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了一群鸭，父亲一门心思地扑进家里那五亩多稻田中，除草，追肥，喷农药，看水。村前小河旁的井边台那块大稻田水源好，让父亲省心省力很多，现在只需追肥和看准时机喷农药，丰收在望。
阳光金灿灿，水稻长势喜人。望着那长长的禾穗，父亲黝黑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但想到印子嘴山边那两亩多稻田，父亲不禁发愁。精心呵护的水稻长得真好，禾苗杆又高又粗壯，禾穗也更长些。只是最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下雨。父亲每天在田边转悠，瞅着田里越来越少的水叹气。老天爷再不下雨，就只好请人灌水。抽穗是水稻生长的黄金期，产量高不高，谷粒饱满不饱满就看这最后一个月。思虑一阵，父亲决定去买十几斤柴油回来，不能再等，明天就请汪村的汪柱师傅抬抽水机灌水。田里的水位越低，要灌的水就越多，柴油也费得更多。
第二天，父亲果真和汪师傅在印子嘴的田头忙乎。锄得平整的田埂上放着一台大抽水机，汪师傅拿着铁扳手正在调整机小螺丝。父亲和母亲忙着搬运一根一根大铁管，我也帮忙搬。上面的田在山坡上，坡度较高，一台抽水机放山脚下靠近河流的田埂，另一台放到刚上坡的小弯丘田埂上，用碗口粗的树干支起两个三角形的架子，一根一根的铁管用螺丝固定，最后一根像大象鼻子一样的伸缩型塑胶管就垂进田埂边的草丛里。水管接驳好，汪师傅拧开油箱盖，父亲两手托起一桶柴油就往油箱嘴里灌。
轰隆隆的抽水机屁股里放出一股青青的黑烟，随风飘上蓝蓝的天空。浓烈的柴油味也随之飘散在那漫山田野间。白哗哗的河水就从象鼻子里喷出来，流进一梯梯的稻田里，更像是一股清甜的泉水流进父亲的心里。既滋润那一棵棵绿绿的禾苗，也滋润着父亲干涸许久的心田。父亲长长地舒一口气，洗洗沾着泥草油污的双手，在屁股后面的裤子上揩干水，伸进裤兜里摸出一包湘莲牌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汪师傅，随即划根火柴，点燃汪师傅噙在嘴里的烟，他自己也来一支。甩熄带着火苗的火柴，高兴地说，“汪师傅！谢谢您啦！得辛苦您两天。”
“没关系，这两天我家不忙。”汪师傅微笑的应着。他们俩就在这等待的闲暇功夫里，坐到田头荫凉的小树底下拉家常。母亲则在田埂上摘辣椒，摘些新鲜蔬菜回去做饭。
请人灌水也不容易，自己家准备好柴油，抬着那笨重的抽水机，一根根长短不一的黑黑的铁水管也不轻，最长的那两根，我得和母亲一前一后的抬着走，太重了，一人不好扛。除了付师傅工钱，父亲还要备上两包香烟和一瓶五加白的米酒，上街割两斤猪肉。灌水的这两天，桌子上怎么少得了一碗荤菜，我和妹妹也趁机打打牙祭，心里也暗暗高兴。
每逢天旱的年景，印子嘴这片田需灌溉两次水才能保证早稻正常收获。这里是片斜斜的坡地，阳光充足，水也干得快，但谷粒特别饱满，父亲为了能多收几担谷子，不惜花钱出力，也要护好它们。这可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希望。
时间就在父母亲忙碌的身影间过去。火辣辣的太阳热情地炙烤着大地，金灿灿的稻穗低垂地望着它那可爱的母亲，它成熟了，就等着喜悦的人们来收获。而我们的暑假也开始了。
