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莱南（1865）天真地从那些貌似体现了早期抢婚做法的风俗遗迹中，去推论族外婚的存在。他做出一个假设，认为男人从其他群落中抢妻最早是一种普遍惯例，并认为与其他群落中的女人结婚“逐渐被视为不太合适，因为它太反常了”（同上，第289页）。至于族外婚为什么会流行，他假设说，由于大多数女婴出生时即遭扼杀，因而原始社会中女人奇缺。在此，我们并不关心麦克莱南的假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实际研究结果的支持。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假设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中的男性成员不心仪与其血脉相承且唾手可得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女人。也就是说，他完全忽略了乱伦问题（弗雷泽，1910，第4卷，第71~92页）。
相反，其他一些族外婚学者显然更有道理，他们将族外婚视作一种防止乱伦的社会习俗。如果对澳洲人婚姻限制中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加以考虑的话，那么不接受摩尔根（1877）、弗雷泽（1910，第4卷，第105页以下）、霍威特（Howitt，1904，第143页）和斯宾塞（Ba1dwin Spencer）等人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些限制具有（借用弗雷泽语）“刻意设计的痕迹”，旨在取得它们事实上已经取得的结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习以为常的体系做一个通盘的、细致的解释。”（弗雷泽，同上，第106页）
这种由婚姻群类的介入而引起的最先限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性自由（即兄弟姐妹间以及母子之间的乱伦），而父女之间的乱伦则仅仅是由这些规则的进一步扩展来防范。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虽说族外婚的性限制是有意识施加的，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应被视为族外婚根基的乱伦恐惧的最初来源是什么？利用对血亲性交的本能厌恶，即利用存在着乱伦恐惧这一事实来进行解释，显然不尽如人意；因为，社会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着这种假设的本能，即使在当今社会乱伦也并非鲜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特权人士间的乱伦性婚姻曾蔚为时尚。
韦斯特马克（1906~1908，第2卷，第368页）曾对乱伦恐惧做过解释，依据的理由是“那些青梅竹马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对性交的本能的反感；由于这些人多数都有着血缘关系，这种感觉便自然而然地在风俗习惯和法律中表现为一种对近亲性交的恐惧。”霭理士（Havelock Ellis，1914，第205页以下）虽然对这种反感的本能性提出了质疑，但大致还是同意这一解释：“在兄弟姐妹以及从婴儿时就在一起长大的姑娘、小伙之间交媾冲动一般都难以出现，这种负现象的存在完全是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缺乏唤起交媾冲动的条件……在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们之间，所有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的感官刺激都已见怪不怪，都被纳入人之常情，因而剥夺了唤起增强性兴奋的能力，然而正是这种增强性兴奋导致了性欲的高涨。”
我觉得非常奇怪，韦斯特马克竟然认为，从小就亲密无间的人们对彼此间性交的天生反感，正是近亲繁殖有害种系这一生物学事实在心理上的表现。这种生物本能在心理上的表现很少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不是对血亲（他们间的性交确实有害繁衍），而是对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仅仅因为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产生影响。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弗雷泽对韦斯特马克理论的令人称颂的批评。弗雷泽认为很难说得通，如今人们很少对家庭成员间的性交心存反感，而在韦斯特马克理论的基础上由反感派生而来的乱伦恐惧，则是极大地增强。而弗雷泽后来的一些评论进一步深入，由于这些评论与我在讨论塔布的论文中提出的论点基本一致，因此我要将这些评论全文转抄如下：
“要理解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强化人的深层本能，并不容易。没有任何法律强迫人们吃喝，或者禁止人们将双手置于火中。人们之所以吃喝，之所以将双手本能地远离火源，是出于对自然惩罚而非刑法的恐惧。刑法是通过暴力来制止这些本能的。法律只禁止人们去做本能使他们倾向于做的一切；大自然自身能够惩戒的事情由法律来惩戒，则显多余。因此，我们总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法律禁止的罪行正是许多人在自然倾向的驱使下触犯的罪行。假如没有这种行为倾向则不会有这类犯罪，假如没有这类犯罪又需禁止他们什么呢？因此，我们不必假设由于存在着法律对乱伦的禁止，因而就存在着一种对乱伦的自然反感；我们倒是应该假设存在着一种欲求乱伦的自然本能，并假设如果法律像压抑其他自然本能一样，也压抑了这一本能，那么它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文明人已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些自然本能的满足将有损于社会的普遍利益。”（弗雷泽，1910，第4卷，第97页以下）
