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所谓“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问题，指的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甚至对医学知识、医疗技术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可否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只有医生才有权利实施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外行——非专业人员”只要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掌握潜意识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技艺，就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
引言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释一下。“非专业者”就是“非医生”。现在的问题是非专业人员是否也可像医生一样被允许进行精神分析。该问题受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限制。就时间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去关心由谁来进行分析的问题。确实，人们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的唯一共同点是希望没有人来从事精神分析。对此，他们陈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不喜欢精神分析。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医生才可从事分析的要求与对待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显然更友好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这种态度不被猜疑为是对早期态度稍作改变的话。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分析疗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有医生才有资格。为什么要做这种限定？其理由还需探究。
再就空间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引起相同的重视。在德国与美国，分析治疗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个患者都可以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式。患者选定的任何医生，有的是“庸医”，能够为所有的患者治疗。唯一的限制是，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只在医生受到起诉，需要补偿他给患者带来的某种伤害时才起作用。但在奥地利——我正在此并为此写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规定，禁止非医生给患者治病——而不论实际结果如何。这样，外行人（非医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给患者治疗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一出现，显然就被法律的条款解决了。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非专业人员不是医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治疗程序，而整个治疗过程都应委托医生进行。以此推断，不应允许非专业人员对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则应受到惩罚。结论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几乎不怎么争论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了。同时，有些复杂情况法律不想干涉，但却值得考虑。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分析治疗的事件中，神经症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非专业人员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医生还没有真正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医生的资格，还不具备满足患者要求的医疗素质。如果这真是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前，人们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干涉非专业人员的分析治疗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
这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熟悉分析治疗的特殊性的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分析治疗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认为是公正的、但目前对分析治疗仍然无知的人们。很遗憾，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无法让这些人在场旁观，因为“分析的情境”不允许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疗的不同时期，其价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经许可的听众若碰巧有机会听到了分析治疗的某一过程（时期），一般地说，只会使他形成对此的无用印象。他会处于难以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的危险状态中，或者他会感到乏味。所以，听众一定要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尽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个病人或许正遭受着他控制不了的情绪波动的痛苦，或许正遭受着由于他认为他没能适当作事而感觉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觉的煎熬，也可能正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但并不理解其原因）他难于从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难于做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并难于贯彻决定。也许有一天他由于焦虑而极度苦恼（但他不知道苦恼的由来），从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独自沿着大街行走或乘火车旅行。他也许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种活动。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游，以致他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它们尽纠缠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摆脱。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数数房屋前的窗户有多少个等。当他从事像寄信、关掉煤气阀等简单活动后，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这或许仅仅是件令人烦恼和麻烦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总排除不掉一种想法——自己把一个小孩推倒在汽车轮子下，或者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水里，或者他不得不反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就是警察正在抓的与那天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的凶手，那这种状况就会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他绝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通缉的谋杀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会那么强烈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病人——这次让我们选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领域遭受着另一方面的痛苦。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被痉挛困扰着，不听她使唤。或者，当她想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她会即刻有一种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交聚会是不相容的。因此，她放弃赴任何宴会、舞会，放弃光临剧院或音乐会。她时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头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制去吃那些从长远看对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后，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实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激惹场合，她就晕倒、肌肉痉挛，进而引发可怕的病理症状。
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所受的干扰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感情生活与某种身体需求相结合。若这些病人是男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最温柔的感情对异性做适度的身体表达，尽管他们或许可对不太喜爱的物体做出自如的反应。世俗的感情把他们与他们看不起又想摆脱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或者，类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愿完成的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如果患者是女性，她们会感到当她们有性生活要求时会被焦虑、厌烦或不知名的障碍所阻挡。如果她们屈服于爱恋，她们会觉得自己是受了享乐的欺骗——这种享乐是本性提供给此种屈服的一种奖赏。
