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组织起了全市小学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五年级才入了队。我是在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争取下才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了“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此很有意见，认为她偏爱的是一个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出晚归，全日制。这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两岁的弟弟妹妹撇在家里，我总会于心不忍，于是便常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任老师从来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是理所当然。班主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我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她。永远都难忘。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我喜爱我的老师，也不仅是因为她给了我唯一的树立自信心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那一天，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把我带回了学校，回到教员室，让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发。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儿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她一会儿用剪刀剪，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发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才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发，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
教员室没镜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头发却短得不能再短了。哪里是“小平头”，分明是被剃了一个不彻底的秃头。虮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随着被剪掉剃平。
但是，我并未生她的气。随后她又拿起她的脸盆，领我到锅炉房，接了半盆冷水再接半盆热水，兑成一盆温水，给我洗头，洗了三遍。只有母亲才如此认真地给我洗过头。我的眼泪一滴滴落在脸盆里。她给我洗好头，再次把我领回教员室，脱下自己的毛坎肩，套在我身上，遮住了我衣服前襟那片无法洗掉的污迹。她身材娇小，毛坎肩是绿色的，尽管套在我身上不伦不类，却并不显得肥大。
教员室里的另外几位老师，瞅着我和她，一个个微微摇头，忍俊不禁。
她说：“走吧，现在我可以送你回你们班去了！”她带我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后，同学们顿时哄笑起来。大冬天的，我竟剃了个秃头，棉衣外还罩了件绿坎肩，模样肯定是太古怪太滑稽了！
她生气了，严厉地呵斥他们：“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哄笑一个同学迫不得已的做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谁再敢笑我就把谁赶出教室！”
这话一定是她脱口而出的，绝没有任何针对我的班主任老师的意思。
班主任老师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呵斥道：“不许笑！这又不是耍猴！”
班主任老师的话，更使我感到被当众侮辱，而且我听出来了，班主任老师的话中，分明包含着对语文老师的不满。
语文老师听没听出来，我无法知道。我没看出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她对班主任老师说：“曲老师，就让梁绍生上课吧！”班主任老师拖长语调回答：“你对他这么尽心尽意，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市教育局卫生检查团到我们班检查卫生时，没因为我们班有我这样一个剃了秃头、棉袄外套件绿色毛坎肩的学生，而在我们教室门上贴一面黄旗或黑旗。他们只是觉得我滑稽古怪，惹他们发笑而已……
从那时起直至我小学毕业，我的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的关系一直不融洽。这一点我知道，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也都知道，而这一点似乎完全是由我这个学生导致的。几年中，我在一位关心我的老师和一位讨厌我的老师之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尽力扮演一架天平上的小砝码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无异于扭曲一个小学生的心理，对我以后的性格形成不良影响，使我如今不可救药地成了一个忧郁型的人。
我心中暗暗铭记语文老师对我的教诲，努力学习，成绩渐渐好起来。
班主任老师却不知为什么对我愈发冷漠无情了。四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语文和算术破天荒拿了“双百”，而且《中国少年报》选登了我的一篇作文，市广播电台“红领巾”节目也广播了我的一篇作文，还有一篇作文用油墨抄写在“儿童电影院”的宣传栏上。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许多老师也对我和蔼可亲了。