双抢季是庄稼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宁静的山村早已隐约听到一阵阵“哒喔哒喔”的声音，那是早起的人们在割稻脱粒。我的父母亲也起床了，一边拿小镰刀和斗笠，一边叫我和妹妹:“起来了，去井边台割禾。”我和二妹睁开还没睡醒的眼睛，两手揉掉眼角边的眼屎一翻身就跳下床，跟在他们身后。
早晨越早越凉快，干活也有劲，干得快。等太阳出来一晒，稻叶扎到人脸上，又热又火燎一样疼，还有一些细小的飞虫到处飞撞，裸露的胳膊和腿痒得很难受。我和妹妹常常一边割稻一边歇下来抓痒。
头上戴着斗笠也难抵挡那火辣辣的阳光，晒得后背发烫，像煎掉一层皮一样的疼，贴在背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为赶上晚稻插秧，顾不上几点钟吃早饭和几点钟吃午饭，脚一下到田里，就恨不能一口气割完一块稻田。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教会我们割稻谷。他自己一边割稻一边要我们看着他是怎样使用镰刀，又怎样把割断的稻子扎成一手一手的放在他们摞起的禾堆上。然后他们就埋着头，弯着腰，拼命挥动着手上的镰刀。只见身后摞起一堆又一堆。
每割一块稻田，他们各占一边，中间留一条能通过打稻机的过道。我和二妹在稻田最边沿慢慢挥舞我们小手上的镰刀，小心地慢慢割断两手稻谷再抱在胸前用父亲教的方法扎成一把一把的放在稻堆上，割多了抓不住就干脆放在田里的稻茬上仔细地捆。比大人还要捆得紧，等脱好稻粒，他们扎的稻草一离手就散开了，而我和妹妹扎成小小把的稻草扔在田里也不会散。确实费了我们不少时间，母亲就笑我们说，像绑私崽一样。那时根本听不明白母亲话里的意思，还傻傻的乐呵呵地咧开嘴笑。
上午就拼命割稻谷，中午匆匆扒完母亲做的饭，又顶着烈日下田打稻谷，一刻也耽搁不得。父亲和母亲并排站在打稻机上，一只脚踩着打稻机的踩板，使劲不停地上下踩动，双手紧握着我和妹妹递上的一手手稻谷，沉甸甸的金灿灿的稻谷粒就在上下飞速转动的铁齿滚轮上呼呼地落到稻机桶里。放眼望去，田野里有许多和我们同样忙碌的身影，只听见一阵阵“打禾打禾”的机器声，此起彼伏地响遍整片乡村。打完两堆，打稻机再往前拖动，他们各抓住一个稻机前身的把手用力向前拖，我和妹妹也在后面帮忙推。等差不多满到半桶时，太沉了，拖不动稻机，就停下来。母亲负责把稻谷装进一个个蛇皮袋里，我和妹妹帮忙拉开袋口。
父亲也不闲着，赶忙把脱过粒的稻草扎成一个个草垛竖起来放在田埂上晒，那些干稻草可是耕牛过冬的主要粮食和取暖的“被子“。也可用来盖茅房，盖猪圈，盖牛栏，当柴火做饭也行。新割的稻草，叶子利得像小刀片，父亲的双手被勒得渗血，留下一道道细细的血口子。有时也听到他叫疼，但又没办法。我一边帮母亲拉开蛇皮袋口，一边仔细注视着父亲扎稻草垛，后来在父亲的耐心指导下，我又学会一样本领。父亲不让我扎刚刚脱粒过的稻草。被太阳晒蔫的就易扎许多，我学得快扎得紧，就是不及父亲扎的那么大个。父亲笑呵呵的夸赞他家老大聪明能干。他总喜欢亲昵地喊我老大。听了父亲的夸奖，我乐滋滋地干得更起劲，忘了疼也忘了累。
趁回家吃饭的功夫，他们肩上总少不了挑一担沉沉的稻谷。若稻田大，稻谷也多些，母亲每出好谷桶，装满几担，父亲就要挑一担送回晒谷坪，趁着太阳猛烈，快些晒稻谷。刚打下的稻谷又湿又沉，父亲拿起扁担，半蹲，弓下腰，憋口气，沉沉的担子就挑上肩，颤悠悠的，小心的迈开步子急匆匆往回赶。一担又一担，压弯了父亲的腰，浑身汗水的父亲吃力地挑着沉重的稻谷，丰收的喜悦写在他那黝黑黝黑的脸上，像田埂边的小花一样的美丽。
