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他决定草拟一份备忘录。亏了他勤做笔记，这份备忘录不几天便膨胀成了一厚本，他在写的时候还故意让人家看见。写完，他把稿子卷起来，塞进一个白铁皮圆筒中，一直挂在腰带上。塞尔特维拉人见了，以为他是派来刺探他们工业秘密的外国间谍，大为恼怒，便又吓又骂地要驱逐他出城。
约翰惹恼了他的乡亲们，觉得很开心，便动身离开塞尔特维拉。他像条年轻的梭子鱼似的，健康快活地回到了奥格斯堡。他得意扬扬地跨进家门，发现屋里一派欢乐气氛。他首先碰见的，是一个乐呵呵的乡下女人，乳房耸得老高，模样也还喜人，端着一盆热水走过，被他当成了新来的女厨子，因此不无兴趣地打量了一番。本来他急于要去向太太请安，可太太眼下却起不来床，无法见他。另一方面，房子里又不断发出奇怪的声响，那是里图姆莱老头儿在奔来奔去，又叫又嚷，又笑又唱。终于，老头儿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眼珠子骨碌碌转，面孔通红，喜气洋洋，真是要多骄傲有多骄傲，要多得意有多得意。他大模大样地、神气十足地对约翰表示了一下欢迎，马上又跑去忙别的事了，瞧那模样，真像忙得不可开交呢。
这期间，从啥地方不断隐隐约约传来“哇——哇”的声音，听上去活像有谁在那儿吹小喇叭儿。乳峰高耸的乡下女人这时又走了过来，手拿一大卷白布，尖声尖气地叫着：
“来啦，我的宝贝！来啦，我的少爷！”
“喂！”约翰唤住她，“我说，你那是搞的啥名堂？”
可他又听见那哇哇的叫声，一个劲儿地传过来。
“怎么样？”蹦蹦跳跳地跑回来的里图姆莱老头儿大声问，“鸟儿唱得好听吗？你有什么话讲，小伙子？”
“什么鸟儿？！”约翰反问道。
“嗨，上帝！你压根儿还蒙在鼓里吗？”老头子叫道，“生啦！咱们到底生了一个小子，一个继承人，活泼泼的就像个小猪崽，已躺在咱们的摇篮里啦！我的全部理想，我的全部计划，这一来全实现了啊！”
我们那位自身幸福的锻造者目瞪口呆，可还没看出这事的全部后果，虽说这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他只感觉心头不是滋味儿，眼睛便鼓得圆圆的，嘴唇也撅了起来，活像谁强迫他去跟刺猬亲嘴似的。
“生喽，”快乐的小老头儿继续说，“别不高兴啦！咱们的情况是有点儿变化，我已推翻了遗嘱，烧掉了那篇可笑的故事，这玩意儿咱们再用不着啰！不过你嘛，仍可以留在家里，负责指导我儿子的培养教育工作，我让你当我所有事务的助理兼顾问，只要我活着，便什么也缺不了你的！眼下歇着去吧，我还得给咱那小淘气儿取个合适的名字哪！我已翻来翻去翻了三遍历书，这会儿想再查查旧编年史，那里边有非常非常古老的家谱和许多响亮的名字！”
约翰终于回到了自己房中，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那装着教育备忘录的铁筒子仍挂在腰间，他下意识地取下来放在两膝当中。而今他悟出是怎么回事了。他首先咒骂那可恶的妇人，骂她竟来这么一手，无端弄出个继承人来；继而咒骂老头子，这混蛋竟真以为自己有了亲生儿子呢。他骂来骂去，就是不骂他自己，虽则这弄出个小东西来使他失去继承权的罪魁祸首，恰恰是他自己啊。他好似在一张扯不破的网里挣扎着，后来又跑到老头儿那里去，愚蠢地想让他看清真相。
“您果真以为，”他压低嗓门儿对老头子说，“那孩子是您的吗？”
“什么话，嗯？”里图姆莱先生从编年史上抬起头来问。
约翰进一步用各种说法暗示他，让他明白，他自己是永远没有当老子的能力的，他老婆肯定是有了外遇啦，等等。
等老头子完全听懂他的话，便像中了魔似的一跃而起，脚在地板上跺得嗵嗵嗵地响，嘴里直喘粗气，老半天才喊了出来：
