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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那次不愉快的面对面较量，李明和马天成没有再讲过一句话。要一块儿出远门了，虽然只是临时和短暂的，但仍不可能再僵持下去。受了刘玉明的开导，李明高姿态，主动去办理了所有外出手续，然后又通过县局刑警队同滨江火车站联系，及时购买到了两张由滨江开往广州的卧铺车票。
两天两夜的颠簸，辗转到了东莞。他俩马不停蹄，直奔东莞市公安局。
在收容审查所，他俩见到了黑二。
黑二情绪低落，黝黑的脸膛暗然无色。李明和马天成他是认识的，他俩的到来，使黑二意识到了他继续留在东莞的时间不会很长。他会立马被李明和马天成押解回长仁。不过，从放弃抵抗的那一刻起，他就心灰意冷了。他没有打算再活多久，他只求案子早一天了结，哪怕是判处死刑，也只求能够“速死”。他自知罪责难逃，东躲西藏的亡命天涯，倒不如痛痛快快死了的好。假如说还有什么值得他牵挂的话，那便是父亲和雪儿。因此，面对李明和马天成的“提问”，他充耳不闻似地装聋作哑。他望着李明，却不正眼看马天成，只管一个劲儿地问：“李警官，我父亲还好吗？还有雪儿，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贵州的警察答应过我，要送雪儿回家……”
马天成惟我独尊，哪里见得黑二不把自个儿这个一所之长放在眼里。黑二问李明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是沉不住气，一张马脸几乎就要拧出水来。末了，他拍着桌子骂道：“狗东西，敬酒不吃吃罚酒呀，扯那么远干啥！……问你，你不是说在长仁犯得有命案吗，老实交待，你杀了谁？”
黑二眯着双眼，从眼角缝里挤出目光来瞧马天成，皮笑肉不笑。他说：“马队长，你遭急干嘛？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的，好戏还在后面呢！”
“陈小松，你听着，马队长现在是长仁湖派出所所长了，这次我们来就是要向你了解情况的，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李明提示黑二。
“呵呵，队长不当当所长了嗦……陈所长坐牢了，对吧？……陈所长是好人，他不是杀人犯，真正的杀人犯是我，你们搞错对象了……哎，警察咋也会抓错人呀！”黑二故作惊讶地摇头。
马天成气得两只拳头攥得像铁锤，要是不在外地，他非得让黑二瞧瞧他铁拳头的厉害不可的。他咬牙切齿地瞪着黑二说道：“陈涛杀人证据确凿，事实充分，一审法院已依法判处他死刑，人命关天，岂是你这种杂皮和混混信口訾黄就能随意篡改的……咋了，有人给了你钱，让你来‘顶包’吗？杀人可是死罪哟，你顶得下来吗？”
“哼，‘顶包’？”黑二冷冷地嘲笑道，“我陈小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凭什么要替人‘顶包’……告诉你吧，马所长，要不是陈所长从小对我好，要不是陈所长替我坐了牢，我才没时间来陪你侃‘天方夜谭’呢！……好，我是在替人‘顶包’，对吧？老子死都不怕怕你妈鸟的个所长，爷们不和你这种杂皮讲了。你骂我杂皮、混混，你屙泡尿照一照，你到底比我好得了多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根根底底？……李警官，做笔录，我把我杀人的详细经过全告诉你，不过，马杂皮得出去，免得他回去说成是他的功劳，立功受奖的好事也让他沾了边儿……咋了，马所长，狗眼看人低是不是？你把眼睛鼓那么大干嘛？敢弄死我不嘛？老子犯的是国家的法，是死是活由不着你来决定……”
“老子不出去又怎么了？”马天成上前，一把揪住了黑二的头发。
“哎哟，打死人了，管教同志，长仁来的警察打死人了……”黑二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
两个管教民警迅速赶过来制止。
“他打人，他刑讯逼供……”黑二指着马天成对东莞的民警吼道，“我是投案自首的，我有悔过表现，我如实交待罪行他反倒说我是在‘顶包’……好，老子不说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反正是死，男子汉大丈夫，老子死也要死得有骨气，绝不做低三下四的哈叭狗！”说完，黑二耍赖皮，一屁股瘫坐到地上，再也不言语。
李明向东莞的民警做解释，然后劝说马天成先去吃饭和安顿住宿，等黑二情绪稳定之后再提审。
马天成闹了狼狈，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但又不便发作出来，因此，脸色铁青，难看的不得了。不过，他要的就是黑二“顽抗到底”，虽然心头不舒服，却也有几分筹躇和志满，于是，他同意了李明的提议。
吃罢饭，宿了客房，马天成又假惺惺的叫上李明去询问了黑二两次。黑二不吭声也不吭气，任随你怎么问就是不搭理。
马天成对李明说：“看来在东莞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了，还是早一点押回长仁去吧！”
