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因拳匪乱后，知闭关之不足自存，竞谈新学。江介大侠磬遁老儒，其聚于东京者，近将万人。君之旧友刘成禺、潘赞华以次东渡，力为联合革命之说，日以益振。陕西、山西来游渐多。有老儒吉田义一者，一熟法国革命史，君请其讲演，而伪其名曰“政治史”，君执译事义务弗辍，其开发人心，尤不在少数。其有碍于言论，则偕其游于犬养毅、宫崎寅藏家，令其晓以大势，务使豁悟乃已。而黄兴、宋教仁以马福益之军起义湖南，军败出走，田桐、白逾桓、但焘亦游学之东，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以谋诸君。君力阻之，谓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宋教仁、白逾桓、吴昆、田桐、罗杰、鲁鱼、陈天华偕君等著一书报，曰《二十世纪之支那》，专以鼓吹革命为事，以君总其成，而充编辑长。因触居留国忌讳，被其封禁，报没收入官，君几入异域之缧绁，以大隈重信、犬养毅为其排解，方得免祸，而侦探遂日尾随于君后矣。无何，孙文自美洲游日本。君集陈天华、黄克强、宋教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暘谷与孙君会议于君之北辰社寓庐。孙文所斤斤者，仍以二十人为事，自午迄酉，尚未能决。君以历年所筹画者，默体于心，谓开山引泉，已达大川，奚事涔蹄之量，以二十人为哉？于是开欢迎大会于富士见楼，到者将三千人，君痛言革命之理，鼓掌之声，上震屋瓦，孙文大悦。君谓国人革命之心，自明亡国，秘密结社，到处皆是，惟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不克大举。譬之太平天国洪、杨之军，所以与湘、淮之冲突者，盖以三合会与哥老会、安清道会先未相通也。观于苗霈霖、张宗禹之与太平，同为清廷之仇敌，而不能联为一贯，则其事可以知矣，曾国藩、李鸿章何能为哉？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若兵连祸结，则外人商业必受损害，而戎马倥偬，军士非尽受教育，则焚教堂杀外人所不能免矣。外交牵涉，国难骤立。今留学既众，曷若设革命本部于东京，而设分部于国内通商各口岸，他日在东留学，毕业而归，遍于二十二省，则其支部之设，可以不谋而成。众佥日善。越日开成立大会于赤坂区桧町十五番地内田良平家。适有心怀首鼠而昧于孙文之为人者，崛然起立，诘问于孙文曰：“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请明以告我。”其在会场近三百人，正演说畅酣，闻诘问之言，忽然如裂帛中止。孙文、黄兴不知所谓，默然莫对，会之成否，间不容发。君知事急，乃越席而言曰：“革命者，国人之公事也，孙先生何能为君主民主？惟在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不当问孙先生以帝王民主也。”议乃决，争具盟书，名之曰“中国同盟会”。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七年八月十六日也。公推孙文为会长，黄兴为庶务长，田桐为内务部长，胡衍鸿为文事部长，廖仲恺为会计部长，以君在东日久，推为外交部长，改《二十世纪之支那》日《民报》。而二十二省各选分会长一人，以本部总其成焉。
与张昉赁小室于江户川侧，榜之曰“轰天隐”；以湘鄂人士气锐才高，性尤慓悍，多与交游，冀收首义之助。清廷惧甚，乞日文部省颁所谓留学生取缔规程者，欲以间接钳制吾党。学界大愤。同盟会已成立三阅月，入会者居学界之大半，君谓宜檄令归国，以扩党势。密为檄，遍布国人所居。崇朝之间，怒潮陡起，相要罢学归国，胡瑛实为之首。至陈天华赴大森之海死之，而革命种子遂遍播于全国。君惟从容与日文部省交涉，令所颁规程停止其实行。
北京大学于是时忽聘君为农科教授，党人莫弗为之危。君以北京为胡虏巢穴，弗躬入其肘腋之下，安足以事扼吭？盖君于同盟会曾规画三策，其一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其一遍植党人于各地，以期一地发难，首尾相顾；其一于边疆粤滇各地，时揭义旗，拴撼腹地之人心，令清廷有鞭长莫及之患。君以北京大学之聘，正可施其第一之政策，石田之获，顾在人为，虎穴虽险，奋然就道。时越正阳门炸弹之事未逾半载，清廷特设巡警部以罗党人，有斩发以至北京者，警吏莫不目为革命党，道路戒严，如临大敌。君夷然以入国门，就大学教授之任。讲业之际，民族、民权、民生之旨，时于言外及之，故其门下之识大义者最多，今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其尤著者也。
