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汉学”著作，可以令中国人获得一个从外部反向观察的视角，获得更为宏阔的自我省视方法。从以下汉学著作中可以看到，鲁迅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学家的汉学研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对史密斯《支那人气质》（作者按：该书应属中国问题研究）的阅读。这是美国人阅读中国的视角，也是日本人经由美国人的经验感知中国的视角——日本有多种译本。鲁迅之“国民劣根性批判”思想固然源于“看客”的麻木，但这部外国人写出的中国分析也很可能影响了他。民族自省，传统无此经验，因此它是一种现代经验。
日本汉学家槐南陈人曾经作有《东学西渐》一文，发表于日本《日日新闻》上。当时上海《神州日报》曾译载本文。文中说《十三经注疏》、《史记》等东方文献在伦敦几个书肆的发售书目中有介绍。作者于是道：“庸讵知东学西渐已有如斯之盛，宛似半夜荒鸡，足使闻者起舞耶。”
这是中国传统文献在西方传播的一个案例。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二》中，他说：“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很使土人高兴；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
这个意见的本意，是要中国人不要盲目自大。所谓“西哲”这里特指英国驻新西兰总督乔治葛来。他曾经写过一部《多岛海神话》，告诉英国人怎样统治当地土人（参《多岛海神话》条说）。关于儒学“花果飘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语）式的“东学西渐”，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东方的落后，导致西方对东方的“猎奇”，也是事实。这是鲁迅式的民族自尊心不愿意接受的——鲁迅希望一个更为真实、文明、进步的中国自立于世界。
鲁迅的民族自省、国民劣根性批判总根于对中国的爱。这里可以说到一个例证。
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有对中国的考古和实地调查报告发布，鲁迅对此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德国人似乎对胶东很关注，而日本则更关注东北。这一事实让鲁迅有了阅读的选择。现在看到鲁迅读过的德国、日本考古学专著，有多部是关于中国胶东和东北方面的研究。而这一部分的阅读都在20世纪初期。当时，德国人刚刚失去胶东，而日本人则在东北作着侵略性质的战略布局。
这里只说德国人的研究。
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曾著《中国——亲身经历及其研究报告》，鲁迅于1903年著《中国地质略论》说到这个作者和这部书。鲁迅说：“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作者按：即煤炭）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作者按：即利玛窦）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作者按：即日尔曼人），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作者按：即李希霍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文中对中国被列国所掠夺，表现了沉痛悲愤之情。列强在中国各地考察，鲁迅独于其中看到经济侵略之端倪，可以概见其拳拳之心。诚如鲁迅所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然彼不惮重茧，入吾内地，狼顾而鹰睨，将胡为者？”看看鲁迅关心的方向，应能体会出他的隐忧和沉痛。这方面的鲁迅研究，目前看到的还不多。
本卷所谓“汉学”，其实并非严格学科意义上的“汉学”，而是将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统统划归到这个领域，也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鲁迅读过的汉学部图书，现在可以统计到124种。本卷内分为“思想-社会”、“文史-文化”、“游记-杂录”三个部类。
思想-社会类（24种）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日]安冈秀夫著。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说：“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e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
鲁迅是主张“国民性批判”的，因此对外来之批评每多自省。鲁迅不同于动辄打出“爱国”旗帜而护短的民族主义者。应该说，鲁迅襟怀之阔大，认识之理性，疼爱中国之深沉，是自我遮蔽的民族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鲁迅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总能从事实而不是从情绪出发，去研究他们的意见，以期疗救社会。但是，对于外国人的荒诞不经之论，也不乏批判的意见。安冈书中认为中国人“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举例说：中国人喜欢吃笋，是因为竹笋“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原因。
鲁迅多次征引此书，讽刺安冈。《朝花夕拾·琐记》中说自己初到江南水师学堂，“一进仪凤门，便可以看见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可爱的是桅杆。但并非如‘东邻’的‘支那通’所说，因为它‘挺然翘然’，又是什么的象征。乃是因为它高，乌鸦喜鹊，都只能停在它的半途的木盘上。……”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中说到因为安冈的这部书，引动鲁迅查阅了更多中国原典来核对真伪。安冈书中说：“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象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对于安冈的“笋”论，鲁迅又在这文中说：“会稽（作者按：鲁迅居住之绍兴）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
鲁迅作文立论之基点，在于改造国民性。凡利于国民性之改造，鲁迅就能以巨大勇气来面对。所以，在批评安冈之荒诞时，鲁迅又不忘记说：“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和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这些，就是鲁迅的问题。没有问题意识，是不可能提出问题的。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之活动及其经济势力》
[日]原胜著。《日记·1935/4/7》提及此书。原胜，日本“改造社”驻华特派员，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邻居。
鲁迅曾经与他讨论过中国沙漠化问题，原胜也写有一篇《紧邻鲁迅先生》。
（见《外国友人忆鲁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出版。）