李明估摸着马天成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寻思来寻思去，总是猜测不透马天成的心思。他想起刘玉明的嘱咐，应承下来，以办交接手续为由，打算单独去东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民警那里把已经形成的询问笔录取过手。然而，当他单独去了后，东莞警方却告诉他，材料已被马天成取走了。马天成果然出手不凡，李明领教了，心里便加倍留神。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问马天成：“所长，何时起程？”
马天成说：“明天一早就走，回滨江的火车票买好了，到了广州就直接乘火车……”
“只带陈小松一人走吗？乌二和雪儿咋办？”其实李明清楚，从掌握的材料看，乌二和雪儿仅涉嫌参与了东莞的抢劫案，与发生在长仁湖边的杀人案无关，因此，只有黑二东莞警方才会移交给他们，乌二和雪儿需留在东莞由东莞警方继续审查。他明知故问，是想投石问路，试探马天成的虚实。
马天成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火车打挤，只买到一张卧铺票，还是托东莞市公安局去买的。我俩轮换着睡吧，以防黑二途中逃跑了……黑二说陈涛那案子是他犯的，虽然纯属打胡乱说，但他仍是抢了百多万元的重刑犯。重刑犯跑了，你我谁也负不起责……你带手铐了吗？”
李明摸出手铐，递给马天成：“带了，你拿去用吧！”
“我也带了。锁两副铐子，看他往哪儿跑！”马天成接过李明的手铐，瞧了瞧，还给了李明。
次日，到收容审查所提了黑二，他们便踏上了返程……
76
李明和马天成离开长仁后的第二天下午，滨江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杨教授受省高院委托，便在滨江市公安局领导陪同下，和来自上海、北京的3位痕迹专家一道，风尘仆仆的赶到了长仁县公安局。
徐大虎亲自主持了案件汇报会。会上，徐大虎的“一言堂”和长仁县公安局其他与会领导对案件讳莫如深的态度，使杨教授意识到了案件的确有可能渗杂得有人为的因素。因此，他提出建议：“为了确保调查取证的客观公正，是否能让长仁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暂且回避一下？”
专家建议，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自然是重视和赞成的，然而，徐大虎却坚决反对。长期享受着独霸一方快感的他，哪里容得了别人来指手划脚。他瞪着马眼，质问杨教授：“什么意思？踢开当地党委政府办案，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难道这就是依法治国……我看完全是‘*****’打砸抢和踢开党委政府闹革命那一套流氓作风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什么专家，什么教授，分明是替犯罪分子开脱罪责的‘臭老九’。我是长仁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我对维护一方治安秩序的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来，是协助我们办案，也是配合我们办案，假如要耍什么喧宾夺主的把戏，那么，就请你们马上离开。咱长仁县公安局有能力将发生在长仁县境内的所有案件侦破……”
徐大虎因为气急败坏，所以言语便没了分寸。长仁县公安局的韩跃进、刘玉明等，熟知徐大虎的天性，倒是习以为常，而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和杨教授他们，就感到莫明其妙了。他们被徐大虎的言行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根本就不敢相信在法制化建设的时代，居然领导岗位上还摆放着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稀世法肓。其实，他们是身在高处，不甚了解基层的实情。国家的重大举措和变革，落实到基层，就仿佛筛子筛大米，好的，中看的，实用的，都留在筛子的上面，过滤到下面来的，往往是变了样的，是碎米，或者是砂子。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偏远和落后的地方又数不胜数，人的素质哪能转眼间都达得到相同的水平呢？既然“人”不能，那么，个别早就不是人而是“官”的领导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眼睛不是像人那样用来读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他们的耳朵也不是像人那样用来聆听社会的风声和群众家里的雨声的。