弗雷泽的这些论点非常精彩。对此，我还可以补充说，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可以使乱伦的先天反感说完全站不住脚。与之相反，这些成果表明，人类年幼时的最早性兴奋不可避免地具有乱伦特征，这些冲动受到压抑后，便会发挥出怎么说也不为过的作用，成为今后生活中神经症的动机力量。
可见，将乱伦恐惧解释成先天本能的这种观点必须摒弃。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对法律禁止乱伦的解释似乎也说不上好到哪里。根据这一解释，原始民族很早就注意到近亲繁殖对自己种族的威胁，因此特意采取禁忌。这一理论引起大量的异议。（参见杜克海姆，1898，第33页以下）不仅乱伦禁忌必须早于人类对动物的驯养，从而使人能够观察到近亲繁殖对种族特征的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近亲繁殖的有害结果仍未得到确定，同时也无法轻易在人类身上得到证实。此外，我们对现代蒙昧人所了解的一切都表明，他们最古远的祖先极不可能早已考虑好使其遥远的后裔免遭伤害的问题。说实在的，到这些毫无远见的生灵那里去寻找卫生与优生的动机，真是几近荒唐。他们那短浅的目光是很难看到我们如今的文明。
最后要指出的是，近亲繁殖促使种族衰弱的因素，出于卫生这一实际动机而对之加以禁忌，这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们社会中对乱伦的极度憎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与文明人相比，在现代原始氏族中，这种感觉似乎更加敏感、更加强烈。
读者可能已经想到，在此我们又要在社会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解释中做一取舍了。（在这一语境中，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也许可以被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动力）。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我们只能同意弗雷泽的逆来顺受的结论。我们对乱伦恐惧的根源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去什么方向找。对于这个谜，至今所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法都是不尽如人意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一下另一个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尝试。这一尝试与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大概可以称为“历史学的”探讨。
这一尝试的基础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原始人的社会状态所做的假设，达尔文根据高级类人猿的习性推断，人类原初也是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或帮落（hordes）之中。其中，年龄最大、体魄最强健的雄性猿猴出于忌妒心理而阻止了帮落中的性乱交。“我们知道所有的四足兽中大多长有坚牙利爪以利争斗。从它们的忌妒中，我们确实可以推知，在自然状态下性乱交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越过时间的长河再往回看得远一点，……根据（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社会习性来判断……可能性最大的观点是，史前人最初是生活在小群体中，每个男人都拥有众多配偶（只要他能够得到并养得活），他会醋意十足地守着这些配偶以防其他男人染指。或者，他可以像大猩猩一样和几个配偶在一起分开单过；因为所有土著人都一致‘认为在一帮人中只能有一名成年男子；当年幼的男子长大之后，就会发生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因此，最强者通过杀死或驱走其余的男子而使自己成为这一帮的帮首。’［萨维治（Savage）博士，载于《波士顿自然历史杂志》，第5卷，1845~1847，第423页。］因遭驱逐而四处流浪的年幼男子或许最终真能找到一个伴，这样就避免了在同一家庭的范围内过于亲近的杂交。”（达尔文，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
阿特金森（1903）似乎是第一个意识到，在达尔文笔下的原始部落中的那些条件给年轻的男子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必然是族外婚。在遭驱逐之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相似的小部落。在部落中，首领出于忌妒心理而施行着相同的性交禁忌。久而久之，就萌发后来演变为明文法律的禁戒：“同一家庭的成员间不可发生性关系。”图腾崇拜确立之后，这一家规又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而发挥着作用：“同一图腾的成员间不可发生性关系。”
朗格（1905，第114页和143页）接受了族外婚的这种解释。不过，在同一本著作中，他又转而支持其他的理论（由杜克海姆所提出）。根据这一理论，族外婚是图腾法造成的结果。要使这两种观点和谐统一有点困难。这是因为，根据第一种观点，族外婚产生于图腾崇拜之前；而根据第二种观点是，族外婚又是由图腾崇拜派生而来。
