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世衡又在宋、夏边境上设祭坛，书写祭文于木板上，上写野利王、天都王有意降宋，结果功败垂成，故十分可惜，吊祭亡灵云云。西夏将领听说种世衡在边境上有事，便率兵杀来。种世衡装作慌慌张张，将文木板夹在纸钱中焚烧，迅速撤离。西夏兵赶来，扑灭纸钱火，将木板呈献给赵元昊。不久，天都王也被杀掉了。
信诚术
“信诚术”是靠信誉获取成功。信誉是商品销售的“生命”，所以，各厂家都拼命抓商品信誉，保商品信誉。而击败竞争对手，也有用破坏对手的商品信誉为手段的。
“信诚”还有一个范围问题，对某些人“信诚”，必对某些人欺诈。三国时，曹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对阵，孙、刘联军一方需要一个前去曹营诈降以点火烧船的人。但曹操以多疑着称，一般诈降是不会被接受的。故忠心向吴的孙吴将领黄盖与周瑜密谋下“苦肉计”。第二天，周瑜升帐议事，要各将领取三十天军粮，以破曹操。黄盖出队答道：“曹军人多势众，莫说三十日，三十月也破不了，倒不如投降。”周瑜大怒，以惑乱军心罪令人推出去斩首。众将求请，才减为一百军棍，直把黄盖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回帐便派使者去曹营约降。曹操半信半疑，直到接着打人孙吴大营的奸细蔡中、蔡和的密信，才相信了，与黄盖约下投降日期。投降那天，黄盖军队驾着装满硫磺、火种的船以投降为名，得以顺利接触曹国的战船，演出了“火烧赤壁”的历史性一幕。
黄盖以“信诚”为名，实对曹操欺瞒、用诈。黄盖表面上背叛东吴，不“信诚”，实是忠心耿耿，十分信诚。这就是“信诚术”的活用。
蔽匿术
“蔽匿术”，即用欺骗手段把事情办成功。明朝时，一位御史得罪了某位属员，这位属员怀恨在心，图谋报复，便派了一位乖巧的童子前去服侍这位御史，乘机把御史的大印偷走了。御史发现丢了大印，大吃一惊。古代社会中，官吏丢了印是要被处以死罪的。御史琢磨来琢磨去，怀疑是那位属员干的，但又苦无证据，不好贸然审问；又怕张扬出去，让上司知道了治罪。于是便施展缓兵之计，托病暂不理事。一位以智谋着称的朋友来看他，他讲出真情，请这位朋友帮忙。依朋友谋划，当天晚上。御史派人到厨房放了一把火，一瞬间，火映红了半边天，属员们见状忙去前厅集合救火，御史乘机把空印盒交给所怀疑的那位属员保管，其他人都去救火。等救完火回来看时，印盒中已有大印了。这就是用欺骗手段制服窃贼的例子。
用欺骗手段还可治病。唐代，京城中有位名医，医术高明，手到病除。某日，一位从岭南回来的官员前来请他家中为夫人治病。岭南一带气候温暖，虫子很多。这位夫人吃饭时吃下了一只虫子，自此便怀疑肚子中有虫子，常恶心呕吐，吃不下饭，请了多少名医也未治好。京城名医看后，说：“一剂药就可以治好。”于是他开了一剂吐药，派人去抓来，并找来夫人身边的贴身丫环，告诉她，夫人是心病，要治好，必须如此如此。于是，药煎好后，丫环把预先抓来的一只小蛤蟆藏在袖子中，等夫人呕吐时，递上痰盂，趁夫人呕吐不注意时，把那只小蛤蟆放人痰盂中。夫人吐完，瞥了痰盂一眼，见呕吐物中有东西在动，便以为肚子里的虫子吐出来了，病立时就好了。
平素术
“平素术”，是利用人们的思维定势来做成事情。
宋真宗行将驾崩，宰相李迪与其他执政大臣守候在宫中，一来等待处理后事，二来为年幼的太子保驾。这时，颇有权势、素怀二心的八大王赵元俨也守在宫中不走，想等皇上驾崩后乘机左右太子，独揽国事。大臣们很是忧虑，但又不能明言赶他走。
这天，翰林司的人捧着一金盂开水进宫。李迪问干什么？那人说八大王要开水喝。李迪心生一计，拿起书案上的毛笔把金盂中的开水搅黑，并教给那人应对之辞。八大王见开水送来，刚要喝，却见水已变色，便疑心有人要暗害他，害怕留在这里有生命之虞，忙上轿离宫，回府去了。这是用人们“水变色必有毒”的思维定势以成事。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叛乱，王守仁前去平叛。两军交战，明军失利。王守仁督军死战，两军混战成一团，分不出敌我。王守仁心生一计，命人高高挂起一块牌，上面写者：“宁王已被擒获，我军切勿滥杀。”明军见了，士气大振，叛军见了，以为主帅被擒，军心涣散，无心恋战，被王守仁打得大败。这是用人们“反叛主谋必严惩，协从多被赦免”的思维定势，制造假情况，扰乱敌人的军心。
朱元璋暂缓称王
朱元璋在应天建立战略根据地后，提出基本国策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此一决策对明朝初年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老儒朱升为朱元璋谋划的。朱升提出的战略，集政治、军事于一体，用非常精辟的语言，准确、全面、深刻地指明了朱元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战略方向。朱元璋闻言大喜，全盘采纳了这个战略。
高筑墙，首先是指要有一个强大和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战争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力、物力的来源离不开牢固的后方补给。因此，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就关系到朱元璋的部队能否在元军的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中站稳脚跟，求得发展，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朱元璋选择应天及周围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来“高筑墙”是比较得当的。一是应天与淮右连成一气，唇齿相依，朱元璋及其主要将领和谋士多是淮右人，下级军官与士卒也大多来自这一地区。立应天、淮右为本，大部分将帅、士卒为保卫家乡而战，无疑可以激发参战的热情，对稳定军心十分有利。二是应天临江依山，周围多丘陵，地形十分险要，是东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应天，可瞰制江淮和浙北。