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辩方证人出庭时，第一位出场的是一位精神科医师。他是世界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德国的葛斯曼医生。苏珊的病情刚刚转好，她拿出汪达的一大笔存款专门为他打官司之用，告诉律师不惜一切代价要为他脱罪。没有重金根本就不可能请来葛斯曼医生。
德道斯坦女士开始了对医生的发问：“葛斯曼医生，你从事精神病究竟和治疗有多少年了？”
“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
“在这四十年里，想必你接触研究过的病人成千上万。是吗？”
“是的，我没有统计过到底看过多少病人，但是恐怕有成千上万。”
“好，葛斯曼医生，在你看过的病人中，有没有人平时看着一切正常，但在某一种情况下会突然发病的？”
“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例子并不算少。”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很多年前我有一位病人，他平时表现得一切正常，在工作中和家庭生活中没有任何异常。后来公司派他每周从科隆乘火车去法兰克福出差一次。第一次出差回来后他便买了一把手枪。第二次出差时，在火车过隧道时，他开枪将火车主驾驶打死。”
“你能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女律师技术性地插问。
“这位病人在小时候受过强烈刺激，他六岁时亲眼目睹了母亲在隧道口处被火车撞死。而成年后每次看到火车从隧道经过时他的精神便会异常。在他第二次乘火车经过隧道时，他的精神病突然发作，他当时认为自己必须将火车停下，不然母亲便会失去生命。所以他冲进驾驶室，毫不犹豫地开枪。最终酿成悲剧，火车主驾驶无辜丧命。”
“明白了。”女律师用手势让医生停顿了一会儿，有意让陪审团思考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她继续问：“你认为病人在开枪时神智是清醒的还是非清醒的？”
“当然是非清醒的。”
“类似的案例你仅仅遇到一例吗？”
“不仅一例，还有一些类似的案例。”
“谢谢你医生，我的问题完了。”
控方理查森律师随后上来对医生提问:
“葛斯曼医生，你是否对汪达先生做过诊断?”
“我见过他一次，对他进行了初步的诊断。”
“你的诊断结果如何？他是否患有精神病？”
“汪达先生目前精神散漫，对所有事情失去兴趣。但很难判断他是否有精神病。必须进一步检测和观察才能有下一步结论。”
“你是否能够肯定，汪达先生的情况和你刚才所讲的火车上那个杀人者的情况相同？”
“我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是否有过误诊？”
“当然有过。”
“仅仅一次吗？”
“次数不多。”
“误诊的次数不止一次，是吗？”
“是的。”
“有什么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检测出汪达先生在开枪时神智是非清醒的？”
“目前还没有。”
本来风向是朝着汪达开枪时神智不清的方向吹，现在这股风好象被理查森律师止住了。
一天的庭讯结束了，杰西感到很疲惫。在庭上坐一天比他写一天的程序难过太多了。
回到家里，丽萨问他：“看你一直在法庭上打哈欠，是不是你昨天没有睡好觉？”
“昨天睡得很好，我只是不习惯法庭上的慢节奏。”
“你没有注意汪达的样子吗？他的目光好像是空空洞洞的。”
“他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失去了他从前的神采，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陌生的人。”
“人啊，不能有谋害他人的企图，尤其是智商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结果总是悲惨的，害人等于害己。你觉得汪达在用枪指着你的时候神智是清醒的吗？”
“好像看不出他又什么神智上的问题，当时他很冷静，但话语里却是充满了仇恨。”
“也不知道他的律师还会使出什么鬼花招，真希望审判赶快结束。”
丽萨这些天一直在顶着母亲的压力。当母亲知道她搬到杰西住的豪宅中后大发雷霆，指责她疯了，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拥抱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就是愚蠢。母亲一直认为最理想的是嫁给一位医生，医生收入好，地位高，受人尊重。而母亲通过凯丽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出色的年轻医生，岁数比丽萨大两岁。母亲一心想要将他介绍给丽萨，然而丽萨却置之不理。母亲心里火大了。
这两天媒体里又不断报道杰西枪击案的审判进展情况。不少人，包括记者，添油加醋地报道一些关于杰西和汪达的不实消息，有人说杰西和汪达的未婚妻原来认识，看见过她和杰西两人单独吃饭等等。母亲越想越担心，她认定丽萨是鬼迷心窍了，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来嫁给杰西会麻烦不断的。自己早就警告过丽萨离开杰西，如果丽萨早早地离开了他，也用不着每天去法庭陪他出庭。难道上法庭是好事儿不成？
“我也希望审判早日结束，我喜欢安静有规律的生活。”
吃完晚饭，两人都开始了公司里的工作。不知不觉，夜已经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