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特色是响应时代的号召--创新。有创新才有生命力，在经济飞速发展、时代快速前进的今天，社会形势瞬息万变，每一刻的疏忽和偷懒都有可能使我们被永远抛在人后，被时代和社会所淘汰。新东方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新老师开始模仿老一辈老师的上课风格和个性语言，甚至还学习他们上课用到的段子或故事，虽然这样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不是长久之计，反而会使其容易失去自我。因此，新东方一直都鼓励老师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吸引学生，才能把课上得更加精彩、独特。
第八个特色是友好。要做到友好，似乎很容易，但很多学校的老师未必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新东方是一个民办的教育培训机构，在商业利益方面，其友好的服务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新东方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友好，他们就像朋友一样，课下可以谈天说地、打成一片。
第九个特色是爱国。很多学生都将新东方作为出国留学的一个跳板，在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次事件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以培训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为目标的新东方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新东方面临空前的巨大压力，这时候徐小平出手了，他从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说起，得出来的结论却和那些抨击新东方是“卖国贼”的舆论者截然相反，他的结论是要更加奋斗，到美国去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茁壮起来！无论新东方是不是为了商业利益和自保才发表了这份声明，无论出国留学的学生最后是否归国效力或是移民他国，新东方在课堂上向学生所传授的，的确都是“爱国主义精神”。
最后一个特色就是有共同信仰。新东方充满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始终都鼓励老师要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但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高度一致的。同样的教学理念，同样的教育精神，同样的信念和理想，才是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新东方可以说早已是一盘散沙，也就根本不可能历经数次劫难依然挺立。
正是因为新东方的这些人才要求，才使得新东方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拥护，才使得新东方发展到今天如此规模，才使得俞敏洪成为人人学习的创业楷模！
强调一种精神认同
一个企业的精神是这个企业全体或者是大多数员工一致、彼此共鸣的内心态度，是他们的一直状况，是他们的一种思想境界。企业精神是一种群体意识。在一个企业中，员工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全体员工一致认同的企业精神，那么就很难使员工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在全体员工一致认同的企业精神带领下的企业才是最有活力、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众所周知，每一个企业都有它的企业精神，每一个企业也都希望自己的员工能认同自己的企业精神，俞敏洪也不例外。对于如何才能保证新东方的教学质量这个问题，俞敏洪就提出了一个近乎偏执的要求--成为新东方老师的前提就是必须认同新东方精神。
俞敏洪认为，新东方精神是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老师们共同认同了新东方精神，才能在新东方为其提供的这片舞台上迸发出最大的能量，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
2000年，俞敏洪和徐小平赴美国参加钱永强的耶鲁毕业典礼，钱永强以他的耶鲁思维，认为企业文化应该是一种哲学，而新东方所提出的“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理念显然不能算是哲学，顶多只是一个口号罢了，没有什么内涵。此刻，俞敏洪意识到，如果钱永强到了新东方，作为新东方的一员却不认同新东方的文化，甚至是全盘否定新东方精神的话，那么其结果必然对他们今后的合作带来不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钱永强有多么厉害，那么也不可能对提升新东方这个品牌贡献力量，反而还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俞敏洪觉得有必要让钱永强了解新东方精神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俞敏洪这么看重新东方精神呢？这里就要说一件事情了，那就是从1993年新东方成立以后，直到王强、徐小平等回国与俞敏洪一起打拼天下以来，新东方虽然总是在强调“新东方精神”，但从没有明确地指出过“新东方精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于是，这一次，俞敏洪用了一个小故事，形象、明确地说明了新东方精神的内涵。