三是应天及其周围地区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支持战略的潜力十分巨大。朱元璋对建设战略根据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采纳朱升的战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势力范围边缘地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从稳定、巩固应天的需要出发的。尔后，对应天本身的城防也进行了大力加固。后来，朱元璋就是在应天以固若金汤的城防，抵挡住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陈友谅的十万舟师。在统一战争的全过程中，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又为战争提供了极大的支持。这都说明朱元璋在建设强大的、巩固的根据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高筑墙，也是指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不仅仅是用来防卫的，主要的是用来主动进攻。其一，建设一个稳定、巩固的战略根据地，其本身就包括了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否则，在群雄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下，任何根据地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战略根据地的稳定和巩固，首要的、关键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保障政治、经济和其他建设顺利地进行。其二，朱元璋及其将领谋士们并不是鼠目寸光、安于现状、满足既得利益而无远大抱负的领导集团。朱升的战略之所以很快被朱元璋采纳，是因为朱元璋早就有欲图大计、平定天下的远大抱负。那么，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根本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保卫根据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战略进攻的需要。
广积粮。朱元璋占据的江淮地区盛产粮食，按理说粮食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广积粮呢？元末的江淮自然灾害十分严重，而且次数较多，持续的年头又长，使这个粮仓变成了缺米之仓。许多劳动群众连自己都吃不上饭，哪里还能拿出粮食来支持起义军呢？面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制订了“且耕且战”制度。他任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由其负责兴修水利，要求做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接着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立下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要求各部队的生产除了供给自身的需要外，还要做到有存粮。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使朱元璋彻底改变了缺乏粮草的局面。他的部队丰衣足食，对战斗力的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且耕且战”实际上就是屯田制度，并非朱元璋独创，而是由来已久。但是这一制度被朱元璋运用得如此彻底，如此全面，如此持久，解决了如此庞大的军队的粮食所需，支持了如此持久的统一战争，可以说在朱元璋以前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缓称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独立反元的政治色彩，最大限度地降低元王朝对己方的关注程度，避免或大大减少过早与元军主力以及强劲诸侯军队决战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保存自己，积蓄实力，求得稳步发展。为此，朱元璋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使用的是小明王政权的年号，打的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口号也不改变。朱元璋担任的职务，从江南行省平章到后来的吴国公，都是小明王敕封的。直到消灭陈友谅，北方红巾军也失败以后，他才称吴王，但发布文告，第一句话还写“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免得引人注目，遭受打击。元王朝苦于力量不足，只能对目标大、影响广的自立政权首先实施重点打击，光这类政权就有三四个，根本顾不上对付朱元璋这类附属于某一政权的势力。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加强扩展地盘，壮大力量，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宰者。缓称王不是不称王，关键在于选择有利时机。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的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小明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即使反目，也已不足为虑。