一亩八分的井边台，我们四人割稻脱粒扎草垛，整整忙一天半的功夫，这还没算完。田埂上晒不下的草垛，我们须搬运到马路边的山坡上晾晒。父亲打开田坝口灌水，母亲就得忙着挑牛粪撒到田里，我就拿着大镰刀除去埂边的杂草，把割下的杂草也撒到田中间去作肥料。这时父亲已牵来家里那头黄牛套上木犁，就哟秋哟秋犁田。吃饱新鲜稻草的黄牛，肚皮圆滚滚，很有劲。父亲右手握着梨把，左手挥着一根长长的竹枝驱赶着牛在田里画了一个又一个不规则的圆圈，他就像一个熟练的舵手掌控着黄牛前进的方向。铁犁和铁耙是父亲熟悉操作多年的农具，他耕过的田既平整又软乎。
插秧一点也不比收稻轻松。他们双脚下到齐膝的水田里，我和二妹一踩下去，泥巴和水已没过膝盖齐到大腿。刚开始觉着新鲜，感觉踩在水田里凉快，按着父亲教的宽度给大田分线，两姐妹站在水田的两端，拿着手上的大绳棍比划着尺寸，量好就插在泥巴里，沿着拉在水面的绳子一蔸一蔸地插秧，一块大大的水田就被我们分成好多一行行，像操场上的跑道一样。他们就弯着腰不停的给田写“一”字，这是父亲教我插秧时说的话，左手拿着一把秧苗，右手用三个手指分捏三四根一撮还带着谷壳的秧苗根插到泥里，一行行的像写“一”字，插稳就行。我学得很快，他总是笑着夸，“老大聪明，学得又快又好。”
后来在秧苗上发现了吓人的水蛭，秧苗上有黑花纹的小东西一伸一缩地蠕动着，软软滑滑，看到就起鸡皮咯瘩。他们说是蚂蝗，不咬人。只有山上“饿”田（贫瘠的田）的蚂蝗才会附在皮肤上吸血。我和妹妹半信半疑，有时看到一根秧苗附着好几条的黑东西，吓得马上扔掉手上那撮秧苗，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插秧。
一直弯着腰，时间久了就觉得腰好酸。我们嚷着叫腰痛。母亲笑着说，“小孩子！腰在哪里都不晓得，还喊什么腰痛。”
我和妹妹过一会就站到田埂上望呀望，“怎么明明好像插好一大半，看上去还有那么多呀？”
“田就是个古怪鸟，这边望到那边小。”母亲又在笑话我们。
好着急呀！巴不得我会天女散花（田女散秧）就好了。插秧最佳时间是下午，夜里有露水的滋润，秧苗扎根快，翌日清晨沾满露水的秧苗直挺挺的都立起来。接近天黑时分，他们赶着我们先上岸回谷坪收稻谷。我和妹妹用那长把大木板铲把金黄的谷子梳成一大堆，就像个大大的金圆锥立在谷坪中，用干稻草盖得严严实实，再抓把稻草灰洒在稻草上作记号。他们则要把扔在水田里的一个个秧苗垛全插完才拖着疲乏而沉重的身子回家，这时我想起了老师教过的成语——披星戴月。
割禾，打稻，插秧，晒稻谷，忙活半个多月的双抢慢慢接近尾声。五亩多的稻田要交一千多斤稻谷，晒干的稻谷弄得干干净净，用蛇皮袋装好，父母抬着称重。这是要挑着送去四里外的三合村粮站交任务。父亲为节约时间，每次都是两担旋着挑，挑一担走一段路放下，又折转身去挑另一担。母亲就一担一担地挑，他们一担最少也有一百斤，我每次也挑五十来斤。家里的称与粮站的大称总会相差几十斤。即便他们在谷坪上称过算过，但也不能预计刚好的重量。我看着粮站里等着排队过称的队伍干着急，一个个汗流浃背地拿着草帽斗笠不停的扇风。有多少粒金黄的稻谷就有多少粒我们辛勤劳动而流下的汗水。
交完公粮，剩下的谷子晒干就入仓。我家的里屋有个土砖砌的大谷仓，看着仓门一块块往上闩，我们心里别提有多开心，忙了大半年就为谷满仓。
父亲已同我们的小伙伴舒梅舒花的父亲商量好，等大家把干稻草都跺上树了（一个一个草垛围着一棵树踩得紧紧实实的）就去广州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