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我没有那么说。因为他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人是在几点，我告诉他是十点。”
庭内一片嘈杂声……
两天后，终于调查清楚，当晚最后一个离开大厦的纳粹议员名叫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
“原来还有第二个靡菲斯特！”季米特洛夫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之所以最先被当作嫌疑犯通缉，是因为有人证言说，他俩是在纵火案发生那天晚上十点钟才从国会大厦出来。而现在，除了托格勒和凯念的涉嫌开始减轻，又冒出了一个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
阿尔普列希特与国会纵火案有联系吗？这又是一个等待揭开的谜。
这个纳粹议员赫伯特·阿尔普列希特为什么会在纵火当天最后一个离开国会大厦？他是不是受到元首的指示，或者趁人去楼空之时做了些手脚？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纳粹本来是准备拿最后离开国会的两个德国共产党议员开刀，结果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但是法庭的否决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希特勒并不关心国会是怎样起火的，他所要做的是借“大火”将德国的第二大党派——德国共产党消灭掉，从而达到德国纳粹党一党专政的目的。因此，不管谁放的火，都对希特勒有利可图。
纵火案中的纵火者是如警方所言的只是卢贝一人呢，还是如季米特洛夫推论的那样是多人作案？结论得等待专门委员会科学调查的结果来证明。
12月23日上午的证人是专门调查委员会委员长埃米尔·约瑟教授。
约瑟教授首先在法庭上就议会厅里发生的火灾情况，向法庭和听众作了报告。约瑟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议会厅的火灾与其他场所相比，火势蔓延快，火灾规模大，不使用燃料是不可能的，而卢贝的炭精棒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燃烧效果的。
季米特洛夫问：“有人作证说范·德·卢贝是在十五分钟内从外面‘侵入’食堂的，然后跑进议会厅，放火后又跑回来向别处放火的。我想问的是，这是否可能？”
庭长：“教授，请你再回答一遍，范·德·卢贝从‘侵入’到被舒克拉诺维支等发现，前后十五分钟内能否向那么多的地方放火？”
约瑟：“关于这一点，我作过反复推论，认为是不可能的。联想到食堂的玻璃是被某种硬东西打碎和卢贝被捕时浑身大汗淋漓这一情况看，我认为，对这次纵火是作了必要的准备的，且不论他是否只是用炭精棒放的火。”
庭长：“你所说的‘必要的准备’是什么意思？”
约瑟：“我也说不清那是什么。但如果说是一个人纵的火，时间上显然是不够的。”
庭长：“那么，你认为如果有必要的准备，卢贝把引火物点着，在十五分钟内向那么多地方点火是有可能的，是吗？”
约瑟：“这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请您问消防队长。”
约瑟教授的证词否定了纵火只是一个人干的可能。他在证言中指出，这或许是几个人干的，或许是有人事先已向议会厅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个人去点火。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情况，专门委员会对此是不能作出具体回答的。
约瑟教授还作证说：“犯人纵火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整个国会大厦烧掉而仅仅只是想烧掉议会厅。向其他地方放火，是施用声东击西术，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以延误人们扑灭议会厅里的火的时间。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是几个人同时“侵入”国会大厦同时放火呢？还是卢贝的同伙事先向议会厅撒了燃料，然后由卢贝一人去分别点火？
如果是后者，当晚最后离开大厦的人涉嫌的可能性就大了。
究竟属于哪种情况，知情人卢贝在法庭上听人们辩来辩去而始终不谈。当人们反复问他，他都回答说：“是我一个人干的。”
季米特洛夫断然说道：
“……有一次我说到我同意起诉书上的某一点，现在我必须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这个问题：对国会放火是卢贝一个人干的呢？还是他有同谋？……我自己的推论是，卢贝不是一个人单独放火烧国会的。依据专家的意见及所提供的证据，我断定在议会厅放的火是与在饭厅、楼上等处放的火有性质上的差别。议会厅是由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放的火。
虽然在时间上，与卢贝放的火巧合，但是议会厅的火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卢贝从未在法庭上说出实话，现在他依然坚不开口。卢贝确有同谋，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决定其他被告人的命运。是的，卢贝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季米特洛夫、托格勒、波波夫、泰涅夫并不是他的同伙。”
季米特洛夫的推理是：议会厅的火是别人放的，卢贝并不知道。当卢贝在食堂、盥洗室和大厅放火时，别的犯人向议会厅撒了燃料后点起了火。这个犯人知道卢贝“侵入”国会大厦放火的时间，而卢贝并不知道这个人已先于他而存在。
但卢贝以外的犯人是怎样逃离现场的呢？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是无法从国会的门口逃出的。
“其他犯人是怎样逃出去的呢？”季米特洛夫在苦苦思索着。
11月4日进行第三十一次公审时，侦破此案的最高负责人、纳粹党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亲自出庭作证，使纵火一案的审判达到了最高潮。
在审判之中，季米特洛夫和戈林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激烈的法庭辩论最后，惨败的戈林一派老羞成怒的样子……除希特勒外，戈林是德国当时最有权力的人。
在卫队的护卫下，戈林步入了法庭。
戈林带着藐视一切的笑容，摇着魁梧的身子，走到证人席上。在戈林冗长的控诉词结束后。法庭让季米特洛夫对于戈林的证词进行答辩。
季米特洛夫一开始便反问戈林：“作为内政部长，戈林在2月28日和29日两天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查明火是怎样起的和卢贝是怎样潜入国会的情形。