比如徐大虎吧，他的眼睛盯着的是县委主要领导的脸色，他的耳朵装进去的是下属马天成之类阿谀奉承的谀美之辞。他从挤进官场的那一天起，就认定权力高于一切和大于一切是颠扑不破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动他的权力，谁就是在动他赖以活命的“奶烙”，他会不遗余力地抗争。虽说他面前坐着的是专家，是学者，是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但认起真来，没有一个人能实实在在的管得着他。所以，他不屑于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他胆敢在他们面前大放厥辞。这种立场和态度是由徐大虎的地位决定的。他的地位不属于专家学者管，也不属于滨江市公安局管，而是属于长仁县县委管。
然而，滨江市公安局毕竟是长仁县公安局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没有人事权和财权，但业务管辖权和业务指导权总是有的。滨江市公安局的领导目睹了徐大虎的专横拔扈后，当即决定中断会议，以市局的名义向长仁县委汇报，由滨江市公安局直接接手案件的调查。长仁县委为此专门召开紧急常委会，徐大虎在常委会上“寡不敌众”，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口头答应了绝不参与和干涉滨江市公安局在长仁开展的案件调查取证工作。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是徐大虎万万没有料到了。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他也感叹自己权力的“今不如昔”。一气之下，他称病躲到家里“休养”去了。当然，他的真实目的也是想借“休养”来避其锋芒，好以静制动地等待着马天成东莞之行的最终“结果”。
调查取证工作临时由韩跃进负责协调，韩跃进明知是“炀圆”，于是，推给了刘玉明。刘玉明没地方推，也不能推，就一直跟随在杨教授他们身边。
重新勘验了现场，没有丝毫收获。杨教授说：“我就不相信案犯没留下蛛丝蚂迹，从痕迹学的角度来说，凡是作案现场，就肯定留有痕迹，只是没有被人们发现而已。”
杨教授坚持再仔细勘验，刘玉明提醒：“现场用水冲洗过，怕是真难再提取到指纹、血迹什么的了。”他想到陈大伯死前交出来的衣服，说，“我们一直怀疑一个人与此案有关，这人绰号叫黑二，小时候和现在押的嫌疑人陈涛是邻居，两家关系也较好。案发不久，黑二就外出了，后在东莞犯了案，又逃到贵州躲藏，最近被贵州警方捉获，移交给东莞，东莞才来通知，要我们去领人。据说黑二落网后曾交待在长仁犯有命案。他父亲前不久服鼠药自杀了，临死前将黑二穿过的一件衬衣交给了我们……”
“衬衣呢？”杨教授迫不及待地问。
“我们检查过，上面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那么他父亲自杀前交出这件衣服来干啥，总得有理由呀……你为什么不早说？”
刘玉明苦楚一笑：“不敢早说！”
“啥？不敢早说？”杨教授火冒三丈， “听着了，这是从一个刑警队队长嘴里讲出来的话，居然说不敢早说。这岂不是在草菅人命吗？刑侦工作像你这样搞，不知有多少的无辜百姓要倒霉遭殃！”
“不早说的目的正是为了不草菅人命……”刘玉明解释。
杨教授打断了刘玉明的话：“不用强词夺理了……作为一个刑侦工作者，最大的耻辱也莫过于不实事求是地调查取证了。是的，处在我们国家法制并不完善的现阶段，或者换句话说，处在人治依然大于法治的特殊环境中，我们为了求得公平和公正十分的不容易，有时可能还需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并不等于说目睹着强权与**肆意地泛滥，目睹着强权与**肆意地践踏法律的尊严我们仍旧可以心安理得。做人得有责任，做事得讲原则。如果连做人与做事的责任和原则都不讲了，那么，我们到底还配不配被称做人？”
刘玉明知道杨教授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困难和个案的具体实情才发的火，所以也不计较。他等杨教授把火发完了，陪着笑脸，说道：“杨老师，你们能亲自来，我万分的感激，也真希望案子能在你们的鼎力相助下真相大白……那件衣服我妥善保管着，你看是不是交给你们代为检验一下？”
面对刘玉明的诚恳，杨教授不好再继续责备。他想了想，缓和了一下语气说道：“你拿给我们吧，上海和北京来的都是全国一流的痕迹专家，是我专门请来的……为了公正我就敢破釜沉舟。要么，我们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要么，我们为此而身败名裂……假如案子不是陈涛所为，我们来此一趟，却同样没有找到真正凶手留下的证据，那么，我们就是在砸自己的牌子，就是自个儿在往自个的脸上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