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公理”的把戏》中，鲁迅讽刺教育界中依势作恶的人说：“以事论，则现在的教育界中实无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当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来，早见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对于有些人的口头的鸟‘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这里的“城狐社鼠”，典出《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这是提醒王敦：刘隗跟随于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藏身于城墙庙社，会除掉此辈，要投鼠忌器。
《准风月谈·后记》中说：“……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这里“世无英雄”一语即出自《晋书·阮籍传》。鲁迅钩沉晋谢沈《后汉书》，曾据《晋书·谢沈传》介绍谢沈生平。
房玄龄，与魏徵、杜如晦等同为唐太宗重要助手，任宰相十五年，为历史名相之一。
■《晋书辑本》
[清]汤球（1804-1881）辑。史书。为各种散佚晋史的辑本，10种，6册。有光绪年间《广雅书局丛书》本。见《日记·1926/11/5》等。汤球，字伯玕，安徽黟县人。与同乡俞正燮、汪文台等人相友善。
汤球治学严谨，在考据学上成就极大。他修订补辑的古书有郑康成逸书9种，刘熙《孟子注》、《孝经、论语注》，刘珍等《东观汉纪》，皇甫谧《帝王世纪》，谯周《古史考》、《傅子》，伏侯《古今注》等。并用一生精力，对23家晋史进行辑佚和校勘。嘉惠后学颇深。
■《旧晋书》
[清]汤球辑。又称《九家旧晋书辑本》。为关于晋代历史的9种文献辑录。《日记·1926书帐》提及此书。
■《旧唐书》
[后晋]刘（887-946）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屡作征引。该书《经籍志》载：“《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谢承撰”。鲁迅《古籍序跋集·谢承〈后汉书〉序》谓《旧唐书》为《旧唐志》，一百三十三卷为三十卷。显系字有脱误。
刘，字耀远，后晋政治家。所撰《旧唐书》200卷，实为赵莹诸人所作。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912-981）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早年购置于琉璃厂，与《旧唐书》各1部共8函48册，见《日记·癸丑/4/5》。
■《梁书》
[唐]姚思廉编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征引。
《朝花夕拾·后记》说到“尝粪心忧”的“孝道”故事，就源自《梁书·庾黔娄传》。书中说：庾黔娄的父亲患病，医生说，要知道病重病轻，“但尝粪甜苦”。于是庾父“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类“孝道”，当为“不情”之伪孝道，为鲁迅所批评。
■《两汉书辨疑》
[清]钱大昭（1744-1813）撰。史籍考证。42卷。鲁迅从友人宋紫佩处借得，见《日记·甲寅/9/12》。
钱大昭，文字训诂学家，著名考据家钱大昕胞弟。著有多种考据专著，影响后世颇深。
■《辽史》
[金]党怀英（1134-1211）等修撰。为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据《日记·1931/8/31》，鲁迅预定《二十四史》，此日得到《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辽史》、《金史》5种，共122册。
党怀英，字世杰，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明史》
[清]张廷玉（1672-1755）等撰。鲁迅多次征引此书。
《两地书·序言》中说：“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这里说到的“瓜蔓抄”就是《明史·景清传》中的典故。明代建文帝的遗臣景清谋刺明成祖朱棣事情败露，“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事实上也就是“株连”
的意思。
■《明史钞略》
[清]庄廷（？-1655）撰。别史。残7卷。有《四部丛刊》本。见《日记·1935/10/14》。
庄氏为清初富户。他曾购得明末人朱国桢撰《明史》，攘为己作，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又奉南明各帝为正朔，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书中且多指斥清朝。康熙初年，被人告发。时庄氏已死，被剖棺戮尸，株连全族。甚至为此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以及所涉地方官吏均被处死，为清初著名文字狱之一。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编撰。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说：“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作者按：指孙可望剥李如月的皮的方式）的。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剥“景清的皮”，该书《壬午殉难》记载道：“八月望日早朝，（景）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参《安龙逸史》条说。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487-535）等撰。鲁迅购置百衲本《二十四史》之一。
