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与人类历史进程相关的重大事件都不能无视中国与俄罗斯的存在。这两个欧亚巨人之间的举手投足与聚散离合关乎整个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事实上，早在沙皇俄国时期，中俄两国就有了相当深入的接触。但在大众意识当中，现代中俄关系的传承主要发端于苏联时期，而进一步演进则始于俄罗斯独立以来。
一、承前启后：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过渡与发展
新时期的中俄关系尽管具有很多鲜明的新特点，但它仍然同冷战结束前的中苏关系有着难以割离的联系。中苏关系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历经两国共产党党际间的紧密联系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成全面同盟。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并一度导致“兄弟”反目，水火不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整体国际环境的改变以及两国国内改革的酝酿和启动，中苏关系显现“解冻”迹象。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则在客观上开启了中俄关系的新时期。
（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横悬“铁幕”，国际格局进入冷战时期。是时，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背景下，苏联在国共两党之争中选择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可观的经济援助。
而中国政府对苏联“老大哥”的热忱相助也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的便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结成了全面同盟，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
然而，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意识形态之争迅速演化成了国家之间的势不两立。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口诛笔伐的大规模论战，实际上更多体现了双方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差异，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方向认识的分歧。意识形态之争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这场争端最终发展成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势同水火般的尖锐对抗；昔日在国际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兄弟同盟”，却发展成了在珍宝岛大动干戈的“冤家对头”。基于对国家利益和生存空间的坚守，中国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一时间中苏两国几乎相互视对方为最危险的敌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上的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国的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的转换和变化，尤其是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和苏联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中苏关系开始显露“解冻”迹象。1989年，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在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之下，双方奠定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基调，中苏关系开始转入正常化的轨道。事实上，这也成了此后不久的新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开端。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个“多事之秋”。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转而成为苏联的继承者。承接了中苏关系历史遗产的中俄关系该如何发展？
中俄两国政治家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对国家间关系的束缚，切实地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对待中俄关系的发展。中国在第一时间承认了俄罗斯的独立，并且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俄罗斯虽然最初的外交政策重点是面向西方，但是同时俄罗斯也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与自己的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
中俄双方这种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务实态度最终促成了叶利钦总统1992年12月访华，并与中国领导人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
声明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它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双方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这表明两国不会再因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还尤其强调了中俄关系的非同盟性，指出“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任何一方均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
《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奠定了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基调，此后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和提升均以此为起点。这样，中俄关系顺利完成了与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承接，在中俄两个伟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迈向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独立之初，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和调整。这期间，各种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思维”因其迎合了人们渴望自由、民主和西方生活品质等意愿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精英阶层及至普通大众中间，洋溢着一种乐观和急切的浪漫情绪，相信民主制度将使俄罗斯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与此相关，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更多地体现出“大西洋主义”的色彩，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重西轻东”的特点。
此外，尽管国力已今非昔比，但俄罗斯在对外战略上仍不愿放弃同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甚至分庭抗礼的思想。因此，也就有了建立“从渥太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安全体系构想，以期用这一体系把美国、欧洲和俄罗斯联结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以西方价值体系为框架的构想中，中国并未被纳入到俄罗斯优先发展外交的视野当中。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俄关系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随机性的“被动”外交的特点。
然而，面向西方的政策并未给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预期的实惠，相反，美国“医生”建议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却遭遇了“水土不服”——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外交开始“纠偏”，在对外关系实践中更多体现出了务实主义特征。在战略思想上重新定位，积极支持和倡导世界多极化，“双头鹰”开始东西兼顾，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随之提升。
