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士美先生上次演说民国国家税与地方税划分之必要，其大旨似欲以美国之成法为吾国之考镜，其渴望中国之进行，极有研究之价值。惟共和国民，人人有研究政治责任，微白先生言，吾人亦应研究。惟美国合十三国为一大国，与吾国情形不同。吾国各省向来听命于中央，系统一制度，美国系联邦制度。粗观之似无甚大异，实则不同之点甚多，故进行手续亦难强合。
民国虽云成立，实则如开店之初，仅挂招牌，内部之如何组织，现尚茫无头绪。即如军政固应归中央政府主持，但现在各省军队甚多，中央令各省裁撤军队，各省必向中央政府要求款项，中央无以应，军队即裁不成，政府亦无法令各省之必裁。余如赋税一项，各省有供应政府之义务，但各省需款过多，供应与否，由各省自便，愿供应者供应之，不愿则中央亦无法必令其供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以经济困难致实业、教育、商业均未进行。欲谋政治之完备，固属非钱不行，欲谋国家税与地方税之划分，必须视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之范围何如，始有所依据。据鄙人意而言，如军政、外务；吾国无所谓外交，故日外务）、财政、司法、矿务、渔业、铁路、垦殖、交通、邮政以及国家办大工程；如开大河之类）、国家银行、国家大学等，皆属国家行政范围，宜由中央政府主持。至地方行政，又须划分地方官行政（地方官受中央之命令）、地方自治团体行政二项。如民政中之警务、卫生、税契、宗教、产业、教育六项，属之地方官行政范围。他若地方财政、地方学校、地方实业、地方工程、地方交通以及公园之类，则属于地方自治范围。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之范围，俟四月一号国会成立后始可于宪法中规定之。国家税与地方税之规则，总视两方面需款几何再行支配，然后由国会监督政府，议会监督地方，国基方能巩固。
吾国地方过大，照鄙人意见，尚须划小（言一省太大再划分之），只定上（即省）、中（即县）、下（即城镇乡）三等阶级，并须将繁盛之城别立一名目（府），总视人口商业之如何以为衡。照现在情形，尚须略为变通。
答匿名氏驳词
（1913年3月15日）本文原载1913年3月15日《民立报》，署名教仁。
吾人曩者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演说中间，颇有言政府外交、财政失策之语。当时不过略述现在政况，以为应答之词，初非发表政见，乃不意经数日后，京中乃有某氏者，匿名投稿各报，大肆辨（辩）驳，似以吾之演说已击中要害，非反驳不能已者。上海《时报》北京电谓是某当局，盖官僚卒徒，无可疑者。其口吻如村妪肆骂，牧童斗殴，满纸妄语，且不书姓名，非丈夫之行，亦非负责任之言，本无再辨（辩）之价值，惟其中排挤诬陷之处甚多，官僚之派，实为国蠹。近日以来，造谣生事，捏词诬人，使民心惶惑，国事败坏，实为不鲜（如谓黄、宋运动黎元洪为正式总统，赣、皖、闽、粤联络独立等之谣皆是），故吾人对此，不能不一为疏辩，以听世人之判断焉。
