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先生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老先生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孙子如何聪明，硬要小孙子当着客人的面背诵26个英文字母。
小孙子刚背了一个A就卡壳了。客人启发说：
“A后面的是什么？”
这孩子已记不起是B，但为掩盖不知，便说：
“所有其他字母。”
在这里，客人的问题——“A后面的是什么”——本来含义是明确的，即指紧接着A的那个字母是什么？这一点老先生的孙子也是清清楚楚的，但他故意装聋卖傻，予以曲解。这就是典型的曲解法诡辩。
郑国有个姓卜的人，平时夫妻不和。
一次，他的裤子穿破了，就叫妻子给重新做一条。妻子买了几尺布，问他：
“做什么样的？”
他说：“照我原来那条裤子的样子做。”
其妻按原来的样式做好后，又对照那条破裤子，凡有破的地方都照样剪出窟窿，使其同那条破裤子几乎一模一样，然后送给丈夫。
他一看，火冒三丈：
“怎么搞成这个破样子！？”
妻子顺手拿出那条破裤子说：
“你不是说照原样做嘛！”
上面这些故事都运用了歪曲诡辩法。针对这种歪曲诡辩法，要能够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的实质，从而揭开歪曲者的阴谋。
利用歧义的诡辩
一位不大会说中国话的美国人，有一次应邀到中国某学校参加校庆。该校校长很客气地请他上台讲话。这位美国朋友特别高兴，谁知他上台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校长好意思请我讲话……”校长及参加校庆的师生被这句话弄得莫名其妙，场面尴尬万分。
原来，这位美国朋友认为，“好意思”就是“好意”的意思。他不晓得这两个词的意义有天壤之别。
有人说：“钱是脏的，即使刚印出来的钞票也是脏的。”这里的“脏”实质是“恶”的意思，是从钱的某种作用的角度定义的。如果有人说，“刚印出来的钱是新的，用一段就脏了”，这个人所说的“脏”就是指不干净的意思，是从表面卫生的角度定义的。
自然语言的语词往往是多义的。一个语词可能有二义、三义、四义，甚至更多。
一个语词从总体上看，往往是多义的，但具体使用时，在特定的语境中，必须而且只能有一个明确的意义，否则就会造成歧义。
如果利用语词的多义性，故意造成歧义，以达到某种目的，就是歧义法诡辩。
“象是动物，所以小象是小动物。”
这就是诡辩。“象是动物”为真，但“小象是小动物”却假。小象虽小，却非“小动物”。这个诡辩就是利用“小”的歧义做文章的。“小”至少有年幼和体积小两种解释。“小象”是指年幼的象，而“小动物”则是指体积小的动物，年幼的象也比一只大蚂蚁大得多。
一位回国任教的客座教授，上课时对学生说：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答对者有奖，奖品是钢笔一打。”
学生们听到奖品竟这么优厚，以为教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定很有钱，于是都屏声静气地等他出问题。老教授提出问题后，一位学生立即起来作答。因题目不难，所以这位学生很快答对了。教授说：
“好吧，你到前面来领奖。”
这位学生欣喜万分，其他同学也都以羡慕与妒忌的眼光看他。岂知当学生走到这位客座教授面前时，教授即从上衣口袋里拔出钢笔，往学生头上轻轻一打，说：
“赏你钢笔一打。”
如果这位教授是和学生开玩笑，也不算太过分，但假如学生一定要这位老先生兑现诺言，而他抵赖说：“我已兑现了，奖品就是‘钢笔一打’。”那就是十足的诡辩。
把事务简单分类的诡辩
有的人喜欢把母项分为两个子项，两个子项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二者相加之和等于母项的外延。
但是，如果不恰当地运用这种分法，就很容易变成诡辩术。
古希腊时代的一位母亲对其儿子说：
“你如果说真话就认为世间的人坏，如果讲假话，就认为神坏。你如果在人面前讲话，或者讲真话，或者讲假话；所以，你如果在人面前讲话，或者认为人坏或者认为神坏。”
很明显，母亲的意思是想告诉儿子：最好不要在人面前讲话，世间的人可怕，神也可怕，得罪了谁都不好办。
可是，聪明的儿子并没有听妈妈的话，他说：
“妈妈，没那回事。我若是讲些空洞无物、毫无内容的话，无疑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所以，无论是世间的人还是天上的神，我都不会认为坏。”
儿子的反驳抓住了要害。这位母亲的错误就在于滥用了二分法。
有的人在看电影、电视时，对其中出现的人物，总是问：“好人还是坏蛋？”
这样划分虽然简单，但把处于善恶中间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推向了两极。生活本是七色阳光，如果仅用黑白两色去观察，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
此类的二分法，随处可见，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完全忽视了对象的复杂性，忽略了中间状态。这通常是不可取的。
虚拟前提是比较常见的诡辩术，了解这个方法对揭示对手的阴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常见的虚拟前提的诡辩
一个顾客走进一家商店，问有没有面包。
老板说有，两角钱一个。顾客说拿两个。老板说两个4角钱。这时，顾客问啤酒多少钱一瓶，老板说4角钱一瓶。顾客于是问道：“我想用这两个面包换一瓶啤酒，可以吗？”老板于是递上啤酒。顾客接过一瓶啤酒一饮而尽，然后拔腿就走。
老板忙说：“先生，你还没付啤酒钱呢！”
顾客说：“我是用面包换啤酒啊。
老板说：“你的面包钱没有付！”
顾客说：“我没吃你的面包，为什么要付面包钱呢？”
店主懵了，无言以对，只好看着顾客扬长而去。