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两国发表了关于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中国和俄罗斯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1994年，在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关系的定位上升到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中俄两国领导人发表《中俄联合声明》，签署了十几项合作文件，并首次提出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概念。叶利钦总统还在上海与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元首一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至此，从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短短的几年里，中俄关系的定位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在关系正常化初期，两国确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尽管较过去的对抗时期来说已有很大改善，但这一定位仍不失为比较初级的“正常”关系。而随着两国相互了解、合作的加强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叶利钦1992年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为标志，中俄关系的政治框架从友好国家发展成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及至1996年，中俄关系中又增加了“战略协作”的内涵。这是一种长期的、综合性的融入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协作关系。尽管它不是一种联盟或同盟关系，但在各有关领域进行战略性协商、协作和合作，标志着中俄关系的实质性提升。
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中俄双方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此外，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共同签署了关于在边界地区削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同此前主要是针对两国关系的基础、内容和发展方向的联合声明相比，这一次两国联合声明首次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围，就有关世界性、地区性问题和中俄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等方面阐述了立场和态度。这表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出了较为从容和相对成熟的步伐。叶利钦在概括中俄关系发展的历程时指出：结束多年的“冷淡”之后，中国逐渐成为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战略伙伴之一；中国一直支持我们多元化世界的构想；不仅如此，近年来的俄中对话是为数不多的一个真正的推动力，通过这些对话，这一构想正在得以实现；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制止冲突有着强大的，可以说是钢铁般的核心作用”。
总体而言，叶利钦时期，中俄两国在政治上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建立起了国家元首互访机制、两国总理定期互访机制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制度性的合作机制；在安全问题上达成了边界互信协议，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军事技术和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也有所加强。此外，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中也做出了加强合作的有关举措。而对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双方也是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有理由认为，中俄关系已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基础和时机。
（三）俄中关系的“新千年”
新世纪初，俄罗斯人民迎来了自己的新总统——符拉基米尔·普京。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新气象。
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总体发展特征，是从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动荡走向建设和稳定。
在对外关系方面，普京恪守国家利益，在重塑大国形象的同时表现出了务实而灵活的外交作风。在继承叶利钦时期大国定位的基础上，普京强化了俄罗斯外交功能及手段的运用，突出了外交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服务的特性，而非一味“好大喜功”。最大限度地运用手中最有把握和“杀伤力”的资源和话语权，为实现国内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尤其突出外交的经济利益追求。具体表现是将叶利钦时期的重点外交转向兼顾重点与多元化的平衡外交，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例如，上任后不久，普京即在亚洲展开了俄罗斯有史以来几乎是最为积极的外交活动，先后出访了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和蒙古等国。其中对朝鲜和印度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在普京的推动下，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俄罗斯重新修订并公布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和《俄罗斯军事学说》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
这些文件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建构了框架基础，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经过一系列调整之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定位、方向、目标和外交次序等变得更加确定而明晰。
这一大的背景为中俄关系的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整体走向相一致，普京治下的中俄关系体现出了更多的务实、理性和现实主义的色彩。无论从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施政目标出发，还是出于对加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对外战略考虑，中国在俄罗斯外交棋局中的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00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普京总统如约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获得圆满成功。两国联合发表的《中俄北京宣言》，重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强调中俄将恪守两国已达成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并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就政治、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加强合作。
此外，中俄将加快解决两国边界遗留问题，并将准备谈判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简言之，作为普京执政后中俄间签署的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中俄北京宣言》对两国关系及合作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与合作领域重新予以了肯定。这意味着，普京总统将继承并发扬中俄间业已建立和形成的合作机制与合作领域。
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系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文件为两国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条约》
集中体现了中俄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认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的核心思想。
尤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在有关对华政策问题上也基本达成了方向性的共识。发展对华关系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不再是争论的焦点，探讨更多的则是发展的方式和程度。同时，对发展中俄关系持轻视和悲观态度的人在减少，持反对观点者明显势微。另一方面，随着中俄勘界工作的完成，影响中俄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逐步得到缓解或消除，领土问题将不再是极端势力常常用以鼓噪民情的“作料”。因此，尽管两国关系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已经显现得相当乐观。在大背景逐渐廓清的前提下，有理由相信，中俄关系的发展将更加理性化和制度化。同时，稳定性及可预测性也将相应有所增强。
正如普京总统一次接受《人民日报》社长许中田采访谈及中俄关系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觉不结盟和协调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
中俄两国领导层和民众顺应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诉求，在加强双边政治对话、全方位深化合作水平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正如俄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普里霍季科在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之际所表示的：
“没什么可隐瞒的，俄罗斯做出同中国发展全方位合作这样的决定一度并不太容易。几个世纪以来，中俄关系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更何况就在不久的过去两国还经历了紧张时期，甚至是公开对抗阶段。仅仅10年时间，能够找到最佳的国家间交往模式，的确需要两国领导人付出巨大的政治智慧和意志。这不仅完全符合中俄双方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对巩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