所有这些患者都承认自己有病，并前去就医。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们期望自己的神经错乱可得到排除。医生也要把病人划分为不同类别。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诊断病人，并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病症名称下：神经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症等。他们检查与发生上述病症相关的器官，诸如心脏、胃、肠、生殖器之类，发现这些器官都很健康。医生建议病人中断他们久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通过这些手段，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改善，或者根本不会改善。最后，病人听说有些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很有一套办法，开始接受分析治疗。
在我写这篇关于神经症状的专题论文期间，我设想就在分析现场的“公证人”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这点上（对患者施予分析），他开始注意并感兴趣。“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如何治疗那些医生不能给予帮助的病人的。”
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除了相互交谈什么也没做。分析学家不使用任何仪器、甚至不给病人检查，也不开什么药。如可能的话，在治疗期间，他甚至让病人保持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许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分析学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病人会面，启发病人交谈，听他倾诉，然后接过话茬对病人讲话，让他听自己谈。
现在“公证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信任和轻松的神情，但又明显地存有轻蔑。他仿佛在想：“就这么谈谈而已，话语，话语，话语，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他肯定还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讽的话：与话语相伴可以使人们多么舒服——一段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台词。
“看来，这是一种法力，”他评论道，“你们凭说话，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给说跑了。”
确实，分析如能比医药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说是魔术。魔术师的基本要素就是速度——人们说快速导致魔术师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疗要花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魔术慢到如此地步时，它就不具备奇迹般的特征了。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蔑视语词吧。语词，它毕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过语词，我们相互传达感情，这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方法。语词，它的好处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诚然，“行为在先”，语词在后；在某些情况下，当行为被软化为语词时，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但语词在最初出现时，是一种魔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并且它一直保持着它起初所具有的那么多的魔力。
这个“公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假定，病人跟我一样对理解分析治疗没有知识准备，那么你如何使他相信语词或语言具有可使他摆脱痛苦的魔力呢？”
当然，如若必须让他有所准备，那么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对分析者绝对坦白，不要有意隐瞒任何闯入大脑的思想，抛弃任何可能阻止他报告某种思想和记忆的消极因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些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自认为不可能告诉他人的事情，这些是他的“个人隐私”。他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个伟大的进步——人们有一些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喜欢向自己隐瞒，为此，一旦它们在头脑中出现，他会突然住口，并极力把它们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或许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他意识到他在自己隐瞒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从前一直所认定的那样是个统一的自我，似乎他体内有某种与自我相矛盾的东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识到自我与精神生活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立。假如这时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说出一切隐情，那么，他将容易地预感到——在此等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与一个人进行思想联系和思想交流将同样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们的“公证人”说，“你认为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压抑他的东西、某种秘密。通过诱导，他向你说出这个秘密，你就减轻了他的压抑，挽救了他。是的，这就是坦白原则。从远古时代起，天主教会就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天主教对人们精神的统治。”
我们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无疑，坦白在分析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或者说是分析的前奏。但这远不能构成分析的本质或者解释分析的结果。在“忏悔”中，忏悔者要讲出他知道些什么；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讲出更多的东西才行。我们从没听说过，“忏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摆脱真正的病理症状。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开始反驳说，“‘他讲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为一名分析专家，你已对你的病人产生了比神父对他的忏悔者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与病人的接触时间更长，更深入，也更个人化。还因为你可用这种特别的影响让他丢弃他那些病态的想法，用言语让他摆脱恐惧等等。如想同样用这种手段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现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处于一种催眠状态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能实现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术，便可与他建立一种催眠关系——他对你有一种微妙的依赖倾向——即使你可能并没打算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取得的惊人的结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来得快，而且你告诉过我，分析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公证人”不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如此无知，或如此糊涂。某些迹象确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识的帮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极力把分析与他已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困难是让他清楚他的这种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种特殊过程，具有新奇和独特性，只能借助于新的顿悟——或假设（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们的公证人还在等着我们对他的最后评论作出回答。
你谈到的关于分析者所产生的特殊的个人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且在分析中起着极大作用——但与在催眠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与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应该不成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催眠暗示中并不利用“暗示”这种个人影响因素去抑制疾病症状，而人们却在催眠中利用暗示来压抑疾病症状。认为这种因素是分析治疗的工具和促进者，且贯穿分析始终，也是不对的。无疑，分析之初它是这样的，但到了后来，这种影响开始背离我们的分析意图，迫使我们采取最深远的对策。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分析技术远不是转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语帮他摆脱困扰之类。如果我们的一个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们不会劝告他无视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做，却没能奏效。我们所要做的是，让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感觉必然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而这个事实根据是有可能找得出来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实现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将不胜惊讶，”公证人说，“但你的分析意图是什么？你要对你的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