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美国的头几年，我过的还是很舒坦的，因为父亲在经济上一直支援着我，他整天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早日回国，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居然要在美国娶一个棕色肤色的美国女人。
父亲勃然大怒，他在电话里严厉地要求回国娶台湾女人，也就是他为我预定好的另一家纺织厂老板的女儿，在他们看来，这叫生意上的联姻，联手共同对付日益滑坡的纺织业。借此来力挽狂澜，抱团取暖。
要不就断绝父子关系。之后我的所有经济来源就被断绝了。我加入了所有美国留学生打工的队列，没日没夜地干。白天上课，下午就开始漫长而沉重的工作，几乎要干到第二天凌晨，最多时我一天干四份工作。
没有垮掉，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回到自己的住处，抱着吉他，曼声弹唱，想着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就是我了，内心不由痴狂起来。心底那蠢蠢欲动的野性，就好像杰克伦敦的小说《在路上》，一群完全疯狂的少年。那个年纪就是属于疯狂，我觉得任何压抑疯狂的行为都是罪恶的，不容宽恕的。
疯狂过后，还是人模狗样地走上大街。看着远方的天空，胃里还因为宿夜的酒精而颤抖，精神上似乎已经完全清醒。该醒醒了，水手，起航了……
我几乎干遍了美国所有能找到的工作，甚至还当过群众演员，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是躺在山坡上装作死人。那时正值盛夏，太阳毒辣辣照射下来，一天下来我几乎快烤干了。
越是在美国生活得越久，我就越不想回台湾了，况且我在美国还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一切都不一样了。之后很多年，父亲就一直不和我说话，他背地里口口声声说我是逆子。台湾纺织的一摊子事情最终就落在了我姐姐的头上。
只有母亲偷偷会给我写信，我去台湾过年时，也只有她私下和我说话。问问我在美国的情况，是否需要帮助？还有安娜和孙女怎么样了？
我曾以为这辈子父亲是不会原谅我了，但是近几年他老人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但是对我的仇恨却日益变淡，常常会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台湾。去年回台湾时，他看到我也快两鬓发白，不由老泪纵横。
我和妻子安娜在美国最初的那些年，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一切，内心既充满了憧憬，但当一天劳累下来，又倍感绝望。就是这样一步一爬地闯荡了过来。
我算是彻底告别纺织业了，因为后来我进入了餐饮，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从洗碗切菜，如今我在美国拥有自己的餐厅，过着体面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别墅。虽然算不上是富豪，但已经可以颐指气使地生活，前年我就因为一个厨师顶撞了我几句，我就一脚把他给踹了，从楼梯上一直滚下去，然后卷铺盖就滚蛋了。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活得滋润些。
我用信用卡付了帐，脑子里在考虑是否要邀请她共进晚餐，我正好知道这里附近有家非常有特色的餐馆，叫雨婷。也是一个台湾朋友开的，我尝试了几次，味道真的很棒，对我这个同行来说，能给予嘉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几次来往，那个台湾老板就和我成了朋友。我的确有段时间没有去了。不过就在我犹豫不决时，一个香港朋友打来电话，说是今晚要到SH我立刻知道计划要变。
眼下时间还早，我仍然可以和我的小天使，共度美好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