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仍然处于早期国家时期，许多时候他们无力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还必须经常迁徙，才能生存。历史上留有夏人活动的多处遗址。《国语·周语上》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认为，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崇山即是嵩山。《国语·周语上》又说：“昔伊洛竭而夏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史记？封禅书》引《世本？居篇》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平阳、安邑、晋阳三地均处河东，在今山西境内。夏人活动的中心范围当在今豫西、晋南一带。那么，经常迁移的民族，其土地制度很难稳固。
商代土地制度的完善
夏朝，从第十二位帝廑（胤甲）开始，走向衰落。胤甲末年，天大旱，气候酷热异常。《竹书纪年》记载了这次旱灾：“天有袄（妖）孽，十日并出。”先民认为高温、干旱天气为妖孽作祟。“十日并出”，并非说有十个太阳并存，而是夸张形容当时气温之高。夏王胤甲就在这高温、大旱之年死去。
夏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帝癸（即夏桀）当政之时，已是危机四伏。在此背景下，夏桀居然不励精图治。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矛盾。
更为不幸的是，夏桀时期，发生过两次大地震。“帝癸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帝癸三十年，瞿山崩。”（均见于《竹书纪年》）《国语·周语上》称：“伊洛竭而夏亡”，足见这种发生在“基本经济区”（或曰“核心经济区”）的天灾，对无力应对大型天灾的早期农业社会而言，是几近致命的打击。（按：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须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8、10—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部族首领汤率领着方国部落讨伐桀。经过鸣条之战，桀被击败，并被汤放逐于历山（鬲山），最后又到了南巢之山（今安徽巢县）并死于此处。《淮南子？修务训》的说法稍有不同，称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
鸣条之战，夏王朝被推翻，在方国部落的支持下，汤在亳（今河南商丘）称“王”，开启商代。
商代承袭了夏代的土地制度，并在局部上略有修订，使土地制度进一步完善。
商代，“王”处于最高统治地位，他不仅是国家的代表和化身，而且对全国的土地拥有实际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系统文字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商王根据需要，可在全国各地开垦土地，所耕垦的土地都属于商王，商王以册封的形式将土地授予各级贵族。
甲骨文中的“田”字，早期是“田猎”的意思。“田”即打猎的地方，即规定了猎户打猎的专有权，后来，它逐渐有了耕种的意思。（按：截至目前所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田”大多用作表示打猎，极少用作表示农田。如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称，在7部甲骨文著作中，“田”字出现458次，其中作“田猎”讲的453次，作“田地”讲的只有5次。周代以后，“田”虽然也有打猎的意思，但数量开始减少，而表示农田的则大大增加。在《诗经》中，“田”表示打猎义的出现6次，表示农田义的出现20次。而周代以后，“田”用作动词，还表示耕种之义。）
土地制度与“田”字是相符的。下面考证一些既含有“土地”的意思，又是由“田”组成的文字：
，即“邦”，是诸侯的封地，国家的意思。它是用“田”字上长出一棵树来表示。
，即“疆”，边界，边境的意思。两田相并联形，表示比邻，是疆的最初写法。
当然，“田”不仅与“土地”有关，如，即“鬼”；或，即“雷”；或，即“男”。
它还可以表示方向，如或，即“西”；
在甲骨文中，“田”字也被刻画成不同形状。从甲骨文中这些“田”字的形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将土地划分成几块规整的小方块。这些土地的划分，有些是为了进行田间操作而自然形成的田间通道，有些是为了便于土地的定期分配与再分配。从定期的土地分配来看，商朝土地所有权应属于以商王为代表的国家。甲骨文记载中，受封者以“我田”、“我甸”、“我鄙”称呼自己封邑内的土地，表明土地的占有权。
商代除了按地势高低把土地分为上田和湿田两类外，还把不同等级的土地细分为“品”。商末《作册羽鼎》上有“省北田四品”之铭文。从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至今，先后出土达20万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有600多片，其中记录了商代已有专门管理农田耕作的称为“小耒昔臣”的官吏；甲骨上镌刻的“畴”字，实际是作为田界的沟浍，“疆”字是用以表示田地之间的边界。
不过，商民族的农业技术也还是较为原始的，用烧田法开辟农田，地力消失则另辟新地。同时，商也不断迁徙，其土地制度也不是很稳固。第五章周代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从“分封建制”到“不籍千亩”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是洞见。