用没付钱的面包换没付钱的啤酒，还是等于没有付啤酒钱。这种算式如果成立，那么天下的流浪者们有福了。
古印度，有专门为国王服务的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哲学家，一再向国王宣讲“人们所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的观点。对此，国王半信半疑。
有一次，大象惊了，那位哲学家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地逃跑了。看到这一情景的国王暗自好笑，事后讥讽他说：“你那天怎么吓跑了呢？你是被幻觉吓坏了吗？”哲学家不慌不忙地说：“国王，你看见我逃跑了是吧，可是，你看见的也是一种幻觉。”
这位哲学家的推理是这样的：
——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国王看到我被大象吓跑了；
——国王看到的也是幻觉。
这个推理在形式上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但结论是荒唐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大前提上，“人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这个大前提是虚假的。由于前提假，尽管推论符合逻辑规则，仍不免得出错误结论。国王大概不晓得这一点，因而未能击中要害，反倒被职业诡辩家钻了空子。
一个人问算命先生：“你算命灵验吗？你算算看我可以活到多少岁？”算命先生说：“我算命是非常灵验的，你假如不死的话，可以活到99岁；假如我算得不灵验，你在99岁之前死了，到时你可以来打我的嘴巴！”问话的人于是信了他，毕恭毕敬地向算命先生问起了前程。
这是算命先生们的秘密。当诡辩者使用虚假的条件命题来进行诡辩时，只要指出其条件满足而结果却不出现，就可将其驳倒。
有个农民挎着手机在干活，一个青年小商贩从他面前经过，向他借手机，想和一个大商人说几句话。农民说按照当地的习惯，他的手机不能外借。小商贩奇怪，连忙追问原因。农民说：“如果我把它借给你，你一定会感谢我，然后我们互相介绍，互相认识；相识之后，我就会请你到我家吃饭，你会看见我漂亮的女儿；你看见我漂亮的女儿，就会一见钟情；如果你一见钟情，你就一定会向她求婚；我呢，我必然要拒绝你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手机的人，所以……”话没有说完，小商贩不见了。
要揭穿这种诡辩，必须指出其中条件命题的虚假。当然，不与之辩也是一个办法。
古代有个叫叶衡的人，病得很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对美好的人世留恋不已，却找不到解脱之道。
这一天，叶衡向前来慰问自己的朋友打听说：“唉，我很快就要死了，不知道一个人死后状况好不好？”
有个善于诡辩的人答道：“非常好。”
叶衡感到奇怪，问：“你怎么知道呢？”
那个善于诡辩的人解释说：“假如人死后状况不好，那么那些死者就会返回来。现在不见一个死者返回来，由此可见人死以后的状况肯定是很好的。”
叶衡上了当，但还是含笑而死。
用来确证某个思想为真的理由却是虚构的，这可以在某些时候给人以安慰，但不可以用来害人。
虚假前提的诡辩，未必只是大前提虚假，也可能是大前提真而小前提虚假，或者大小前提都虚假。
在《摩雅泰》影片中，恶毒的二头人为了杀害摩雅泰，进行了下面的诡辩：
——瘟疫病是琵琶鬼闹的；
——摩雅泰是琵琶鬼；
——所以应该烧死摩雅泰。
二头人为了达到其罪恶目的，从两个虚假前提中推出了极其荒谬的结论。
宗教神学为了证明宇宙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作了如下的论证：
——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东西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
——所以宇宙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
这两个“推理”就是依据两个虚假前提，因而结论必定是错误的。
反驳这种诡辩，必须利用有关知识，揭露其虚假前提。
虚拟论据的诡辩
论据真实是证明有说服力的重要条件，因为论题的真实性要靠论据来证明，如果论据不真实，那就不能起到证明论题真实的作用。论据不真实的证明就好比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筑物，迟早是要倒塌的。
诡辩论者常常用虚假论据进行欺骗。
1933年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更是臭名昭著。
1933年2月27日晚上，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奇怪的是，在同一时间内，竟有23处火舌在国会大厦四处腾起。这显然是有意纵火所致。
纵火事件一发生，希特勒当局马上通过广播宣告，在国会大厦抓到一个纵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接着，内务部长戈林就发表公告，硬说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希特勒政府以此为借口，悍然取缔共产党和民主报刊，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包括在柏林的国际工人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季米特洛夫，把德国投入到法西斯的恐怖气氛中。
