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4．5万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11月9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48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
两天后，凌晨5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煦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11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11月11日11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个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8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起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他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起——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到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嗤之以鼻。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评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四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啤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篇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期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他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7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迫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