元军主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又陷人内战之中，无力南进。反元阵营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大汉政权已经被朱元璋消灭。东面的张士诚已属惊弓之鸟，处于明显的劣势。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构不成大的威胁。依据这种客观形势，朱元璋凭借广阔的版图、强大的军队，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意图而自立为王是非常适宜的。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非常英明正确的宏观决策，它引导朱元璋集团从胜利走向胜利。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就在徐达统领北伐大军攻克山东的凯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登上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这正如《决术》篇中所讲，善于判断情况，作出决策，是万事成败的关键。
郑庄公铲除恶弟
春秋时郑国之主郑庄公可谓一位善决断之君，他对事关生死存亡之事进行决断时，阴阳并用，平素、枢机兼施，终于战败了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据《左传》载：庄公即位，其母姜氏请求将制邑给庄公的弟弟共叔段，遭到拒绝后，姜氏又请求将京城给共叔段居住。庄公便派共叔段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太叔。对此事庄公手下大夫祭仲进谏道：“现在京邑的规模不合乎法度，不是先王的制度，如此下去，君王会忍受不了的。”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有什么办法呢？”祭仲说：“姜氏没有满足之时，不如早处置此事，不要任其发展，否则，将难以图谋。”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暂且等着吧！”
不久，太叔又命令西部、北部边境两个城邑像臣属庄公一样臣属自己。公子吕说：“国家忍受不了双重统治，君王怎么办？”庄公说：“不用，他将自趋灭亡。”太叔又将此两邑收归自己所属，势力又扩展到禀延。公子吕又进谏说：“可以动手除掉他了，一旦他势力雄厚，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庄公说：“对国君不义，对兄长亲，势力再雄厚，也将垮台。”此后，太叔开始加固城池，积聚粮草，备足兵士和战车，准备偷袭郑国国都。同时还约定由姜氏负责替他们打开城门。庄公得知他们叛乱的日期后，立即命令公子吕率二百辆战车和士兵去攻打京邑。京城人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人鄢地，庄公又赶到鄢地去征伐，最后妥善处理了共叔段叛乱之事。
《决篇》中讲：“圣人所以能使事情成功有五种手段：有的用表面手段感化、怀柔，有的暗使手段加害对方，有的用诚信的姿态，与对方结盟而借用对方的力量，有的用蒙蔽手段迷惑对方，有的却用一般化的手段按平常程式解决问题。使用‘阳德’手段时要前后如一，讲信誉；使用‘阴贼’手段时却要真真假假，令人摸不着真意。平常手段再加上关键时刻运用的‘信诚’‘蔽匿’手段和阴阳两手这四种手段在暗地里交互运用，一般问题都可解决。解决问题时，根据过去的事加以揣度，再判断将来的事，再以平素作为参照，若可行，就做出决断。”郑庄公正是这样做的，你看他对共叔段，表面很“哥们”，始终如一，暗地里却在放纵他，养奸待罪；封他为京城太叔，表诚信；以此迷感了共叔段，共叔段信以为真；平常对共叔段行为听之任之，一说了之，实际郑庄公“无为而贵智矣”。这些手段的交互运用，待共叔段闹事了，时机成熟了，根据过去、现在情况一考虑，若不除去，就要反受其乱，于是迅速作出了决断，妥善处理了共叔段的叛乱。
李夫人的良苦用心
汉武帝宠爱美丽的李夫人。有一次，李夫人病重，武帝亲临病床前问候她。
可李夫人却用被子蒙上头说：“妾长时间卧床，容貌很难看，不能这个样子见皇帝。我希望把儿子哀王和兄弟托付给您。”夫人又说，“女人的容貌没有修饰好不能见丈夫和父亲。我现在面色憔悴，所以不敢与皇帝相见。”
汉武帝说：“这没有关系嘛，夫人只要让我见一面，我将以千金赐予你，将来还要给你的弟弟加官厚禄。”
夫人说：“能不能加官是皇帝的事，不在是否能见一面。”汉武帝还是执意要见夫人一面，夫人转过脸，而不再说话了。汉武帝见此状，毫无办法地走了。
皇帝走后，夫人的姐妹都过来责怪夫人：“皇帝诚心诚意地来看望你，你怎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呢？”
夫人说：“皇上平日宠爱我，是因为我的美貌，如今我面色憔悴，皇上不见我还好，见我必然大失所望。如果我不与他相见，我原来的美貌会永久地留在他的心里而不会忘却，他追寻往日的恩爱和我的美貌，会对我的兄弟倍加爱护。”
姐妹们听完夫人的一番话，知道了她的良苦用心。果然夫人死后，汉武帝始终思念夫人以往的恩爱和美貌。
夫人如果与汉武帝见面，病态的面色必然使汉武帝吃惊，原来楚楚动人的面容和表情会被冲淡。所以夫人知其难而退的想法还是很策略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决断，是基于对汉武帝的了解、知其有好色的特点，从趋利避害方面考虑，作出的决断。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了李夫人知其难而退的决断是很明智的。这正如《决篇》中所讲：“决情定疑，万事之基。”
运筹帷幄的郭嘉
东汉末年，曹操面对强敌袁绍，有心想征讨，又担心自己实力不济，便征询苟或、郭嘉的意见。他问郭嘉：“袁绍拥有冀州兵众，又有青、并之地，地广兵强。我想讨伐他，却又担心实力不济，你认为该怎样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