夏、商、周三代，政治结构相对松散，具有双重功能：维持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格局；赋予小宗主以相对独立的自治权。特别是周取代商之后，改革了商代的土地制度，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以及其亲密的盟友和功臣，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中的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其目的是控制新征服地区，通过封建诸侯，为王室“屏藩”。
就土地制度而言，“封建制度”是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井田制则是诸侯将受封自周天子的土地分封给庶民；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等义务，庶民对诸侯或者其臣下亦有耕种“公田”的义务。换言之，周之封建下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双层式制度设计：宏观上，“天子建国”的“封建”，只是将土地资源作出初次分配，或者更确切地讲，这是一种“王有土地委托经营管理制度”，即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接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在微观上，周本部和各个诸侯国，采用的是后来被称为“井田”的土地制度，即“交换式劳役契约”——封建贵族提供“安全”等共用品（publicgoods），农夫提供劳动（耕种“公田”），贵族获得“公田”上的收益，农夫获得“私田”的收益。
虽然历经厉王和宣王的土地改革，井田制和封建制行将消失，并经过春秋战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彻底瓦解，但它影响深远。王莽的王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莫不源于此。到了近现代，1905年，它化身为同盟会的“平均地权”；国民党台湾土地改革时，又以“耕者有其田”出现。时至今日，它仍影响一些学者对土地分配的见解，譬如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等。这些见解，都可在历代学者对井田制思想的辩论中找到源头。
周代第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分封建制”
在甲骨文中，“周”为，象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个部族以农耕见长。
传说也印证了这一点。据传，周人的始祖是帝喾的儿子弃。弃在舜时担任农师，号称“后稷”，教民耕稼有功，分封于邰。商朝初年，他的后代公刘率族人迁到囱（今甘肃宁县）。到古公亶父时，因受不了鬼方（古代的小国，位于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族之一。远自商、周，下至春秋，与中原一些王国有战争，但亦有交往，并互通婚姻，周以后不见于记载）的侵扰，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东到武功，西至宝鸡，横跨扶风、岐山二县的大部）定居下来。此地的土壤非常肥沃，《诗经》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于是，一个掌握了耕作技术并擅长农耕的族群，选择一处肥沃土地，勤奋劳作，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到古公亶父的三儿子“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即位后，与商贵族任氏通婚，积极吸收商文化，加强政治联系。在商王朝的支持下，季历打败了鬼方，俘虏其酋长二十人。商王文丁时，季历受封为“牧师”，成为西部诸侯之长，享有征伐西部诸侯的权利，后因权重遭忌，为商王文丁所杀。
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
商王子辛（按：子辛也叫“帝辛”，“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后人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义损善”）一度将西伯侯姬昌（周文王）囚于羑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子辛才放了姬昌。
恰在此时，商王朝内外矛盾空前尖锐（这些矛盾并非后人所谓的纣王暴虐或者妲己误国等所致）。一是商纣王末期，“天灾”不断，让国力大为削弱。据竺可桢的考证，商朝末期和西周初期，中国气候变冷速度加快，他将公元前1000年左右看作中国历史上最冷时期。这样看来，商朝灭亡的时候，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是一场战争让商朝大伤元气，且国内空虚。商纣王末期，淮夷叛乱，商纣王便派大军征伐。据著名甲骨文专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的研究认为，商纣王征伐淮夷，亲自统率大军，对东南方进行历时260天的长途征伐。《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结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纣王征讨淮夷，是商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下文再谈）。
三是自然灾害“帮助”了周人。大约公元前1122年，周的统治地发生一场自然灾害，产生一场大饥荒。周武王充分利用了这场灾难。《左传》云：“昔周饥，克殷而年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伐纣之后，即有丰年。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说：“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
