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七章：抗战内迁企业的摇篮四川
小爷甘光复不知道，就在他与老狐狸斗法的时候，翁老先生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忧心忡忡，忐忑不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翁老先生让黄所长和孙总工对此事严加保密，轻易不要对外人讲起，免得他陷入官场的泥潭无法自拔，只有徐徐引导善加利用，才不会误入歧途脱颖而出。
翁老先生打算还要抽空与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好好谈谈，煞煞这小子的锐气，让他懂得的如何低调做人闷声发财……
在国民政府机构的设置中，经济部门是最多重叠，所涉及的名目也十分繁杂，仅以抗战前夕为例，就设有：
实业部：主管农、工、商、矿、渔牧、林垦、劳工、合作等。
建设委员会：主管电气事业及一部分国营矿业铁路建设事宜。
全国经济委员会：主管水利、公路、公共卫生建设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贸易、农业等动员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资源委员会，主管国营工矿事业建设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工矿调整委员会：主管工矿事业调整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农业调整委员会：主管农业调整事宜。
军事委员会第四部贸易调整委员会：主管贸易调整事宜。
然而，战时的体制，应重在简单灵活。所以到1937年12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经济部，将以上机构或全部或部分并入该部，国民政府的经济中枢机构，始由从前的分散趋于统一。拿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济部于1938年7月31日移迁来渝，进住川盐银行内，是民国时期的典型建筑，坐南朝北，可以说是重庆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经济部成立时，部长是翁文灏。
翁文灏，我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是晚清秀才，又是留洋博士，其人生经历，更是颇具戏剧性。
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讲学。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濒自然乐于前往。在为蒋讲完课之后，蒋钦慕其才学，当下就邀翁文灏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又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宣布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以“丁忧”（为继母守孝）为借口而坚辞不就。
翁文灏尽管挂了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仕途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科学救国，同样是他的理想，同样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闻报，当即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一面调派名医，一面将其家属接来照顾，终于将他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在庐山讲学时的“知遇之恩”上，如今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翁文灏不可能是那种知恩而不报的人。于是，当蒋再次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时，翁文灏无法再推托。1935年翁文灏正式入京，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经济部在渝之初，正遇政府西移。这一时期的任务，重点在于组织中国沿海工业和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1938年1月经济部拟订的《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明确规定新的工业基地“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主”。并组织了4条迁移路线：一是沿长江入川；二是循湘水至湖南，或进而至桂林；三是经常德沅江入湘西或进而再入桂、入黔、入川；四是由陆地辗转赴陕。据1938年底统计，经第一途径迁移的厂矿有134家，机件32328吨，经第二、三两途径迁移的118家，机件5913吨，经第四途径迁移的有20家，机件1011吨。
内迁厂矿的目的地，最终以四川为主，特别是重庆。至1940年，翁文灏领导下的经济部共协助政府内迁厂矿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其中四川占内迁厂数的57%，而重庆的有243家，占内迁厂数的54%，占迁川厂数的93%。而且这些厂矿除少数在迁移中途失事，机器损失，或与其他同类性质的厂矿合并开工外，完全复工的已达内迁总数的70%以上，使大后方经济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免于最后崩溃，从而一定程度上支持或支撑了抗战局面。
随着国府重心的迁移，全国的金融业纷纷向陪都重庆集中。
其中，四大家族操控的国四行为——
中央银行，实际控制人——蒋
中国银行，实际控制人——宋子文
交通银行，实际控制人——孔祥熙
中国农民银行，实际控制人——陈果夫，陈立夫
南三行为——
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
北四行为——
北四行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合称。
小四行为——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的合称。
本文重点说说北四行的翘楚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总行曾设于天津，是当时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与盐业银行、中南银行等并称为“北四行”。
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时，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同年，金城银行于重庆陕西路229号正式设立办事处。
据史料显示，金城银行在重庆的主要业务，是对一些优质的工商业客户提供贷款与投资。比如，1940年代初，民生实业公司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金城银行就认购了40万元；民生公司向加拿大订购轮船时，金城银行也陆续借给该公司100万元美金；抗战胜利后，民生筹组太平洋轮船公司时，金城又借其美金40万元。同时，金城银行还投资了不少企业，据1944年的数据显示，金城投资的单位共有39个，其中钢铁机器业5个，煤矿业6个，交通企业1个，自来水公司1个，从事面粉、造纸、瓷器、纺织生产和水力发电、缆车经营的6个，保险业4个，各种实业公司10多个，投资总额高达7300余万元。
说起金城银行，不得不说到它的创始人周作民。
周作民1884年生，原名维新，江苏淮安（今淮安市淮安区）人。早年留学日本。1935年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国银行家。周作民幼年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父亲周佩香是个举人，以开馆授学为生，家境清贫。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5岁时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曾被取消赴日资格，经罗振玉找到当时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罗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恩重如山。
周作民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他只得辍学回国。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1917年5月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
周作民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指挥金城银行各地分行业务。戴自牧出任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的总经理，主持大后方的具体业务。两人一南一北，维持金城银行这艘民族金融的航船在这纷乱的时局艰难前行。
戴自牧，又名戴正善，1906年生，重庆江北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四川聚兴城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四房杨芷芬的妹夫。曾任天源化工厂董事长，民生公司常务董事，民生机器厂常务董事，聚兴城银行董事，金城银行上海总行协理、汉口分行经理、重庆分行经理，民生公司第10-24届董事会董事，抗战期间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任代总经理，CD燃料公司董事长等职。
财神爷甘光复横空出现能改变现有的局面，让弱小的民族工业化雨成风，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