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级位于照壁西侧第一间教室，跟学前班教室正好相对。班主任是落兽村的解老师，教我们语文。他的鼻子旁边有颗黑痣，那时约摸二十出头，开学第一天就给我们做了惊人之举。站在讲台上，双脚跳上了讲桌，自我介绍好像还是个练家子，所以我们那时都有些怕他。我曾有天早晨去迟了几分钟，被他狠狠扇一个耳光。所幸自那之后，我没有再挨过他的打，我的语文成绩倒也不差，大小字作业常能得“甲”。
女同学海燕因为头发太稀，那年冬天剃了个光头，戴了一顶毛线帽子，她身后的男同学冷不丁一下子把她的帽子拿掉，露出又光又亮的“电灯泡”，全班同学就哈哈大笑，只有海燕伤心地哭着。
数学老师是权寨的李老师，之前也是早有耳闻，李老师是打人不眨眼的，一根扫帚棍横扫天下，打得你皮肤上净是血红的印子。有一年冬天，让没完成作业的同学赤了脚站在雪地里，还拿扫帚棍在光脚片子上抽，打得同学是哭爹喊娘。
四年级教室与三年级紧挨着，数学老师第一学期是我们校长，家在姜嫄的马老师，第二学期是一个姓李的女老师。那年冬天，马老师讲课时，见后排有同学不听讲，便走下讲台，将那时低着头正用钳子做“链子枪”的新维拽起来，要没收钳子，新维用手抓紧，不肯放，两人拉来扯去，险些让马校长“马失前蹄”，马校长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用拳头狠揍了新维几下，从此不允许新维上他的课。第二学期来的那个女数学老师也是个狠角色，布置作业错一道题就重写十遍，我也挨过她的打。
只有我们的语文老师，家在殿背湾村的王老师，耐心地跟同学们讲道理，从不打骂学生，在那个年代是极其少见的。
我的同桌格侠，上课时喜欢拿面小镜子照来照去，一会儿撕嘴唇上的干皮，一会儿又拿着镜子照身后的春梅、改红和玉柱他们。那时候，云见经常跟我们一块玩，这家伙是典型的“怕女人”，男同学谁打他一下，他咬牙切齿，恨不得还你十拳八拳，女孩子骂他不还口，打他不还手，我是看不过眼了，便在他书皮上写了一段话：云见同学，你和咱们班XX（列出好几个女生姓名）关系不一般啊！她们不论怎么打骂你，你都不吭一声，这个关系很危险啊！如果发展下去可能就成了爱情了……其实，那时的我哪里懂什么爱情，随口乱说的，谁知闯下大祸，被女同学一起围攻，拽着我的衣服要到班主任跟前评理。我正是一愁莫展、尴尬万分的时候，班长新龙来了，他抢过那张书皮说他来给大家公断，看过之后突然一下子把那张书皮撕个粉碎，然后手一拍：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不用告老师了。说完便跑，女同学又都去追他，我才从险境逃了出来，心里把新龙感激得不行。从那以后，我也得了教训，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有些事说说也就行了，千万别给人家留下把柄。
有一次，吃完午饭来学校后，教室后门不知谁用砖头给堵上了。我推了推，推不开，便踢了一脚，可不巧，被五年级一个姓罗的老师看见，把我叫过去直接给我几个耳光，打得我脸如火烧，耳鸣不止，还把我拽到各个年级向同学们做检讨，我是丢人丢大发了。
一九八八年春季，上海爆发甲型肝炎，二十九万人患病，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校加入到抗肝炎的保卫战中。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渭河滩采茵陈，提着笼子，拿着小铲浩浩荡荡出发，那里多是沙地，随处可见小水坑，我们一边采一边玩，感觉十分有趣。
到五年级时，我们的教室又搬到校园南边的二层楼上，与二年级教室相邻。班主任是权寨的李老师，教我们语文，个头挺高，声音有点细。我曾写过一篇作文，写的四年级那年暑假跟父亲去西安时，同行的一位叔叔逃火车票的事，结果李老师硬说我的作文是抄的，给我的评语也是极不客气地进行了一番讽刺与挖苦。后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询问，我自始至终不曾改过口，他的语气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为了提高大家的语文学习兴趣，李老师让我们组成学习互助小组，我与争会、芳侠等在一个组，平时讨论得非常激烈，在争论中也促使我们对一些本不确定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大家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也得了不少进步。李老师闲时喜欢研究起手相，在自习时间看了好几个同学的手纹，最后见我手纹时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别人的手纹都是三条大线，而我只有两条。一百万人里面才会有五个左右我这样的手相，所以他感觉奇怪也属正常。
一九八八年秋季，为响应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勤工俭学的号召，李老师带领我们到渭河滩采集树种，每人都有明确的任务量。会上树的同学爬到树上，一会儿工夫就采够了，我是不愿意为这点事冒着衣服蹭破的危险去爬树，所以就在沟沟坎坎去捡树上掉落的树种，临集合时，我还没有采够，迟到了几分钟，被李老师一个大嘴巴打得分不清东西南北。
过了春节之后，到学校报到，老师安排我跟几个同学打扫卫生，我们走进教室一看，都被惊呆了：教室里又臭又脏，满地血纸，就像是杀人现场。这才想起，正月里我们村庙会唱大戏时，那些女戏子就住我们五年级教室。我们捂着鼻子，拿笤帚、小簸箕把那些垃圾清理之后，决心好好给教室洗个澡，我从楼下差不多提了七八桶水都倒在教室，把教室弄得跟个涝池一样，然后用笤帚把那些脏泥巴全都清洗干净了，周围没有排水管道，害得我又一桶一桶把泥水提下楼，那次可真是累坏了。
数学老师是秦丰村的刘老师，经常对同学们说：你们都是鸡窝里的蛋，你们中有一部分同学将来会成为天鹅，去上初中；有一部分同学会成为小鸡，上小学六年级；还有一部分同学是一块石头，继续在五年级复读。我也时常在心里想着：自己是石头呢？还是小鸡？或者是天鹅？
后来，我们那一届考上初中的只有玉柱、军旗、云见和我四人。一九八九年秋，我正式成为一名初中学生，这也宣告着我的小学生活就此结束了。
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后，白龙小学的教室被列为危房。不久，揉谷乡划归杨凌区，周边几个村的小学都撤并到揉谷中心小学。之后，小学同学新龙回乡创业，把曾经的学前班和一年级教室改造为兴龙饭店。其它教室陆续都被拆除了，现在成了村委会办公的地方。
回想起那时的点点滴滴，也是颇多感慨，在那个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的年代，如果那些习惯用暴力“教育”孩子的老师们能多一些耐心，可能今天我们再想起那段岁月时就能多一些美好的回忆。教育如果不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时常与粗蛮的棍棒为伍，也就失去其自身的意义了。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会让你肃然起敬，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让你备感亲切。有些伤害无法一笔勾消，它永远都在记忆的某个角落。
（2016年12月3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