而这一年，商纣王的军队主力还在征讨淮夷。周武王乘虚而入，组织军队，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照例”列举子辛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要和子辛决战。
由于主力在外，子辛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掳掠来的东南夷武装起来，凑了17万人开向牧野。可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根本挡不住“为生存而战”的周军，结果当然是子辛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放火自焚。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以后，便宣告商朝的灭亡。
商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商朝旧诸侯的土地就因此而为周人所有，很多旧诸侯并不承认周武王是新的宗主。而且，在刚占领的殷商故土上，殷商遗民的数量远在周人之上。周本身的人口，只有六七万人，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后来逐渐扩张，受周人支配的人口仍只在黄土平原的边缘，可谓地狭人稀。但是，商人统治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以商代遗址来说，东到大海，北到河北藁城，南到湖北盘龙城，可谓地广人多。此外，在周王朝的东方，强悍的夷人部族遍布今天的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随时威胁新生王朝的安全；而在周王朝本土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是西周时代的首都，又称西都、宗周）的背后，鬼方（按：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也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当时，甚至连一张全国地图都没有的统治者周武王，该如何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呢？
周人控制被征服人口的方法之一，是把商人迁移到周人直接控制的地区。所谓“殷士肤敏，裸将于京”的“京”，指宗周的“京”，而不是成周（西周周成王时兴建洛邑，又名成周，为西周王朝东都。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定都于洛邑，从此成周又称王城）的宗庙，这一措施也可说是西周建立新国族的第一步。现代考古发现，大量东方族群遗物多出于关中，尤其扶风岐山一带，足以说明周原旧地是移徙族群徙居的集中点之一。杜正胜：《周代城邦》第506—51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
方法之二，行“封建”之法。分封的原则与对象是根据与周王血缘关系的亲疏，功劳的大小（辅佐与同盟），其前提是承认周王的统治，或古帝王之后。“封建”，其意图是通过这种激励机制，分级治理，维护周的统治（按：商代应该产生了“分封”制。商代分封诸侯，有甲骨文书的原始记录为证。如殷墟甲骨文显示，商王武丁时已有许多封国，称“侯×”或“子×”。但是它与周代的“封建”有区别）。据王国维（1877—1927）、顾颉刚（1893—1980）的考证，“封建”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其意当指周初的“分封建国”，目的在于“以蕃屏周”。许倬云、董书业等认为，“封建”一事乃周初建国之事，并非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之常制。钱穆则认为，“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钱穆：《国史新论》第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上述这些观点可以通过文字考辨得到印证。青铜器铭文的象形文字“封”，即，酷似一株植物和一只手，原来的意思是“用土盖住一株植物”、“堆土堤”，后来又增加了“划定采邑边界”、“授予封地”、“起土界”、“疆界”、“田界”等义。“封”字似乎已有了“界定产权”之意。“制度”之意亦由此而来，“制度”几乎成了“封”字的引申义。据许慎（约58—约147）的《说文解字？土部》：“封，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是由“封”而来，“建”字虽亦早见于金文，如“获建鼎”，但其本义与今义差异不大，即指“建国立法”。
由此，可以说，周朝的“封建”制，是对商朝“封建”制的改革，应该是周人的新创。王国维说，“商人兄弟相及……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矧在后世？唯商末之微子、箕子，先儒以微、箕为二国名，然比干亦王子而无封，则微、箕之为国名，亦未可遽定也。是以殷之亡，仅有一微子以存商祀，而中原除宋以外更无一子姓之国，以商人兄弟相及之制推之，其效固应如是也。”
（盂鼎，又称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为康王时贵族盂所制作的祭器。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金文中关于分封有很多记载，如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武王嗣文王作邦”，“作邦”即“封国”，可见周初把封邦建藩视作震慑东土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