小时候，俞敏洪的家门前有一条路，只要一下雨，这条路就会被水冲出一条沟，这条路不宽不窄，下雨的时候中间必须垫一块砖头人才能走过去。如果不垫砖头的话，人就过不去，如果人想过去，只能跳过去，可是人有时候会害怕，因此，在跳的时候就很容易掉到泥坑里。所以，每次下雨的时候，俞敏洪都会捡一块砖头垫在沟中间，这样，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脚就能迈过去了。
因此，俞敏洪认为新东方精神就是一小块砖头，能使每一个学生在奋斗最艰难的时候，在最疲惫的时候，给他垫上一块砖头，那么他就不至于在跳的时候掉进沟里了。俞敏洪说：“我们就是这块砖头，这块垫脚石，让他们可以顺利地跨过这个沟坎。新东方确确实实帮助过无数的学生顺利跨过这个沟坎，给了他们力量，给了他们知识，给了他们方向。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我不要在雨中给他一架直升机，让他飞到阳光灿烂的地方去。我只要在这泥泞的道路里，给他垫一块砖头。如果新东方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就满足了。如果学生回过头来看，新东方确实给他在泥泞道路上、在他过沟坎的时候垫过一块砖头，没有让他摔倒，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新东方就可以满足了。”的确，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做到新东方这样，也就应该满足了，因为它给了别人力量、勇气和希望。
新东方精神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俞敏洪在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的身上不仅有做事情的激情，而且也有把一件事情踏踏实实做好、做到位的务实精神。即使后来新东方在美国成功上市，俞敏洪也不会因此而认为新东方是一个“伟大的产业”。俞敏洪曾说：“没有必要把自己崇高化。”实际上，俞敏洪从一开始对新东方的定位就不是“做一个崇高的事业”。新东方的创立其实是始于当前中国教育的现状，因为在一个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学生不是以学为乐，而是以学为苦，但又不得不学，这对学习效率来说并不会有好效果。而新东方成立的意义就在于，让那些以学为苦的学生能快快乐乐地学习，老师教给他们应对各种必要的考试技巧，从而让学生获得日后有助于个人事业发展的能力和机会。
可以说，一些学生来到新东方并不是来学习在之前的教育中获得的东西，他们来就是要掌握一种不同于以往教育中的学习经验，或者说他们是来感受一种别样的、与众不同的学习氛围。有的学生甚至只是为了来看看那些传说中的“明星老师”的风采，只是想聆听他们的讲话，从中捕捉也许能改变自己一生的思想的火花。这就是新东方存在的意义，虽然听起来并不神秘，并不伟大，但是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在新东方听过课的人都知道，新东方的老师向来都是一群富有激情的人，而且他们也从不在学生面前掩饰自己的情感和个性，因此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常常会把一个班的学生搞得“疯疯癫癫”，甚至是有点“不正常”，学生们时而泪流满面，时而情绪激昂。经历过这些场面的学生也确实从中感受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学习氛围，而且也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精神。俞敏洪要求新东方的老师们要时刻牢记新东方的校训，他经常在学校的工作会议上和老师们一起探讨新东方的精神内涵。俞敏洪为此也写过许多相关的文章，后来还结集出版，比如《生命如一泓清水》、《永不言败》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俞敏洪谈人生、谈事业、谈工作，内容切近现实，语言亲切，而这些感悟也在无形中融入到了新东方员工的思想当中，继而成为他们上课、工作时的思想指导。
俞敏洪不仅通过这种谈心的方式来强调员工对新东方精神的认同，而且他还制定了一些相关规定，从而通过制度来加强员工对这种思想的认同。比如，每年新东方至少要召开三次培训大会，每次大会都长达两天，其间，所有的老师都要上台讲新东方的理念。平时，新东方还会给老师发一些有关奋斗、劳动、思想的书，例如英国的著名品德学家写的《品德的力量》等，同时，每一位老师都要写读后感，如果读后感写得不好就要扣工资，不写读后感的话就会扣更多的工资。这些做法在外人看来似乎显得有些过于偏执，但是它却有效地确保了新东方所有老师都拥有同样的精神认同，从而将他们因个人因素而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风险降到了最低。事实上，新东方的一些管理层人物后来离开新东方时并没有对其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也是与俞敏洪的这些努力和做法息息相关的。
差异化管理铺平新东方的发展道路
