易所，进而将之牢牢掌握。
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杜月笙第一个准备下手的交易所，它就坐落在中汇银行的对面。所有人都知道，华商纱布交易所是个很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许多人欲进华商纱布交易所而不得，急得焦头烂额。原来，按照纱布交易所的章程规定，只有该所的经纪人才可以入场交易。
杜月笙不是纱布交易所的经纪人，按理说，也不能进入交易所进行买卖交易，但他对这家交易所早已垂涎三尺，为了能打进这家交易所，杜月笙挖空了心思。
有一次，他叫来自己最为器重的得力助手杨管北，说：“华商纱布的生意兴隆日盛，你看有什么办法，我们也进去玩玩？”
杨管北思忖了一下，说道：“走经纪人的路线怕是没什么斤头，杜先生如果想打进纱布交易所也不难，管他巧取还是豪夺，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
杜月笙嘿然不语，等杨管北走了以后，杜月笙派人叫来了一位得意门生，此人名叫陆杏生，头脑精明，又兼有一身好力气，颇能冲锋陷阵。杜月笙跟陆杏生简单交代了几句，陆杏生只说了一句话：“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华商纱布交易所内人流涌动，叫买叫卖之声不绝于耳，一派繁忙景象。早有人发现了今天的迹象不同往日，比平日多来了不少人，一边吵闹一边吆喝，其中不乏嘻哈凑趣、浑水摸鱼之人，现场秩序一片混乱。
于是，交易所赶紧将这种情况报告给大老板吴瑞元，说交易所内有流氓捣乱，现场混乱不堪，无法进行交易。
吴瑞元当机立断，暂停了交易所内一切交易，对交易所内一切人员进行清理，企图赶走这批流氓。让他没想到的是，陆杏生率领的这批徒众并未走远，而是守在交易所附近，当交易所重新开业的时候，他们又如獒狗一般，再次涌入交易所，伺机捣乱，破坏交易。
就这样，交易所停业时，这批帮会分子走开，再开业时又回来，闹得纱布交易所无法营业。
实在没有办法，纱布交易所老板吴瑞元只好向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求助。不曾想到的是，杜月笙早与巡捕房打过招呼，交易所火急火燎把电话打到巡捕房，那边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巡捕房只管屋外纠纷，你们场内纠纷，我们管不了。”
放下电话，吴瑞元气得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只好召集各大股东筹商对策。众股东惊闻有人场内捣乱，明白必定有后台指使，也都急得一筹莫展，思来想去，有人说：“不如去求求杜先生，或许他有办法。”
稍微聪明一点儿的，愤愤地说：“我看这事就是杜月笙指使的，几个小流氓有多大的本事，能吃定巡捕房？”
“斗又斗不过他，打也打不赢他，如何是好？”有人问。
一些股东终于认识到，斗不过杜月笙，只得请他帮忙，于是说：“不管是不是杜月笙指使的，这件事体总要他出面才好处理，得罪他对华商纱布交易所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就这样，众股东达成共识，派人请杜月笙出面，帮华商纱布交易所维持交易秩序。
杜月笙又一次表现出急人之困的风范，不仅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且亲自驱车来到华商纱布交易所。一下汽车，杜月笙直奔交易所内，虽然还是长袍马褂、一副文绉绉的样子，但面目异常严肃。他对着那批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徒子徒孙呵斥道：“统统给我滚出去，这里是交易所，容不得你们胡闹。”
大家见杜月笙来了，哪里还敢乱喊乱叫，陆杏生知道该收场了，回头向那批徒众做了个手势，于是众流氓不说二话，调转身姿，纷纷退了出去，交易所顿时秩序井然。
这一来，华商纱布交易所终于见识了杜月笙的威力，不仅不能得罪，还得千方百计拉拢，才能确保纱布交易所正常经营，甚至有了这尊活佛，击败竞争对手便又多了几分底气。
当年下半年，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会改选，杜月笙顺理成章地被选为理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张啸林当选为监事。杜、张的名分股，都由纱布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送上。后来，纱布交易所又经历了一次风潮，杜月笙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