原文曰：“宋君谓民国成立，无一外交，有之则为库伦问题。兄弟七八月间在京时，库约尚未发生，即时以桂太郎游俄目的与满蒙危机说诸政府，亟为事前之筹备。而总统等狃于目前之安，置之不问，及至俄库私约发生，政府亦无一定办法云云。又言曩者列国对于中国问题，倡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之语，姑无论其是否出于诚意，而此所谓保全领土、机会均等之说，实足以维持中国现状。中国十年以来，外交界即少绝大危险，职是之故。今政府不特无外交手腕，并不知维持此种外交关系，适以授外人莫大机会，故俄人首与库伦缔约，破此主义云云。凡言外交，必明大势。大势云者，非仅一隅一国之谓，所谓世界智识，吾国今日，明此盖寡。宋君乡里之见，未易骤语及此。自日俄战后，日俄、英俄、法俄三者缔约，均有保全中土、平均机会等言。当时朝野，相率庆忭，道此泰山可恃，盖与宋君今日见解正复相类，初未料有绝大危机存伏其中。盖自世界潮流移于东亚，中原沃壤，势在必争，群知互角非利，则相率让避以杜战祸。宋君所谓足以维持中国现状者，殆即指此。然列强侵略雄心，决不因是而沮。其在中国本部，划定势力范围，各挟工商路矿诸权，以为无形侵略；其在中国边地，划定界线，各藉交通兵力，以为有形侵略。日于东省，英于西藏，法于滇粤，俄于蒙伊，尤有密接关系，分道扬镳，各不相犯，犹恐四者毗连之处，或有抵触冲突之嫌，于是互立协约，暗定界线，专意经营，无事顾忌，名曰保全，实图侵略。宋君瞆瞆，尚谓中国十年以来，外交界无绝大危险，不知中国外交失败，胥此十年酝酿而成。即如库约，远在前清辛亥之夏，杭达亲王偕同二达喇嘛私赴俄京，俄即有不派兵、不置官、不殖民三款之要求，与今日要求条件正复相同。惟彼雨雪，先集惟霰，侏儒之见，傥在目前，与言因果，非所知耳。”
答曰：某氏所驳，实无一语中肯。吾之演说，何尝以各国保全中国为可恃？某氏痛陈各国有形侵略、无形侵略等语，天花乱坠，扬扬得意，以为独明大势，独有世界知识，岂皆知吾等为新闻主笔者，数年以来，日日作论说之口头禅哉？吾人前此虽日日以此语恫喝政府，警醒国人，然其实则中国自庚子之役以来，得以平安无大危难，是否由于各国之保全领土政策，明眼人自知之，使各国不持此政策者，今日之中国又当何如？使无日本反对俄占满洲，而击退侵略派之俄人，今日之中国又当何如？此尚可以强辨（辩）耶？不过以堂堂中国，受人保全，实属可耻之甚。然事实如此，讳无可讳。吾国人而果警觉者，则正宜知保全之策不可恃，且不能久，由是急起直追，利用此机以修内治；且宜操纵得法，使此保全之局尽势延长，能延长一日，即吾多得一日之利，三五年后，国势稍定，则可再图良策，此极平稳之道也。某氏谓中国外交失败，胥前此十年来酝酿而成，然则将谓设无前此十年保全之局，中国外交必大得胜利乎？请有以语我来也。
原文曰：“宋君又言，去年七八月，库约未发以前，曾以危词说诸政府，未见采用，引为深憾。夫蒙库独立，始于前冬，去秋进言，已明日黄花；且所建白，仅及危状，当时险象昭著，尽人皆见，何待宋君？宋君果有先知卓见，则当于库约未订以前，发抒抱负，筹画蒙边。宋君曾任国务员，曾长农林部，蒙古平畴荒漠，宜垦宜林，果有先知，首应经画，何亦尸位素餐，毫无建树，终日晏客奔走，惟内阁总理之是争？争之不得，乃于事后为是快心之语，是岂稍有人心者所愿出哉？”
答曰：某氏爱国过甚，有春秋责备贤者之风，甚佩。惟库伦独立，既在前冬，当时吾尚居革命军中，无缘得见袁总统及现政府诸人，故明日黄花，亦是无可如何，此罪当从末减。去岁到京，吾人自知甚明，自维无先知灼见，不能于库约未订以前发抒伟抱，故只于滥竽国务院时，时唱危言，欲请政府速解决库事。当时以农林总长而主张他部事，曾受“宋钝初只好干涉他部职事，真是奇怪”之讥，自知不容，乃不得已只就自己所宁者，拟定边境开垦、移民、殖林诸法律案，及外蒙设垦殖总管府，内蒙、满洲设垦殖厅诸官制案，提出国务会议，以图实边保境。乃不幸唐内阁倒，吾亦辞职，此等方案，闻以俄人方要求我国不得移民，作为罢论。辞职以后，诚日日运动无暇，未尝进一言，然以既不在位，则不谋政，想不因此应受溺职之惩戒。