前清肃亲王善耆，其时于亲贵中特负盛名，闻君莅京，以为学界魁杰，当引之以自重，遂多方招致，备道倾慕，言将藉君通款中山，愿效革命先驱，言之殷勤，靡不娓娓动听。君知其排汉之心，较铁良为尤甚，非与委蛇，不能以拥护吾党，而北方无进行之望，乃伪与相结。时刘家运、朱子龙设日知会于武昌；胡瑛、徐镜心设东牟公学于烟台。有法国陆军中将卜加贝者，自越南将孙文书至，命君扩充同盟会于北京。以警吏之严，莫可措手，爰以善耆之事密告孙文，藉以徐张党势。复书善之。时学部初立，苟持海外毕业凭证，虽初中学校者，一试学部，莫不擢身翰苑。管学大臣孙家鼐与君有乡里之谊，又为君父承瀚之受业师，其欲嘉惠于君，意尤浓郁。君以负重任于身，不欲以腐鼠启世俗之忌，且以不为仕宦，为同党自明，遂笑而谢之。有毕业居君后，而荣显至侍郎执戟者，君则十载布衣，未一膺清廷之职。人多以土苴富贵为君婉（惋）惜，岂知君之心为独苦也？
萍乡义军之起也，胡瑛自天津赴汉口，以期应援，事未集而为郭尧阶者所卖，与刘家运、朱子龙同入于狱。今陆军第八镇统制季雨霖潜行来京，乞君为救。君无以为计。雨霖曰：“狱已具，少迟则被戮矣。”君乃假善耆之名，致电张之洞，陈狱之冤，为乞开释，冀以少缓其死，而徐为之救；然电之伪，则不能不速以告。善耆盛气凌之。君曰：“冒王之名，诚不容诛；然王曾允为革命先躯（驱），今兹不允，请以家柽交法官，愿与胡瑛同死。”先是君曾厚结善耆左右，如王英、吴了等，又令其妻教授善耆之妾及其子女，至是皆以为言。爰遣刘道仁为请于张之洞，减其斩决罪为十年之监禁。
吾党是时财穷已极，《民报》至以资绌而不能印行，章炳麟益意见纷歧，以君至东，刘揆一协谋借《天讨》所载铁良之事，以术取铁良万金，为经营满洲及民报社之用。某君不知底蕴，以为君已降心虏廷，令日人北〈一〉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商于君，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君即以白于刘揆一、宋教仁、吴崐、何天炯。某君恨泄其谋，令加藤位夫、吉田三郎诱君于僻隐之所，与北辉、清藤朋殴之，以警察闻声，未至于死；然脑被击伤，迄今尚时疼痛，记忆之力较前为之锐减。
君八月归京，吴崐走奉天。时吴禄贞防边延吉，君告禄贞任侠，吾党满洲大事宜与相谋。吴崐走鄂多里，俟得端绪，当为策应，乃归。未旬日，知孙毓筠、权道涵等以谋毙端方未成被捕，清吏意欲加害。君闻之，啮指血书，告以利害，清廷动色，毓筠与道涵得以无死。君方私自庆幸，岂料汪荣宝已以君告密于袁世凯。其时袁新入军机，以铁良、良弼潜毁之，急欲兴大狱以自解，捕戢翼翚而驱之回籍，潜杀于武昌，犹曰：“翼翚曾经留学者也。”至任支毅者，吏指为孙文，蔡钧者，吏指为党人，莫不拘捕，亟亟欲正典刑，次乃及君。五下上谕提督衙门逮捕，胥为前清太保也（世）续所救。世凯益追之急。时以苏杭甬铁路借款，江浙人士反抗尤甚。君令大学生为倡，控表于都察院，列名者至一千六百人，盖自亡清之颁卧碑二百五十年，而士气之盛，无有过于是时者。君乃乘其不备，脱走天津，而之日本。警吏杨以德、史伯龙以君之出亡，率警察要君于途，待日本使馆武官井上一雄为君薙去其须，易以渔服，浮舟白河而下，始得脱险。君于是大怒，继又思袁终我汉族，惟策略所优，若其长此显达，而不有以保持之，终不克以为吾党北方之援。大凿巨斧，以成太璞，削笔为文，直攻其隐。至当道遣三人刺之，胥索不得，复遣刘麟渡海，以侦君行为。刘麟，今海上之新剧大家，所谓木铎者是也。君居日本西京之下鸭村，知麟之至，备与周旋，更邀黄兴、宋教仁陈说革命为天经地义之为。麟为感动，惟以演剧自娱，绝足不登袁氏之门。沪军之役，山东登黄之役，麟之功为尤巨云。
君居下鸭村，于镇南关、河口二役均有所筹画，而运输军械，则尤能与萱野长知、何天炯、林文合作而不贻误军机。张继以偕幸德秋水演说社会主义，日政府捕之亟，匿于君家者弥月，非君以智脱之，令走欧洲，其必与幸德秋水而同及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