希特勒及其党徒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漏洞百出。其唯一“罪证”就是现场被捕的卢贝，并硬说卢贝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很快有人揭发，卢贝并非共产党员，虽曾一度参加过荷兰共青团，但早被清除出团，是个出卖灵魂的家伙。接着，又查明有一条秘密地道可以从外面潜入国会大厦，而地道的另一头恰恰是在戈林家里。希特勒政府为了灭口，就把自己手下的卢贝判处了死刑。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德国法西斯当局煞有介事地在莱比锡组织了历时3个月的公开审讯。当时被诬告与卢贝同谋纵火的季米特洛夫，在闻名世界的莱比锡审讯中，英勇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驳倒了形形色色的伪证，揭穿了“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党徒的一个预谋，给了亲自出庭作证的戈林和戈培尔以迎头痛击。最后季米特洛夫等被无罪开释。希特勒法西斯政府本想以“国会纵火案”嫁祸于人，打击共产党和进步运动，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此以后，“国会纵火案”一直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和弄虚作假、栽赃陷害的典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有意制造了所谓“柳条沟事件”，作为向我国东北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借口。这一天夜里10点钟左右，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用炸药炸毁南满铁路长沈线上的柳条沟（沈阳北郊）一段铁路。不久，日本关东军就下令向我沈阳北大营和沈阳市区进攻，理由是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日本守备队。这是地地道道的“贼喊捉贼”。
虚拟论据的诡辩，古今中外不乏其例。它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利用强权逼供，有的利用匿名信无中生有，有的当众造谣撒谎，等等。尽管形式是多样的，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被虚拟出来的论据往往很具体，有鼻子有眼儿，不了解真情的人极易受骗。正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诡辩是很有欺骗性的。
如果在论证中，引用自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称之为预期理由的诡辩。
论题的真实性是建立在论据的可靠性基础之上的。如果论据尚不可靠，用以证明的论题的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诡辩，实质是以主观意向为根据，凭想当然推论的。这种诡辩常常出现在那些自恃聪明的人的言谈中。
混淆预想和现实
一对穷夫妻在穷聊。
丈夫问：“要是咱们有了钱，你准备怎么花呢？”
妻子说：“买最漂亮的衣服，吃最好的东西。”
丈夫说：“你挥霍浪费！应该存起来。”
妻子惊奇地说：“让白蚁吃个精光？最好咱们快快活活地把它花了。”
丈夫火了，把妻子揍得痛哭流涕。看见岳父大人来了，他又抢先解释说：“爸，她是个挥霍的女人！她要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要把我的钱全部花光，所以我打了她。”
岳父大人问：“她是个挥霍的女人？你有钱供她挥霍吗？”
做女婿的于是回答：“我是说如果我们有钱，她就是一个挥霍的女人。”
岳父大人说：“废话，钱还没有，你已开始打人，怎么说因为挥霍？”
做女婿的喃喃地解释说：“是的，是的，没有钱，她就已经那样讲阔气了，如果有了钱，那她该是怎样讲究阔气的人啊！”
不过话说至此，他就已经溜出了家门，躲开了老岳父的铁拳。
在论辩中，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真实与预想的关系，如果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虚拟原因的诡辩
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编写和公布的《美中关系白皮书》（1949）中，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归因于中国人口太多，这就是虚拟原因的一个典型例子。对此，毛泽东给予了有力的反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174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之所以领导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过多，人口很少的。
因果联系是一种必然联系，一定的原因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一定的结果也必定是由一定的原因所引起的。所以，原因对结果来说，完全可以构成论证的依据。但是，并非任何联系都是因果联系。如果把本来没有因果联系的两个事项，硬拉到因果联系中加以论辩，就是虚拟原因的诡辩。
日食、月食时，野蛮人便敲锣打鼓，随后太阳、月亮又出现了；于是每次日食、月食时，他们都敲锣打鼓。所以他们论证说：“每次日食、月食时，敲锣打鼓后，月亮、太阳都出现了，所以说，敲锣打鼓是驱赶天狗、保护日月的有效手段。”
这就是虚拟原因。
倒因为果也可以归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