“给我滚，你这忘恩负义的坏蛋！你这血口喷人的流氓！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儿子！你讲，你这该死的东西！你用自己下流的舌头，糟蹋我妻子，也糟蹋我，难道你就这样来报答我对你的好意吗？幸亏我及时识破了你，识破了你这条我养在胸口上的毒蛇！谁想到啊，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孩子还在摇篮里，便已遭到自私自利之徒的嫉妒和攻击！滚！马上滚出我的家！”
老头儿气得浑身哆嗦，跑到写字台前抓起一把金币，用纸裹起来扔到不幸的约翰脚下。
“这儿还有点儿盘缠，拿去永远给我滚开！”说完咬牙切齿地走了。
约翰拾起纸包，不过并没有马上滚开，而是回到了自己房里，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天不黑就脱了衣服钻到床上，身上颤抖着，嘴里不住唉声叹气。他睡不着，心里难受得要命，可尽管如此，还是数了数刚才得到的钱，以及在旅途中用上面说过的种种办法省下来的旅费。
“顶个屁用啊！”他数完后说，“我才不想走呢！我要留在这儿，必须留在这儿。”
正在这时，有谁敲起门来。两名警察走进房中，命令他起来穿衣服。他胆战心惊地一一照办。他们又命令他收拾自己的东西，这就太容易了，因为他到家后还未顾上打开手提箱呢。接着，警察便带他走出宅子，一个仆人跟着提来了他的行李，往路上一搁，便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到这时，警察才向他宣读了一纸禁令，禁止他再跨进这家人的门槛，否则严惩不贷。读罢，警察扬长而去。他抬起头来，仰望着那所使他把幸福得而复失的宅子。这时，楼上一扇窗户开了，那个好看的乡下保姆正探出身来，收取晾在窗外的尿布，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婴儿的哇哇哭声。
终于，他提着行李溜进一家客栈，重新脱衣上床，这一次便再没有谁来打搅他了。
第二天，他在绝望中去找一位律师，请教是否还有挽回的办法。他把话刚讲完一半，律师便怒斥他道：
“您给我滚，您这头蠢驴！像您这副蠢相，还想骗取遗产呢！要不我就叫人把您抓起来！”
临了儿，没奈何，约翰只好回到家乡塞尔特维拉，回到了他几天前才离开的这座小城。他住在一家客栈里，沉思默想着，花他节省下来的那点儿钱。随着钱越来越少，他也越来越垂头丧气。塞尔特维拉人成群结队来寻他开心。如今他倒变得平易近人了。这样，人们便对他的遭遇有了相当了解，发现他还有一笔数目日渐减少的款子，就成全他买下城门口那间正待盘出的小小铁匠铺——拿他们的话来说，帮他找了个饭碗。为凑足买铁匠铺的钱，他不得不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宝物，对它们他现在已不存什么奢望了，所以也并不特别难过。这些东西一次又一次欺骗了他，他再不愿为它们伤脑筋喽。
古老的铁匠铺专打两三种普通的钉子，跟铺子一块儿过户来的还有一个老年伙计，从他手中新主人没费多少力气便学会了技术，成了一位打钉子的好把势。他成天用榔头敲敲打打，起初仅仅是勉强混日子，后来，认识到这平凡的不懈劳动是一种幸福，免去了他的一切忧虑，清除了他的种种邪念，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让美丽的南瓜藤和牵牛花爬满了他黑色的小屋；小屋在一株高大接骨木树的荫蔽之下，屋里的熔铁炉长年吐着愉快的火苗。
只有在静静的夜里，他才偶尔回顾回顾往事；而每当想到他看见里图姆莱太太手里捏着莓子酱蛋糕那天的情景，我们这位自身幸福的锻造者便低下头来，悔恨自己当初不该去补那一课，弄巧成拙，丢了幸福。
如今，随着他打钉子的手艺越来越高，那些往事也就渐渐地淡漠了。
物以类聚
［瑞士］凯勒
《物以类聚》选自《塞尔特维拉的人们》，原名为《滥用的情书》。