精神分析学的考察给这片黑暗投下了一缕光芒。
在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原始人与动物的关系之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孩子们无丝毫的傲慢之处。然而，正是这种傲慢促使着文明社会中的成年人在自己与所有其他的动物本性之间，划上一条不容分说的区分线。孩子们毫无顾虑地让动物们与自己平起平坐。由于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承认自己的肉体需要，因此他们无疑会觉得自己更亲近于动物而不是那些难以理解的大人们。
然而，在儿童与动物的这种美轮美奂的关系中也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奇怪的罅隙。儿童会突然被某一种动物吓着，因而不想去触碰或者看见任何一只这样的动物。这样就形成了临床上常见的动物恐怖症--一种发生于儿童时代的精神神经性疾病的极为常见或许也是最早的形式。恐怖症常常与儿童到目前为止最感兴趣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它往往与某一只动物无关。对城里儿童来说，能成为恐惧对象的动物并不多，它们有马、狗、猫偶尔还有鸟。极常见的小动物有甲壳虫和蝴蝶。在这些恐怖症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意义、无节制的恐怖有时与儿童仅从小人书和童话故事中认识的那些动物有关。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发现到底是什么使得儿童很不寻常地将这种动物选择为恐惧的对象。我要感谢阿伯拉罕给我说了一个病案。在这一病案中，这位小患者自己解释说，他怕黄蜂是因为它们的颜色和条纹使他想起了虎，这可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让人害怕的野兽。
关于儿童的动物恐怖症至今还没有详细的分析性检查，虽然它们非常值得这样研究。这一疏忽无疑是由于孩子年幼难做分析。因此，我们无法说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些障碍的一般意义。我个人的意见是，也许到最后会发现这种恐怖症根本不具有一致的性质。不过，少数指向较大动物的恐怖症病案已证明它们是可以分析的，而且已经向调查者展露了它们的秘密。在每一例病案中，情况相同：在每一个案中患者均为男孩，他们的内心恐惧都与其父亲有关，只是早已被移置到动物身上。
每一位具有精神分析经验的人都无疑会遇到这种病案，并从中得到相同的印象。然而，在这一主题上，我只能引用为数不多的公开发表的详细报告。引用的文献不多，这是一个偶然情况，不应该就此认为，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些零散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的。例如，我要提到一位作者，他就是对儿童神经症有很深研究的来自敖德萨（Odessa）的伍尔夫博士（M.Wulff）。在对一位9岁男孩的病史分析中，他报告说，患者4岁时患了恐犬症。“每当他看到有狗从大街上跑过时，他都会又哭又喊：‘小狗狗别咬我！我一定乖！’他说‘乖’是指‘不拉提琴’。”即指不手淫。（伍尔夫，1912，第15页）“这位男孩的恐犬症”，作者解释说，“其实是他的已被移置到狗身上的对自己父亲的怕；因为，他那令人惊奇的叫喊‘小狗狗，我一定乖！’亦‘我不手淫了’，是指向他父亲的。而正是这位父亲曾制止他手淫。”伍尔夫加了一个脚注，它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并且证明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恐怖症（恐马症、恐犬症、恐猫症、恐鸡症以及对其他一些家畜的恐怖症）在儿童中至少和夜惊（pavor nocturnus）一样常见；一经分析，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它们不过是儿童对父或母的害怕向这些动物的移置。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将这同一机制推广到恐鼠症上。”（同上，第16页）
我刚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的文章，其中的材料是由这位小患者的父亲向我提供的。这个男孩患有恐马症，因此他拒绝外出上街。他说出了这一恐惧，即马会跑进屋里来咬他；原来，这个男孩希望马会跌倒（即死掉），而这种恐怖症一定是对这一愿望的惩罚。经再三保证，男孩便不再对父亲感到害怕了。此后，一切都明朗了，原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愿望做斗争。这些愿望的内容是想要父亲离开（外出旅行、死去）。他把父亲（对此他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当成与他争夺母亲好感的对手。而他那刚刚萌生的性欲望的朦胧预兆正指向母亲。这样，他便有了那种典型的男孩对待父母的态度，即我们曾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我们看来这一般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从对“小汉斯”的分析中了解到的那个新事实--一个与图腾崇拜有着重要关联的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会将自己的某些情感从父亲那里移置到一只动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