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摔倒时碰翻的空啤酒瓶沿着斜坡滚下去，落在了露天影院的水泥地上，碎裂的清脆声从暗夜里传来，尤为清晰。
坡脚底下的小卖铺老板娘或许是听到摔碎瓶子的声音，打开铺子的门朝院内低喝了一声，谁啊——，声音远远的，许是没发现什么异常，便又进屋去了，从底下传来了老板娘合上门的吱呀声，四周重新安静下来。
在坡上的我们做贼似的，一动不动。
我屏住呼吸，索性躺在了地上，眼睛直直地盯着树梢的夜空。
其实刚才余大可那一推，我本来就是半蹲着，倒是没摔疼，但他的反应却让我觉得意外，本来以为自己这是“发乎情”，却不曾料到“止乎力”了。
躺在地上，心里面有被拒的尴尬，有对余大可无从掌握的茫然，似乎又隐约地有一丝期待正在心头飘着，等着落下的地方。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此刻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我又不想起身离去。
“丛深沉，别装死啊！我又没使劲。”坐在身边大约有一米多远的余大可打破安静。
我没回应他的话，想看他接下来的举动。
但他却没再说什么，而是又点燃了一支烟，拼命吞吐。
我看着头顶的夜空，两颗特别亮的星星，挂在天际，遥遥相望着。
感觉时间好像过了很久似的。
突然，余大可像决定了什么似的，起身走过来，俯下身，很突兀地、不由分说地吻住我。
在急促的呼吸声中，他温暖而有力的身体狠狠地压在一直仰面躺着的我身上。
他坚硬的身体，熟悉的气息，与我交融在一起。
我抽出手臂，从他的后背紧紧地圈住他，迎合着他，彼此忘我地吻着，翻滚着，一直到被身边的松树档住了才停下来。
一切都是熟悉的，因为接下来的一切过程和舰上的那次舱室里大同小异。
然而一切又是陌生的，因为我从大余第一次这样近似疯狂的主动当中感受中找了自己一直在寻找，一直渴望得到的某种印证。
远航回来之后，舰上没什么重要任务，靠在码头上，连续几天都是保养、除锈、打油漆，有点像一位远行的人回来了先把自己收拾利落的意思。
舰上的中心工作就是进行任务总结，表彰，从训练到政工，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按要求都要进行总结。这些工作算是苦了文书，去过他房间几次，看他坐在电脑后面就没怎么挪窝。
反正我只是胡乱写一篇，思想、工作、收获什么的，就算交差了。从来没想过要什么被表彰之类的，总不总结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没有什么好回顾的。
如果说这几个月海上生活真的让自己有什么可以回味的，或许也就是与余大可的点点滴滴了吧，那由远及近，慢慢感知并且靠近的过程，让我体会到恋上一个人的幸福与艰辛。
吃完午饭，副政委点名几个人，让下午两点到舰会议室，要开个座谈会，说是支队政治部来人。问座谈什么内容，副政委也没说，就说人家问什么，答什么就行了。
其实根本就不算座谈，应该说是采访吧。
我们坐到会议室的时候，丁宁带着他的报道组的两个报道员已经坐在靠舷窗的沙发上了。
这也是回来之后第一次看到丁宁，有几个月没见，觉得他似乎一下子成熟了似的，那种军校刚刚毕业出来的青涩感觉被一种新鲜的沉稳所代替。他坐在那两个报道员中间，面前是他的笔和采访本。
进门的时候，我注意到丁宁的目光先是停留在我身上，但很迅速地就移开了，像是随意地落在他眼前通信员刚刚放过来的茶杯上。
副政委过来客套地说了几句什么上级机关非常关心咱们的宣传，帮助发现任务过程中的亮点，大家一定要好好配合之类的话，然后就先出去了。
“刚才副政委也说了，这次来主要是按照支队领导要求，过来挖掘一些咱们执行任务过程中好素材，争取出两篇稿子。”丁宁微笑着，这算是开场白。
我们几个坐在那儿，还真想不起什么事值得说，该说什么，而且大家都是舰上不同部门的，军衔又都差不多，谁也没带头发言，全都是标准的坐姿端坐着。
“大家放松点啊，咱们都是同龄人，大家随便说，想到哪儿说哪儿。就当咱们一起吹吹牛，随便一点儿。”
丁宁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们，和他一起来的那两个报道员低着头，就等着记录的样子。
可能是我们过来的这几个没怎么和支队机关干部一起座谈过的经历，不管丁宁在那儿怎么启发，大家仍然是你看我，我看你，一声不吭，气氛慢慢变得有些尴尬。
可能丁宁也是第一次同时面对好几个人采访的这种局面，他的额头微微渗出一些细密的汗来，笑容都变得有些不自然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的眼光重新落在我这儿，眼神当中似乎有一些求助的意味。
“丁干事，我讲几件事吧。”
在丁宁如释重负的表情当中，我努力地搜寻任务期间值得我说的人和事。
搜肠刮肚地说了几件，觉得都是些平常琐碎的事，当然我知道一定是要挑那跟训练、任务沾点儿边的讲了。
和丁宁一起来的那两个报道员乖乖的样子，头也不抬地飞速记着。
丁宁则是拿着笔，没见他记录，而是一直看着我，认真地听着我说，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进去了我说的，或者说我讲的这些对于他的新闻报道而言没有任何价值呢。