及至秋间，闻日本桂太郎将赴俄，吾忽有所触，往见赵总理，谓恐有第三次《日俄协约》发生，此次协约必不关满洲事，恐内外蒙古将有瓜分之忧，宜即时与日本提携，除去日人向来对项城之恶感，免其与俄合从，协以谋我，则库事或易解决。赵君甚然余言。未几，又见袁总统，谈及外交事，吾亦以此为言，并谓宜速解决库事，即俄人代要求之三款，万不得已时可让步者，亦宜忍痛让之，否则延之既久，另生枝节，将来虽欲忍痛让步，以求解决，亦恐不得。总统亦以为然。其后未见政府有何进行，盖赵君当时未管外务，袁总统方恃外交部得人，而陆外相子兴正患病剧入医院，故遂无所事事也。吾对库事只见及此，故不能特别有所建树。某氏既责之，其有何高见以教我耶？又吾忆当吾建言赵总理、袁总统时，座中只有言者听者二人，未有第三人也。吾所言仅及危状，不知某氏又何以知之，某氏能亦见教乎？
原文曰：“夫天下安危，匹夫有责。矧当民国，同为主翁，无可辞咎，无庸卸责，若必追原祸首，则敢以一言正告之，曰：库约问题，实误于国民党。临时政府初成，国民党人实揽国务。总理以次，多半党员，凡诸施设，谘而后行。当时库约虽未成立，而俄库秘密关系，早已喧传。少川总理熟觇外情，谓彼方思逞，我宁冷淡，且所要求无可承认，不如置之。唐君此言，是否党中公意，姑置勿论，揆诸当日情势，亦系确有见地。嗣孙、黄北上，总统前席谘询，亦以俄谋方狡，俯就非计为言。迨唐君解职，梁氏继之，外交政策，一循前轨，遇有疑难，仍前谘询，是一年以来，外交关系，悉国民党中主持。吾人深维同舟共济之言，初无事后追寻之意。宋君乃以个人位置之关系，不惮文过饰非，造谣贾祸，将谁欺？欺天乎？”
答曰：此款非驳吾演说，原可置之不理，然其词评及国民党，吾国民党员也，虽不能造谣以诬害他党，然尽忠本党，乃本分也，故亦辨（辩）之。唐君少川固吾党党员，方其当国时，曾屡计及库事，吾亦屡言之，有外交总长陆君未到任，乃暂待之。乃不幸未二阅月，而唐君去位，其间唐君虽有责任，然“我宁冷淡，不如置之”之言，则未尝闻；或唐君非在国务院所言，而对某氏亲言之，则不可知。然私言何足代表政策耶？至孙、黄北上，袁“总统前席谘询，亦以俄谋方狡，俯就非计为言”，此事吾人未之前闻，某氏又岂亲见之乎？唐君解职，继者为陆氏，继陆者乃为梁氏。谓外交政策，梁氏一循唐氏之前轨，岂非怪谈。国家易一内阁，原由于各有政策不同，继唐者岂自无政策，又何肯一循唐氏之前轨？此外，吾国民党人，日日处于被攻击之地，自保不暇，当亦无有条陈外交上之意见者，乃谓库事实误于国民党，一年来外交，皆国民党中主持，果何所见而云然耶？果谁文过饰非而谁造谣耶？果谁欺天耶？
原文曰：“原文中言，内政万端，其要莫如财政。政府理财方针，只有借债。唐少川先生当国时，与六国团商借六千万镑，亦并无苛刻条件之要求。及至京津兵变后，六国团以为现状未固，始有要求条件。唐未承认，遂中止。及熊希龄任财政总长，一意曲从，将承认其条件，阁员多未同意，唐内阁遂倒。今政府以借六千万镑太多，改为一千万镑，其条件之苛，同于埃及；且盐税为收入要项，今以作抵，后此借款，无物可质，是正式政府成立以后，虽欲借款而不可得也云云。凡论一事，必综前后情形，细心研究，方得正言解释，若不问因由，信口雌黄，是谓狂吠。向以宋教仁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也，今乃知其不然，何则？以其于党中前后经过事实尚未了了也，亦既昧于事理，方宜洗心息虑，偏欲鼓舌摇唇，淆乱是非黑白，我又胡能已于言哉？原文中开端，言政府理财方针，只有借债，似不以借债为然者；结论则又以盐税作抵，将来借债，必致无物可质，正式政府成立后，虽欲借债而不可得，似又深以借债为正当者，先后矛盾，其谬一。”