这篇小说也是以幽默的笔调，讲述了两对男女之间颇为复杂错综的婚姻和爱情纠葛。正如虚构的城市塞尔特维拉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瑞士的缩影一样，小说的几位主人公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典型。通过他们的故事和故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19世纪的社会风情画。在画面上，我们不仅看见不同类型人物的精神面貌，还对当时瑞士文坛的一个局部有所认识。而后一点，在凯勒看来似乎更加重要，对一帮混迹文坛、自命清高、自居新潮的所谓作家，对他们的种种或迂腐或丑恶的行径，他更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小说也可称做一出文坛喜剧，一则“儒林外史”。
维克多·施托特勒——塞尔特维拉人只叫他维吉·施托特勒——生活得挺惬意，挺像样儿，原因是他经营着一家兼做转运和销售的赢利颇丰的商号，同时讨了个漂亮、健康和好脾气的妻子。妻子名叫格丽特莉。她不只人很可爱，还给维吉带来一笔相当可观的意外之财；随后她便充满信赖地，静悄悄儿地，生活在自己的丈夫身边。说起她带来的那笔钱，它对维吉事业的发展帮助可大啦。加上他经营管理克勤克俭，生意十分兴隆。除此而外，他还具有一种塞尔特维拉人通常没有的品性，也一度使他大受裨益。原来，他的学徒时代以及满师后的一些年，都是在一座大城市里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某个青年店员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的宗旨，就在于提高会员的科学和文艺修养。在协会中，年轻人完全自己说了算，于是逞强斗勇，干了些各种各样的傻事情。他们阅读最难懂的著作，读完后便东拉西扯地胡侃一通。他们既排演《浮士德》和《华伦斯坦》，又排演《哈姆雷特》《李尔王》和《智者纳唐》。这五个名剧为歌德、席勒、莎士比亚和莱辛所作，都是很难演的。他们举办大型音乐会，朗诵佶屈聱牙的诗文，总之，没有什么他们不敢去摸去干的。
这样，维吉·施托特勒就把对文艺和读书的爱好带回了塞尔特维拉；也正由于此，他自觉高出他的老乡们一头，不肯再入乡随俗了。他努力弄来书籍，从京城的大小图书馆借阅不算，还订阅《园亭》一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家庭杂志，创办于1853年，内容多迎合小市民温情主义口味。杂志。凡有新书的邮购通知到来，他通通签上名，因为他要进行的是持久而有计划的钻研学习。如此这般，他就能一方面处理好日常琐事，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清高。日复一日，在精力充沛和小心谨慎地办完营业上的事以后，他都点燃烟斗，板着面孔往书桌后边一坐，开始在书中自由地徜徉遨游。不仅如此，他走得更远。很快他便写起各种内容的文章来，并告诉妻子他写的是“随笔”。他经常讲，按他的天赋气质，他自信可以成为一名随笔作家。然而，他的随笔寄给一家家杂志都未能发表，他于是又开始写小说，并且以“库尔特·冯·瓦尔德”意为“林中的库尔特”。”做笔名，把它们投给可能想起的所有星期日出版的小报。这回他的运气不错，他的那些东西真的在德意志帝国的不同地区，以那个响亮悦耳的笔名刊登了出来。不久，对于这位新冒出来的小说家，就这儿有一位“山谷里的罗德里希”，那儿有一位“岛屿上的胡果”，以及别处的“草地的根泽利希”，感到了钻心的痛楚。同时，他还悄悄地参加所有小说征文的角逐，为他离群索居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快意的激动。在或长或短的办理营业事务的旅途中，在一家家旅馆里，他总能碰见某个志同道合者，和他们高谈阔论一番，以获得新的灵感。还有去走访各州的友好编辑部，也使他在经商之余得到精神调剂，尽管有时候要以他付酒账为代价。