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了我的语文老师，充分肯定了在我这个一度被视为坏学生的转变和进步过程中，她所付出的种种心血，号召全校老师像她那样对每一个学生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感。
受到表扬有时并不是好事。在她没有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前，许多师生都认为我的“转变和进步”，与她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在她受到校长的表扬之后，某些老师竟认为她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了。“文革”期间，有一张攻击她的大字报，赫赫醒目的标题即是“看机会主义者××是怎样在教育战线进行投机和沽名钓誉的！”
而几乎所有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掌握了什么证据，断定我那三篇给自己带来荣誉的作文，是语文老师替我写的。流言不胫而走，于是闹得全校沸沸扬扬。
四年二班梁绍生，是个逃学精，老师替他写作文，《少年报》上登，真该用屁崩！
……
一些男同学，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在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围着我讥骂。
班主任老师亲眼目睹过我被凌辱的情形，并没有制止。班主任老师对我冷漠无情甚至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她教算术，讲课时连扫也不扫我一眼了。她提问或者叫同学在黑板上解答算术题时，无论我将手举得多高，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
一天，在她的课上，同学们正在做题，她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教室里静悄悄的。
“梁绍生！”她突然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立刻怯怯地站了起来。全体同学都停了笔。“到前边来！”班主任老师的语调中隐含着一股火气。我惴惴不安地走到讲桌前。
“作业为什么没写完？”“写完了。”“当面撒谎！你明明没写完！”“我写完了。中间空了一页。”
我的作业本中间夹着印废了的一页纸，破了许多小洞，我写作业时随手翻过去了，写完作业后却忘了扯下来。我低声下气地向她承认是我的过错。她没说什么，翻过那一页，下一页竟仍是空页。我万没想到我写作业时翻得匆忙，会连空两页。她拍了一下桌子：“撒谎！撒谎！当面撒谎！你明明是没有完成作业！”
我默默地翻过了第二页空页，作业本上出现了我做完了的作业。
她的脸倏地红了：“你为什么连空两页？想要捉弄我是不是？！”我垂下头，讷讷地回答：“不是。”她又拍了一下桌子：“不是？！我看你就是这个用意！你别以为你现在是个出了名的学生了，还有一位在学校里红得发紫的老师护着你、托着你，拼命往高处抬举你，我就不敢批评你了！我是你的班主任老师，你的小学鉴定还得我写呢！”
我被彻底激怒了！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在我面前侮辱我的语文老师！我爱她！她是全校唯一使我感到亲近的人！我觉得她像我的母亲一样，我心里是视她为我的第二个母亲的！
我突然抓起了讲台桌上的红墨水瓶。班主任老师以为我要打在她脸上，吃惊地远远躲开我，喝道：“梁绍生，你要干什么？！”
我并不想用墨水瓶打她的脸，我只是想让她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也是会愤怒的！
我将墨水瓶使劲摔到墙上。墨水瓶粉碎了，雪白的教室墙壁上出现了一片“血”迹！我接着又将粉笔盒摔到了地上。一盒粉笔尽断，四处滚落。教室里很长时间都鸦雀无声，直至下课铃响。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大门口等语文老师回家。她走出学校时，我叫了她一声。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我垂下头去，低声说：“我想跟您走一段路。”她沉思着瞧了我片刻，一笑，说：“好吧，我们一块儿走。”我们便默默地向前走。她忽然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我说：“老师，我想转学。”她站住，看着我，又问：“为什么？”
我说：“我不喜欢我们班！在我们班我没有朋友，曲老师讨厌我！要不请求您把我调到您当班主任老师的四班吧！”我说着就想哭。
“那怎么行？不行！”她语气非常坚决，“以后你再也不许提这样的请求！”
我也非常坚决地说：“那我就只有转学了！”眼泪涌出了眼眶。她说：“我不许你转学。”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心中很委屈，想跑掉。她一把扯住我，说：“别跑。你感到孤独是不是？老师也常常感到孤独啊！你的孤独是穷困带来的，老师的孤独……是另外的原因带来的。你转到其他学校也许照样会感到孤独的。我们一个孤独的老师和一个孤独的学生不是更应该在一所学校里吗？转学后你肯定会想念老师，老师也肯定会想念你的。孤独对一个人不见得是坏事……这一点你以后会明白的。再说你如果想有朋友，你就应该主动去接近同学们，而不应该对所有的同学都充满敌意，怀疑所有的同学心里都想欺负你……”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已成泉下之人近20年了。我只有在这篇纪实性的文字中，表达我对她虔诚的怀念。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谄富媚权的心态！而嫌贫谄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今天，依然不乏其例。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