答曰：吾谓政府理财方针，只有借债，乃嫌政府不谋其他理财之策，何尝有不以借债为然之意？与结论所说，有何矛盾？
原文曰：“原文中唐少川当国时，与六国团商借六千万镑，并无条件，迨京津兵变，六国疑我内状未固，始有要求。查唐君于三月十三日任为总理，京津于三月二号、三号兵变，未任总理，安能当国？所谓商借，所谓条件，所谓前后参差之处，直是见神捣鬼之谭，其谬二。”
答曰：此段直是发梦呓。查统一成后，唐氏于二月末偕吾与蔡、汪等北上，欢迎项城南来。抵京见项城时，唐君即言四国银行团借款可成，先垫若干（证以下文二月二十六日唐君之电，不益可信乎？），并言日俄二国，亦当加入。吾当时曾赞成日俄加入。盖吾等未到京以前，项城已遣人与银行团交涉，唐君至，益有头绪，其条件虽未详议，然未闻有监督财政之说。及三月二、三日京津兵变，数日后（不能记忆何日，似是九日）银行团乃致函持异议，不再交垫款。唐君愤，乃商借比款。厥后比款成立，唐君乃南下，至南京组织政府。以前虽未正式就总理任，然前后一切借款事，非唐君当之而何？又果谁是见神捣鬼耶？
原文曰：“南北统一后，南京政府要求巨款，初以三千万为言，嗣减至一千万元（合七百万两）。初议由道胜银行借拨，嗣沪汉各处竭力反对，改由华比银行，筹借金镑百万，拨宁应用。至大借款，当时只有四国，并无六国，所提条件，先甚严厉，几经驳折，渐就范围。国民党中，忽发奇想，主张民捐，力斥借款，议遂中辍。迨民捐不可终得，而巨款不能不借，会议再开，要挟益甚，以迄今日，未底于成。此借款开始以来大略情形，有案可稽，有人可询。彼宋教仁既未身亲，只能耳食，妄语欺人，抑何可笑！甚（其）谬三。
例一：元年二月二十日，南京政府电：巧电悉，现时南方维持必要之费，约三千万以上，请速设法，合借应用。
例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唐前总理电：因阻雾，今日始到京。四国借款团所拨款，系知南京急需，故商允先垫七百万两，无合同，无借券，亦未谈及利息期限，且北京亦未借用一钱，应俟将来大借款合同时，再交参议院议决。
例三：伦敦《泰晤士周报》上年一月三号论说：（前略）六国借款计划，本属过巨。中国自视庞然，需此非急。六国今始了然，因遂此辍。此后列强各就其关系所在，自用借贷。其与中国商务有密切关系者，应向俄国代为缓颊，或以小款贷之，以解眉急，否则破产在眉睫耳。
例四：上海《汇文西报》二年二月五号论说：借款问题不至全然绝望者，有二故：一因中国政府急需巨金；一因列强均愿维持袁政府，借以保全各国利益。”
答曰：见此段，可谓自首造谣之罪。南京政府何尝有三千万或一千万之要求？所举二月二十日南京之电，当日并无其事，有总统府财政部成案可查，明明捏造可知。廿六日唐君之电，虽言七百万应南京急需，然乃指南京政府所管之各处需款而言，其后七百万亦未尽归南京。吾虽未全记忆，然武昌曾给五十万，上海三十万，乃是实事。此外当再有之。至南京所用者，亦皆切实，有报销可稽，请查财政部案便知。试思之，北京现在每月经费若干（非四百万乎？），以南京当时军队十馀镇，各官厅全在，诸事草创，而所用乃仅数百万，虽以最粗之脑筋判断之，不亦可知其无他浮费耶？国民捐虽属国民党倡之，然决未妨害借款交涉，借款中辍，乃因唐内阁更换，何与于国民捐事？厥后会议再开，不但无要挟益甚之事，且实较前轻减许多，国人皆有目共见。某氏未盲未聋，何不知之，信口造谣耶？至所举伦敦《泰晤士周报》、上海《汇文西报》，无一字提及南京政府用款，亦无一字提及国民捐，不知某氏举以为例将何为也，岂非头脑昏乱，自白虚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