一天晚上，在德国某座中等城市的一家酒馆里，维吉·施托特勒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场面。其时酒桌旁除了当地的几位老主顾以外，还坐着一些个年轻的旅行者。那几位仪态庄重的白发老先生慢条斯理地谈着种种写作的问题，谈着塞万提斯、拉伯雷、斯特恩和让·保尔，谈着歌德和蒂克，对他们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巧妙布局赞不绝口，说其可以在不妨碍欣赏故事内容的情况下，同时注意到布局和风格的魅力。他们进行详细的比较，力图找出贯串在所有同类现象中的红线。他们时而因某件往事的回忆同声大笑，时而为某种新发现的美而满怀欣喜，同时却又表情庄严。不管讲什么，总是轻言细语，不急不躁。终于，在这位喝完了他的茶，在那位饮尽了他的酒以后，他们便都磕一磕陶土烧制的长长的烟袋锅，迈着因得了痛风而不大灵便的步子，回家睡大觉去了。只有一位还不为人注意地坐在屋角里，一边读，一边呷着潘趣酒一种用葡萄酒、果汁、香料、糖、茶或水调制的混合热饮料。。
这时候，那些个一直坐着旁听的年轻客人，方才打开了话匣了。有人开始挖苦老先生们刚才的陈旧谈吐，说准保是四十年前，他们曾经在这酒店里充当过时髦文人。他的评论得到大伙儿的热烈喝彩，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又形成一次有关文学的讨论，只是性质完全不同罢了。老先生们那些陈年话题，他们除去从一些蹩脚文学史中看来的个把术语之外，能够谈的确实不多。相反，对于当今文坛上每天发生的无足轻重的事情，对于那些以令人惊叹的笔名每时每刻涌现在成千份小报上的大大小小的作家，他们却显示出渊博而精湛的知识。很快，他们就表明自己不是那种愚蠢的学究和书呆子，而是很实际的买卖人。因为没过多久，从他们嘴里能听到的就只剩下稿酬呀，出版商呀，门阀呀，帮派呀，以及诸如此类令他们既愤慨又神往的东西了。一刹那，已是唧唧喳喳，闹闹嚷嚷，仿佛房间内同时有二十个人在讲话。他们一个个眼里闪着狡黠的光芒，互道“久仰久仰”的时刻看来快到啦。果然，这个自称就是桂多·冯·施特拉海姆，那个自称就是奥斯卡·诺德施特恩，第三个也非别人，正是库尼伯·冯·梅尔。所有这些笔名的后半部分都有含义：施特拉海姆意即“光明之家”，诺德施特恩意即“北斗星”，梅尔则为“大海”。这一来，在此之前很少讲话的维吉也不再犹豫。他略带几分腼腆地让人家知道，他也并非等闲之辈，而是库尔特·冯·瓦尔德。大伙儿都知道他，正如他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须知这些老兄可以把一部好书多年束之高阁，却到所有咖啡店里去搜求他们的同类的作品，而且搜到什么便立刻一口气读完，虽然这样做并非出于关心，而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警惕性。
“您就是库尔特·冯·瓦尔德！”大伙儿吼起来，“哈！欢迎欢迎！”于是乎再叫了几瓶廉价葡萄酒——一种发酸的假玩意儿，说实在的是店里最便宜的货色。到这会儿，才真有了热闹瞧呢；到这会儿，才让人领教到他们的齿尖舌利！所有在文坛上取得了某些成就的作家，尽管人家此刻也许已经在几百英里之外安然入睡，都被他们彻彻底底地进行解剖；对人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有一个不了如指掌，没有一件丑行不可以栽在人家身上，而且谁讲到结尾都会干巴巴地重复唱一句老调：“这家伙还是个犹太人哪！”大伙儿便接着来一句同样干巴巴的合唱：“是的，他就该是个犹太人！”
维吉·施托特勒兴奋得直搓手，心想，这下你才真叫如鱼得水了！作家置身于作家当中！嗨，多么敏锐的头脑，多么深刻的看法，何等样的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