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一共有8个：鲍曼，戈培尔夫妇，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莱勃斯，阿图尔·阿尔斯曼和厨子曼齐阿里小姐。他们在附近的人民冲锋队的一个单位里找来一位小官，由他充当司仪——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纳。爱娃穿着一条黑色的塔夫塔绸长袍；希特勒则穿一身军服。仪式很简短，只有两个不妥之处，还有一事令人有点儿狼狈。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盖世太保的金库里找来的。后来，与许多新娘那样，爱娃在结婚证书签字时，写错了字。她开始时签的是“爱娃·勃……”后来她急急忙将“勃”字划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勃劳恩氏。瓦格纳，就是那个小官，签了字后，戈培尔与鲍曼以证婚人身份也签了字。此事发生在4月28日快到午夜时。
希特勒挽着他的新娘，走进书房参加婚宴。他开了一阵玩笑，还喝了些匈牙利产的托凯牌葡萄酒。他让人把只有一张唱片《红玫瑰》的留声机给取来，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员的祝贺。消息传出去后，整个地堡内，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庆贺。希特勒兴致勃勃，却又精神不集中，不时出去看看特劳德尔打文件的工作进展如何。她刚打完，戈培尔便闯了进来。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高喊道，元首命他离开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职，但是，他怎么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记了滚下双颊的热泪。“许多决定元首都作得太迟了！为什么这一个决定，最后的决定，却又作得太早？”他叫她离开打字机，让她记下他的遗嘱，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断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他继续说，在希特勒的周围，有的是梦魇式的叛逆；但就在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无条件地与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这三个文件时，已快凌晨4时了。此时，鲍曼，戈培尔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页从打字机上撕下来。三人回到会议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遗嘱上签了字。戈培尔、鲍曼、布格道夫和克莱勃斯也作为证人签了字。他将消灭犹太人的功劳归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萦绕于心头的恐惧。他说，战争是他们发动的，而他也让他们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较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为自己之所为而懊悔。相反，他为自己从未软弱下来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结尾说，“我已吩咐国家领导人及他们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维护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对国际犹太人这个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为完成了灭绝犹太人这个使命而感到骄傲。他重申，他虽有众多的同谋，但若没有他，是不会有“最终解决”的。
4月29日上午，苏联的地面部队分三路，即从东、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当苏军的先头部队打进动物园时，对这个正在死亡的城市实施的包围圈紧缩了。在1英里外的地堡内，马本·鲍曼正准备将希特勒的遗嘱及他自己的的私人遗言交给他的接班人邓尼茨。为了保证安全送达，鲍曼派两名使者分路出发：他自己的私人顾问和海茵茨·罗伦茨。戈培尔想让他的遗言也为外人所知，也给了罗伦茨一份。
希特勒遗嘱的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将军交给了元首的陆军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将这份遗嘱交给新任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送信人随身也带有布格道夫的手谕；该手谕解释说，元首的遗嘱是在“听到希姆莱叛变的致命的消息后”写成的，是元首的“不能更改的决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证实后”便将它公诸于世。
爱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个警卫员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声“小姐！”她微笑着说，以后就称她“希特勒太太”好了。她叫贴身、r头列塞尔将她的结婚戒指和睡袍交给她的好友赫尔达·施洛德。然后给了列塞尔一个戒指，作为纪念。一会儿，她把另一件心爱之物即银狐裘皮大衣送给了特劳德尔。“我历来喜欢我周围的人穿得好，”她说，“拿着吧，希望它能给你带来诸多快乐。”特劳德尔大受感动，一时竟没想到，她怎以能穿着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内，人们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烟外，人们没多少事可做。此时，大家都公开抽烟了——包括爱娃在内，元首似乎对室内的烟雾不以为然。末了，他于下午6时，将贴身工作人员召至他的书房。他首先宣布温克无法前来。接着，他说，除非出现某种奇迹，否则，他与夫人一起自杀。他把盛有氰氨的药瓶分给众人。他对两名秘书说，作为永别的礼物，这太不像样了。他再次夸奖了他们的勇气。戈培尔怀疑，由于时间久了，药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质不同：这些药是卖国贼希姆莱提供的。他把新来的外科医生卢德维希·施图姆菲格找来——医生建议，先拿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作试验。希特勒同意了。后来，他突然想起，施图姆菲格自己也是党卫军，便差人往地堡医院另找个医生前来。这人忠实地将药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药死了。
当晚早些时候，消息传来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已被意大利游击队杀死，尸体被倒挂在米兰的一个加油站里。“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希特勒说，“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毁，这样便永远不会被发现！”从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令希特勒沮丧；如果他已得悉，党卫军将军沃尔夫刚成功地将驻意大利的全体德军，秘密地交给了盟国，向盟国投降，那么，他的痛苦必加重无疑。
在当天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威德林将军汇报了柏林市内巷战情况。战斗打得很残酷，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他挥动着一份战地通讯——里边充斥着种种乐观的奇谈怪论，说温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说，他的部队已几乎弹尽粮绝。他指责说，部队不会愚蠢到如此的程度，这些欺骗只能加深他们的痛苦。戈培尔严厉指责说，威德林在散布失败情绪；这样，争论又像火山一样爆发了。鲍曼出来作调解，叫双方冷静，好让威德林继续说下去。在汇报结束时，威德林预言，战斗将在24小时内结束。
众人大吃一惊，沉默无语。希特勒有气无力地问总理府区的指挥官，据他的看法，情况是否真的如此。他说，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请求突围。希特勒指着地图，带着听天由命和讽刺的口吻说，根据外国电台的报道，他已将部队的位置标出来了，因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汇报了；他的命令已无人执行，所以，再有其他的希望也属徒劳了。
他起身向众人道别时，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现在弹药未完全断绝，尽快改变主意。希特勒向克莱勃斯喃喃数语，然后转向威德林：“我允许少数人突围出去”，他说，但他又补充说，投降是绝不可能的。威德林边走边想：希特勒的话是什么意思？少数人突围就不是投降吗？他给几个指挥官发了电报，令他们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报到。
午夜过后，希特勒在大饭厅内向20名左右的军官和女秘书们道别。他双眼湿润；在荣格看来，他似乎看着远方。众人排着队送他；他与众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型楼梯走下，回自己的卧室去了。
在地堡内，官兵的障碍消失了。高级将领们与他们的下级军官随便交谈，很是亲热。在士兵和卫兵们用膳的膳堂内，人们自发地跳起舞来。由于声音太大，致使鲍曼的一名卫兵前来干预，让大家把声音放小一点儿。鲍曼正在起草发给邓尼茨的电报。在电报中，鲍曼埋怨说，所有发进来的电报均受到凯特尔的“控制或压着不发或加以歪曲”，令邓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进行反对所有卖国贼的斗争”。
4月30日快近中午时，苏军占领了动物园。据报告说，一支先头部队已占了与地堡隔离的一条街。很难看出这条消息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什么影响。进午餐时，他与两个女秘书和厨子闲聊，好像是与贴身人员另一次聚会一样。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静了些。在特劳德尔看来，“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盖下的一次死亡的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