■《南史》
[唐]李延寿编撰。鲁迅多次征引。
《朝花夕拾·后记》中说到《男女百孝图全传》的序文：“……起观斯世之忍心害理，几全如陈叔宝之无心肝。长此滔滔，伊何底止？”鲁迅据此评论说：“其实陈叔宝墨胡（作者按：即模糊）倒好像‘全无心肝’，或者有之，若拉他来配‘忍心害理’，却未免有些冤枉。”鲁迅这里为古人辩诬，是一种求真知的体现。据《南史·陈本纪》：隋灭陈，陈叔宝为隋文帝所获，“给赐甚厚，数得引见……”后来监督陈叔宝的人对隋文帝说：“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隋文帝说：“叔宝全无心肝。”显然，这里的“全无心肝”是说陈叔宝没心没肺，糊涂颟顸（但也备不住是“假痴不癫”），全无亡国之痛；这还不是“忍心害理”。历代帝王中，陈叔宝就个人道德而言，还是相对善良的一个人。鲁迅为之辩诬，其实也是在“正名”。此事看似寻常，其实正是鲁迅坚持真相，臧否求是的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
《华盖集续编·送灶日漫笔》中说：“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
这里的“食蛤蜊”就出自《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李延寿。著名历史学家。以一人之力，经十六年完成《南史》、《北史》两书。另著有《太宗政典》，参与编撰《五代史志》、《晋书》等。
■《七家〈后汉书〉》
[清]汪文台（1796-1844）辑录。收录散佚《后汉书》7种。参《谢承后汉书》条说。
■《前汉纪》
[东汉]荀悦撰。即《汉纪》。编年体西汉史。《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等提及此书。汉献帝时，荀悦侍讲，因为《汉书》繁重难读，奉诏撰写此书。时人称“辞约事详”。荀悦有民本思想，对流行的谶纬学说多作抨击，撰有哲学专著《申鉴》，影响颇大。参《申鉴》条说。
■《前后汉纪》
荀悦《前汉纪》、袁宏《后汉纪》合刻。16册。1912年10月10日，鲁迅于琉璃厂购得。
袁宏（约328-约376），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另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三国志》
[西晋]陈寿（233-297）撰。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于史书往往随手征引，不仅可见妙趣，亦且入木三分。如《三国志·魏书·荀彧攸贾诩传》说到荀彧向曹操建言，使用了“坚壁清野”四个字，鲁迅就顺手拈来，作成一篇《坚壁清野主义》（见《坟》），用来讽刺教育当局为所谓“风化”事，禁止女生游逛公共场所的意见。在看似不经意间，又给了章士钊一击。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引述《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怀桔”的故事说：这个孝行“也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桔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坐稳了，也非常省事。”
昔日陈西滢在他的《闲话》中称自己家乡无锡是“模范县”，在《致志摩》的信中称鲁迅“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鲁迅就在《朝花夕拾·无常》中顺手一刺：“凡有一处地方，如果出了文士学者或名流，他将笔头一扭，就很容易变成‘模范县’。”接下去又写道：“我的故乡，在汉末虽经虞仲翔先生揄扬过，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后来到底免不了产生所谓‘绍兴师爷’，不过也并非男女老少全是‘绍兴师爷’，别的‘下等人’也不少。”这里的“虞仲翔”在《三国志·吴书》中有传。他对绍兴的“揄扬”可谓桑梓情深，《三国志》注引虞预《会稽典录》记录他的话说：“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这一段话，应该是对绍兴极大的褒赞。鲁迅在论及陈西滢表彰家乡无锡“模范县”时，提及虞仲翔此论，也应有可以理解的桑梓情怀。一部《朝花夕拾》记叙的几乎就是儿时的绍兴往事；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辑录绍兴古代逸文八种；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鲁迅对故土绍兴确有深情深意。
《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
何尝如此。”这里的“相斫书”，典出《三国志·魏书》卷13注引鱼豢《魏略》：“……《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鲁迅钩沉谢承佚书《后汉书》，作《谢承〈后汉书〉序》说：“承字伟平，山阴人，博学洽闻，尝所知见，终身不忘；拜五官郎中，稍迁长沙东部都尉，武陵太守。”对谢承的介绍，就出自《三国志·吴书·妃嫔传》注引《会稽典录》。