■《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
[日]中里介山（1885-1944）作。作者曾经写过历史传奇小说《大菩萨岭》，在报上连载23年，后被改编为动作电影，颇有影响。
《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说：“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但鲁迅又补充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
■《共和与君主论》
[美]古德诺（1859-1939）著。该文发表于1915年8月15日北京《亚细亚日报》。文中称中国有“特别国情”，不适宜推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此论应该是为袁氏称帝制作舆论。鲁迅在《坟·春末闲谈》等文中对此给予了讽刺。
古德诺，袁世凯宪法顾问。
■《三民主义》
毕范宇（1895-1974）译。英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见《日记·1929/3/1》。
毕范宇，美国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汉学家，上海国际礼拜堂牧师。
抗日战争期间曾做过蒋介石的顾问。1951年在“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注意的控诉运动”中被控诉，后被驱逐出境。另著有《金陵神学院史》。
■《乡土研究》
[日]杂志。创刊号（1913年）载有高木《乡土研究的本领》。鲁迅寄周作人阅，见《日记·乙卯/1/8》。
■《一个日本人之中国观》
[日]内山完造（1885-1959）著，尤炳圻译。内山送赠鲁迅，见《日记·1936/8/20》等。
内山，鲁迅最好的日本朋友。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避难，周建人、许广平等被捕，也经他悉心营救获释。内山书店也成了鲁迅著作的实际代理发行店。鲁迅逝世后，他发起“鲁迅文学奖”，又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后来写有多篇文章回忆鲁迅。
■《致中国国民宣言》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次日日商枪杀工人组织者顾正红。30日，各界开始罢工，在英租界遭遇英国巡捕开枪，伤亡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此即6月6日，国际工人后援会从柏林发来为“五卅惨案”致中国国民的宣言。
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十）》中评价这个宣言说：“但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们已经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即萧伯纳）……法国则有巴尔布斯（作者按：即巴比塞）。……现代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但自然除了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
■《中国革命的理论的考察》
[苏]布哈林著，[日]野村哲雄译。《日记·1928/2/13》提及此书。布哈林，苏共早期首领之一。后来斯大林撤消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了他的党籍，并秘密将他处决。1988年，布哈林获“平反”。
狱中写有历史小说《岁月》。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苏]斯大林、布哈林等著，[日]藏原惟人译。《日记·1928/12/31》提及此书。
■《中国革命及世界的未来》
[日]细川嘉六（1888-1962）著。《日记·1928/3/25》提及此书。细川嘉六，曾任职读卖新闻社。因发表反战言论被捕，后与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建立中国研究所，并加入日本共产党。1951年后主持亚洲问题研究所，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亲身经历及其研究报告》
[德]李希霍芬（1833-1905）著。中国实地考察报告。鲁迅于1903年著《中国地质略论》说到这个作者和这部书。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后来引起德国政府的重视，被认为是有关中国的“科学的、值得信赖的”知识基础。他的意见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886年，驻德外交使节许景澄就向清廷报告了李氏关于胶州湾的调查，并建议开始海湾的建港工作。李希霍芬对山东文明很欣赏。德国驻华使馆翻译、海军顾问单维廉就曾赞誉过李希霍芬对中国文明和中国高尚精神的肯认。
■《中国人民的命运》
[美]史沫特莱著。俄文本。莫斯科出版。《日记·1934/10/29》提及此书。
■《中国人气质》
[美]斯密斯（1845-1932）著。鲁迅屡次提及此书，建议能有人翻译此书给国人看。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论及此书关于中国人之“面子”（鲁迅谓之“体面”）说：“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又说：“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书信·331027致陶亢德》中说：“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司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
鲁迅最先读到日译本名为《支那人气质》。当有人放映“辱华影片”
《上海快车》而遭到许多华人反对的时候，鲁迅说：“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见《且介亭杂文附集·立此存照（三）》）斯密斯，美国传教士，留居中国五十余年。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
[日]池田龙藏著。《日记·1931/11/5》提及此书。池田是一个有法学背景的日本学者。
■《中国社会史》
[苏]萨法罗夫（鲁作沙发洛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有日人早川二郎的译本，且读过李俚人的汉译本。《日记·1934/10/24》、《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提及此书。参《世界史教程》条说。
1922年底陈独秀等人出席国际共产会议，曾经邀请萨法罗夫起草《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或即此人。
■《中国社会研究》
[日]桔朴（1881-1945）著。《日记·1936/8/29》提及此书。鲁迅早年曾同作者有过谈话，讨论了道教问题。见《鲁迅和桔朴的谈话》，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3月第1版。
《日记·1923/1/7》记载：“下午丸山君来，并绍介一记者桔君名朴。”丸山昏迷（1894-1924），原名丸山幸一郎，又名昏迷生。“五四”时期在北京任《新支那》记者，后又任《北京周报》记者。曾在北大旁听鲁迅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