因为在这以前的一系列调查和审讯中已经确定：起火前夕，卢贝曾在亨尼斯多夫的警察简易旅馆过夜，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季米特洛夫用这种问题来强调自己控诉戈林曾直接操纵纵火案，因为亨尼斯多夫作为警察控制区，可以在那里从警察和与警察有关的人中间去寻找纵火犯的原始踪迹。
季米特洛夫还质问戈林：“2月28日就国会纵火案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说卢贝身上除了带着护照外，还带着荷兰共产党党证。您当时是从何处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老实说，我并没有把审判放在心上。送到我身边的报告，根本就没有看过。只有一份报告说，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这份报告我倒看了。
“因此，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你一定早就搞清楚了。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从我的部下的口袋里掏出一系列有问题的东西。
“假如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有警察，警察会为我侦察一切。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告诉你，警察会把他们查到的一切东西都全部报告给我。我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季米特洛夫：“是这样吗？部长先生？”
季米特洛夫和戈林经长时间论辩，在季米特洛夫无懈可击的逼问下，戈林只有招架之功，且答词时常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戈林很快失去控制力，他紧握拳头，当着所有的听众向被告季米特洛夫大肆咆哮：
“共产党就是罪犯，就是要把共产党消灭掉！”
当季米特洛夫以严密的逻辑论证驳斥戈林时，戈林高声暴喊：“季米特洛夫，你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个无赖，是一个早该上绞架的流氓！”
季米特洛夫：“好极了！我非常满意部长先生的这种回答！”
戈林不顾自己是部长，到法庭的身份是证人，开口大声斥骂季米特洛夫：“滚出去，骗子！”
季米特洛夫用沉着的、意味深长的语调一字一字地说：
“你害怕我的质问，部长先生！”
戈林：“你是骗子，我不怕你，但是你要小心，你离开这个法庭，还会落到我的手中！等着吧，流氓！”
庭长宣布：“三天之内不准季米特洛夫出庭。把他带出法庭。”
（季米特洛夫被强行拉出法庭）
作为一国之部长的戈林，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理屈词穷，公然蛮横不讲理地辱骂和威吓被告，并把被告撵出法庭，这种场面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
全世界的报纸，除了共产党的报纸，许多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都从公正的角度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行动作出了否定的评价。
英国《观察家报》刊文指出：
“必须指出，戈林先生，即第三帝国的将军和普鲁士的总理，在这个时候作了一次不体面的表演……戈林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以求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戈林将军丝毫不能说出反驳‘褐色书’的论证来。他不能提出任何一种反击被告的论据，也不能提出任何一种足以消除国社党人所怀疑的论据。”
伦敦《每日电讯》刊文指出：
“当戈林侮辱被告季米特洛夫时，法官没有勇气把戈林撵出法庭，这就等于切腹自杀。在审讯中，戈林总是出现无法弥补的破绽。我们现在还是想知道：国会纵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瑞士《新苏黎世新闻》则发表了更加尖锐的评论：
“戈林在其荒谬的狂怒中，对季米特洛夫所施的种种威胁，立刻就使整个法庭的审讯变得毫无价值了。”
美国记者埃德加·甘萨旁听后，在发往国内的消息中写道：
“季米特洛夫使戈林当庭大发雷霆、面红耳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了。”
季米特洛夫与戈林的交锋，虽然将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推向了高峰，但是对于查明纵火案的真相依然未起到什么作用。那么，纵火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进行国会纵火案的第三十七次公审时。当天下午，在季米特洛夫强烈的要求下，纵火当晚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纳粹议员赫特·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出庭对证。
阿尔普列希特是晚上十点左右从国会来到五号便门，当时大厦的议会厅大火烧得正是猛烈的时候。那么，在这以前阿尔普列希特是否前往会议厅中撒了燃料？这是季米特洛夫希望搞清的问题。
阿尔普列希特被传唤到庭后，在陈述他当晚在国会大厦的理由时说道：
“那天晚上，我因患感冒，提前回家休息了。晚上九点二十分左右，家里的女佣喊叫：‘国会起火啦！’我便吃惊地跳下床。跑到国会去。因为议员团房间里的保险柜里有文件，我想把它们抢出来。”
阿尔普列希特的家离国会大厦只有大约五十米左右，他急忙地赶到五号便门口向守卫温特说明了情况，便进入大厦内把文件拿了出来。
季米特洛夫对纵火案发生后的一系列审讯中，始终不对阿尔普列希特进行调查的做法抱有怀疑，便进行如下的反问：
“证人到过国会内的什么地方？请明确地说出到过什么地方？”
庭长：“证人在案件预审时，由福库特法官对此已作过调查，证人当时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进过会议厅了，是吗？”
季米特洛夫：“那么，你目击了厅内的起火？当纵火发生后，调查专门委员会在作关于案情的大规模调查时，你为什么不去报告？这是为什么？是认为没有必要吗？”
庭长：“你这样的问题不能成其为质询，温特的供词是另一回事。警方已掌握了所有当时有关阿尔普列希特的情况。”
季米特洛夫：“如此重大的细节，警察却不对之作出系统的调查，这又作何解释？”
检查员帕利修斯：“大概在2月27日、28日，我们已传讯了阿尔普列希特先生家里的女佣。这一点，我们可以告诉季米特洛夫，警察对此是做过调查的。”
季米特洛夫：“证人回答说警察未做过调查，检查员竟还要硬说调查过了吗？”
检察员帕利修斯：“证人因在纵火的当晚进入大厦时已向守卫报过名字，情况属实，就没有再做进一步调查。不过，在当天夜里，警察已经搜查过阿尔普列希特先生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