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进行得很顺利。在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身上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是很难被人们所相信的。儿童在这个年龄，心理非常活跃，儿童早期的性欲期同时也是他们智力飞速发展的时期。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在精神上变得压抑，且更愚蠢。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儿童失去了他们自然的魅力。至于早期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危险，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二十年前第一个接受分析实验的孩子，现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康而有能力的年轻人。尽管也有一些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他顺利地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对早期精神分析的其他“牺牲者”，事实将证明是无害的。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未来它们可能更为人们所重视。从理论观点来看，它们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为成人精神分析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资料，因此会使精神分析者避免了某些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错误。分析者常意外地发现一些导致神经症的因素，且这些因素已经在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准确诊断该病。的确，为儿童的利益着想，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要和教育措施相结合，分析的方法还要继续完善。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即神经症的阶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更精确地观察，我们就想说儿童时期的神经症不是特例而是规律，在婴儿从先天的素质走进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神经症似乎完全可以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幼儿期的神经症被自然地征服了。但是它会不会在普通健康的成人身上留下痕迹呢？另一方面，在那些以后得神经症的患者身上，我们从未发现与幼儿期疾病的联系，虽然在当时它不一定能引起注意。同理，我相信，今天的内科医生也一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幼儿时期都患过结核。当然，在神经症中，免疫因素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只有先天素质因素。
现在我来谈关于结论的肯定性。从直接地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检查中我们已经普遍相信，我们对成年人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在儿童时的情况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大量的病例却证明了另外一种肯定性。一些患者的精神分析材料使我们构建出他们并没有记住的那些发生于其幼儿期的一些外部事件。幸运的事情以及来自父母和护士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所推测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当然，这种巧合并不经常发生，但如果它发生了，就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你一定知道，不管这些事是否允许客观地证实，对被遗忘的儿童经历的正确地重新建构，总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儿童如此幼小的年龄发生了，在那时，它们还可能对软弱的自我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哪类事件是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发现的？”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那些能够永远地影响儿童朦胧性生活的事件，如对成人性生活的观察，或者儿童自己与成人或与另一个儿童之间的性经历（这不是少见的事情）；或者，无意中听到的在当时或以后回顾时才理解的别人的谈话，儿童认为他可从这些谈话中得出性生活是神秘和不可思议事件的结论；此外还有儿童自己的言行，这些言行表明儿童对别人爱与恨的重要态度。在精神分析中，诱导出病人自己已遗忘的儿童期的性活动及被成人干扰的导致性活动结束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借此机会我要提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儿童性生活的本质？正如你所说，精神分析实施前，这种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经历一直是被忽略的。”
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淫荡？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作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股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