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从小到大，不论是亲人还是学校里的老师都教我要与人为善，要有礼貌，要有涵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把这些话当作《圣经》一般，年复一年地温习，直至长大成人。当真正步入社会这个大染缸时，我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早已习得一身的本事，备好了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谁知我竟错得一塌糊涂。
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有人向我问路，诉说着自己的种种遭遇，最后恳求我能给予金钱上的帮助。我不是一个富裕的人，我有时与街上的乞丐相比，只是比他们多了一层体面的衣服而已。但即便这样的时候，只要他的故事打动了我，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他一些微薄的帮助。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仅是他们“生活”的伎俩，有些所谓的乞丐实际上比我这样的工薪阶层要有钱得多，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就是靠着伪装博得同情，赚取施舍。
二〇〇六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像这个夏天很多个夜晚一样，凉风轻轻吹着，满天的繁星像无数双疲倦的“眼睛”。在一辆公交车上，当我从容地走到车厢最后排的空位子旁边正要坐下的时候，身后有人叫住我，扭头看时，只见一个陌生的皮肤稍黑且瘦弱的男人，他紧捂鼻子，嘴里还一个劲地说着些粗口SX话。他的意思是说我刚才把他撞了，出于礼貌，我连忙说了几声对不起，想着即使不小心撞了人家，只要态度好一点，道个歉，说几句好话，也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让我经历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那人一直捂着半个脸，我也压根看不清他到底长什么样。就在我认定不会有多大事，正要坐回座位时，那人伸出一只“带血”的手，问我要纸巾，这一下还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的内心变得不安起来。那人旁边的一位“仁兄”也开始帮腔了，说着诸如“你这人走路怎么不长眼睛呀”之类的话，我仍旧陪着好脸，一个劲说着好话，全然丧失了最基本的推理能力，没来得急细想“自己根本就没有用这么大劲否则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车走了两站，停了，下了三个人，我、“伤者”和那位仁兄。如果当时车上哪位救苦救难的智者能点拨我一下，就不会再发生后面稀里糊涂的事了，可是没有。
故事开始了，便必然要有一个结果。下车那一瞬我才发现这人是个残疾人，这更让我心里过意不去。一同下车的那个长得身强体壮的仁兄也发话了，要先去医院看病。于是在路边招手乘上了一辆出租车。刚一上车，身旁的“伤者”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向我发牢骚，而且态度越来越恶劣，时不时地要举手打我，而坐在司机旁边的仁兄却不动声色，从而导致我不能准确辨别方位而错过了几个医院。我一边不停地给“伤者”递着卫生纸，一边重复着同样一句道歉。借着车内昏黄的灯光，“伤者”让我看他上嘴唇高高隆起的部位。“你把我撞成什么样子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碰上你这个灾星！”伤者更加凶神恶煞般向我吼个没完。而出租车也是没完没了地向前跑着，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你说，怎么办？”
“咱们先去医院看病吧！”
“去哪个医院？去大医院还是小门诊，你要是能说得我心里高兴，咱今儿个就去个小门诊，花个二三百，你要说得我不高兴，咱就去红会，作CT，花你个几千块，快说，怎么办？”一听这话，我脑袋一下就大了，直想早点脱身，不愿陷入这没完没了的纠缠之中。都夜里十二点多了，路上的车也没有多少了，我是多么想立即回家去啊！
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意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就是要钱，给三百元私了。直到那一刻，我仍旧没清醒过来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给了他们钱，然后回家。
第二天，我在朋友的劝说下报了案，这时，我才清楚地知道自己上了当。接待我们的警察告诉我说，这种案件在西安各个线路的公交车已发生多起，这叫“碰瓷”，基本上是合伙作案，大都是一个正常人跟一个生理上有残疾的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感到深深的悲哀，作为弱势群体的残疾人，竟然在社会道德与文明的掩护下出卖良知，向那些同情他们的善良的人们下手？我不得不怀疑“善良”在当今能不能算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当然，我也不能因为个别的残疾人做出这样的事就否定所有残疾人，每个人群中都有败类，这一点不是由我决定的。
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光懂得一大堆礼貌就好像只学了一肚子酸学问一样是没用的，时不时地你就得学着恶眼看世界，至少你能保持相对的冷静从而不致于把别人的精心布局当成是一次意外。那个残疾人利用世人对他们一惯的怜悯与同情作保护，暗地里做着让人唾弃的事情，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绝后路。一个再笨的正常人可以让他们骗一次、两次，却不可能一辈子都被他们骗。当更多的人都恶眼看世界时，同情与怜悯将不再轻易地出现，冷漠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旋律，行恶者终将自食恶果。
（2006年6月3日于西安北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