“你叫丛彬吧？”
在我说完之后，丁宁拿着他手里在一张写着我们过来座谈人员姓名的名单，有些突然地问我。
我先是一愣，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是在掩饰别人知道我们认识，甚至是有过什么接触吧。其实这样的担心在常人看来完全多余，但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却成了一种习惯一样，因为取向不同总是下意识地掩饰和隐藏自己的习惯。
“对，丛林的丛，文质彬彬的彬，枪炮部门的。”我说。
“我们就想要丛彬刚刚说到的那些具体的事例，大家随便说说吧。”丁宁在本子上写了几笔，抬头对大家说。
可能是因为有人带头说了，后面每个人都依次发言。总觉得这样绞劲脑汁地去想着说一些好人好事，很幼稚，有点可笑似的，但大家还不得不一本正经地说着。
等到每个人都说完了之后，丁宁让每个人记了他办公室的电话，说有什么其他素材，可以随时跟他联系。快结束的时候，副政委像是踩着点儿似的进来了，照例又是几句程式的客套话。副政委留丁宁在舰上用餐，丁宁说他们科长交待了回去还有事，和副政委握了手，很成熟的样子，带着两个报道员走下了舰。
看着丁宁的背影消失，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但说不出来。
可能是自己还在担心会不会因为当初的那些话，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而事实上，这种自作多情的想法在后来被证明了很有些杞人忧天的味道。之所以有这样自作多情的想法，大概是不希望和自己有过关联的人有什么不幸，不快乐，因为自己正渐渐趋近幸福的核心。
从那天露天影院回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愣愣的大余好像过了他自己的心理关，慢慢地认同并且接受他自己的想法。至少我不再感到以前总在他的眼神里出现的犹疑与躲闪。
生活中的一切在自己的眼里都变得轻盈起来，有些像午后的阳光，温煦，甚至有些慵懒，即便是在舰上，这样刚性冷峻的空间里，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幸福像午后的阳光，暖暖地温情地围绕着我们。
远航回来，大家最关注的不在于谁的总结写的好，哪个部门被表彰，而是都关注着军需什么时候给大家发出海费！相对于平常的津贴而言，这两三个月的出海费算是比较可观的数目了。
大家议论出海费数目那几天，张康喜笑颜开的，那感觉特别像农民伯伯到了秋天，面对还未收割的庄稼，想着收回了庄稼，卖了钱，可以添置些啥。
舰副长通知完出海费已经给大家打到工资卡的那天傍晚，港内有限的两个取款机又像我们舰刚靠回来时的电话亭一样，全是我们舰的人。
我没想着去看多少钱，反正也没什么好花的。
不过在大可说要去买个手机的时候，我也蠢蠢欲动起来。
“周末咱一起去市里吧，早看中了一款，就等着回来拿出海费去呢。”东堤差不多成为我和大余晚饭后“压码头”的必去之地。
“不是说战士不允许用手机吗，副长说过好几遍。”
“咱又不是战士！”
“咱不是战士是什么？”
“是军人啊。”
“偷换概念。”
“行了行了，没事的。咱肯定不是舰上第一个买的。我们部门好几个都有了，宿舍有个北京的哥们今年一过完年就从家带了一个，还有摄像头，特牛B。”
“可我买手机没啥用，又没什么电话可打。”
“靠，干嘛非得要打电话才买手机啊，你可以给我发短信啊。”
也许对于大余来说，买手机可能是因为图新鲜，而我买手机，完全是因为他这句话。
周末，一起去的城里，直奔大余说的那个手机专卖，他看中的是那一年还算是比较大众化的诺基亚6108。我之前很少看手机这一类的资讯，想都没想，就选了个和他同款的。
我们又各自挑了手机号，前七位数也都是一样。
卖我俩手机的那个大哥开玩笑地说，小哥俩感情不一般啊，手机一样，选的号都差不多。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一边的大余傻呵呵地回答说，是啊，我俩关系铁着呢。
出店门的时候，我说：“刚才那人肯定也是。”
“是什么？”
“同志啊。”
“不会吧？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你看他盯着咱俩的眼神就不对，还说什么感情不一般的话。”
“靠，敏感，你以为全世界都是咱们这样的啊。”
中午我们还是去的以前吃过的那家小饭馆。不过他连点菜的兴趣的都没有了，拿着刚才那位大哥友情赠送的一块有电的电池放进手机里，来回捣腾。
等菜上来了，他给我看他的手机。
他的通讯录里添进去第一个号码，姓名栏里写的是“彬彬”。
心里面其实挺开心，嘴上却说，“真他妈肉麻。”
吃饭间隙，他又要过去我的手机，来回捣腾电池，大概是帮我存上了他的号。我要看的时候，他把那块有电的电池拿掉了，说，回去再看吧。
看他冒着傻气的表情，突然觉得嘴里的一切都变得无限可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