从新东方始终不间断的人事变动中，很多人都认为新东方的管理其实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与大多数成熟的企业相比，新东方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的管理策略。事实上，俞敏洪本人也经常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管理上的外行人，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的话，新东方是如何成功上市的？又是怎么能在数次的震荡中安然渡过的？尤其是在新东方这种高学历人群聚集的企业中是怎么把员工管理得如此“与众不同”呢？在分析了俞敏洪的成长轨迹后，我们发现俞敏洪对管理有着与其他企业家截然不同的思维，从而和其他企业的管理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化。
有一次，俞敏洪路过一间教室，他看到一位天才老师正手舞足蹈地对几百个学生说：“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学校的厕所还差不多。”这位老师的一番话惹得学生哄堂大笑。事实上，类似的笑话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已经是见怪不怪，但俞敏洪听后却都是一笑了之，甚至还有点窃喜。在别人看来，一般都不会理解俞敏洪的这种举动，如果换成任何一个企业家，恐怕也都无法容忍自己的员工在客户面前这样讥讽自己，但有的管理专家却认为这恰恰是俞敏洪在管理上的高明之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在新东方的日常运营中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正如俞敏洪自己所言“新东方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此，在新东方，一些老师、员工发牢骚这都是必然的。当牢骚和不满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就会发生质变，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找到途径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允许老师在课堂上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从实际效果看，虽然这种发泄方式在表面上会使形势更加混乱、难以控制，也会给管理层的决策带来困扰，但正如俞敏洪所说：“这种做法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人在背后说坏话了。”事实上的确如此，通过这种“混乱”能够把一些隐性的问题公开化，这样就更利于解决问题。实际上，“混乱”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避免员工之间搭帮结派，这样也就有利于管理层的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以乱治乱，在乱中解决问题。
此外，企业想要高速发展，就要使用形形色色的能人，而使用能人就要承担必要的人才消费风险，个体的能力越大也就最容易出现问题，即使最终可能要以付出高昂的损失为代价，但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对中国的企业而言，企业的高速发展和高层的人事斗争往往是“形影不离”的。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企业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如果处理得不好，就有可能葬送企业已经拥有的“大好江山”。从创办新东方开始，其人事震动的问题就如影随形，各种媒体的版面上也会时常看到关于新东方内部人员为权力、人事而争斗的传闻，其中2001年的小股东“逼宫”和2004年的胡敏和江博的出走，都被外界普遍看成是新东方高层管理者斗争的标志性事件。2001年8月，俞敏洪收到了王强郑重其事的辞职信，王强在信中历数俞敏洪平时的种种过错、新东方的管理弊端之后，正式提出了辞职，离开新东方。随后，徐小平和包一凡也都相继递上辞呈，要求辞去董事职务，以行动表示了对王强的支持，这无疑是对俞敏洪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俞敏洪立即“下课”，甚至还要求俞敏洪在短时间内离开新东方。当时形势是新东方有可能因此而出现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庸俗结局。虽然尽管后来胡敏和江博公开说明他们的出走是因为个人原因，但很多人私下流传的版本就是因为新东方的“政治因素”，说他们因为内部斗争失败而离开新东方似乎更容易让人信服。
尽管俞敏洪后来一直强调这些事件与个人恩怨毫无关联，但俞敏洪并不否认新东方的内部人际关系曾经非常复杂。新东方的发展之所以没有受到这些波折的影响，俞敏洪认为是与自己对人际斗争的认识有关。他认为人际斗争在有人的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把它看成是企业日常运行中的一种常态来对待。也就是说争斗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每个人的期待和现实结果总会产生一定的差距，人有欲望上的需求都是很正常的，如果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那么必然会引发斗争。由此可见，俞敏洪的这种观点的最大好处在于，他能够把对人际、权力斗争的思考理性化，而不是经常感情用事。就如同解决企业经常会遇到的业务困难一样，一般都是去积极分析原因，及时发现问题的根源，这样才更容易、有效地解决问题。也正是因为俞敏洪的这些差异化的管理方式才造就了新东方，才铺平了新东方的发展道路，才使得新东方日益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