《二心集·序言》中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里“蜗牛庐”的典故，就出自《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中说：“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鲁迅的结论就是：“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鲁迅这个意见道出了儒学的困境。儒学缺少政治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制衡设计，所以“不成功”。
现代儒学应该对此有深刻体认。
《而已集》载《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也多取材于《三国志》。陈寿字承祚，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陈寿始撰《三国志》。南朝宋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为其作注，增补大量材料，使三国历史清晰起来。
■《三国志裴注述》
《三国志》为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372-451）注，[清]林国赞评述。《日记·1927书帐》提及此书。
裴松之，史学家。他搜集140余种史料，补注《三国志》。注文是原文的三倍之多，开创了注史的新例。其子裴，也以注史为生平事业，有《史记集解》传世。
■《三国志注补》
[清]杭世骏（约1695-1772）撰。鲁迅从友人宋紫佩处借得，见《日记·甲寅/9/12》。
杭世骏，著名学者。乾隆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得罪罢归。晚年曾主讲扬州书院。学识渊博，于史学、小学，用力颇勤，有著作多种。
■《十六国春秋辑补》
[清]汤球辑。100卷，12册。光绪年间刻本。《日记·1927/6/9》提及此书。
■《十六国春秋纂录》
[清]汤球辑。10卷附校勘记，2册。光绪年间刻本。《日记·1927/6/9》提及此书。
■《十七史》
[明]毛晋（1599-1659）辑。从《史记》到《新五代史》共17部正史。
28函，30元，琉璃厂购得，见《日记·癸丑/3/26》。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号潜在，更名晋，字子晋，常熟人。家殷富而醉心藏书、刻书。其为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汲古阁“毛抄本”、“毛刻本”至今犹为人所称颂。藏书84000多册，多为明刻，也有宋、元本。藏书处汲古阁、目耕楼极有名。
■《史记》
[汉]褚少孙补。司马迁作《史记》，未完，褚氏补之，《郭舍人》、《东郭先生》、《东方朔》、《淳于髡》、《王先生》、《西门豹》诸传，皆为褚氏所补。
《汉文学史纲要》第9篇引褚氏补《史记》，介绍东方朔之“朝隐”说：“东方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乃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鲁迅评价说：“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
褚少孙，西汉史学家。元帝、成帝时博士（一说宣帝时博士）。所补司马迁《史记》最为著名。明人辑有《褚先生集》。
■《史记》
[汉]司马迁（前145-？）著。为《二十四史》之一。鲁迅多次引用该书文字或史实，更是作《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重要参考书。
《坟·看镜有感》提到汉代的铜镜、天马、葡萄（鲁作蒲萄）、唐昭陵等。文中，鲁迅以一种富有激情的笔调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又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此语对现代儒学启示颇深：坚持中华文化本位，也无须得拒绝西方文明。那种惊呼西方文明为洪水猛兽者，多类鲁迅此处所讽之“衰弊陵夷之际”的“孱王和孱奴”。儒学正见断不如此。汉唐大国，儒学实盛。
《热风·（随感录）五十八》抨击那些动辄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国粹派，就引用《史记·赵世家》中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评论道：“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
鲁迅作历史小说，多取材于《史记》，如《补天》，就引用了《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中的资料。《理水》，说鲧治水、禹治水，就取材于《史记·夏本纪》。《采薇》说伯夷、叔齐故事，就取材于《史记·伯夷列传》。
《出关》说老子故事，就取材于《史记·老子列传》。
《华盖集·“碰壁”之后》中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这里的“穷愁著书”就典出《史记·虞卿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