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颛顼在巫神之事上使用了血腥的手段，同时，前面在第三章还说过他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也采用了血腥手段，但颛顼帝本身不是一个血腥的人。他虽然跟少昊和昌意是两种类型的人，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黄帝的性格，那就是用武力来办到其他手段办不到的事情，然后让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加完美。不过相比之下，黄帝是在战争中使用武力，本来就无可厚非，颛顼将其利用到文化上，则开辟了后世道德杀人的先河。
颛顼出生于公元前2534年，在公元前2514年开始做君主，到公元前2437年也就是他98岁那年去世，一共在位78年。颛顼号高阳氏，屈原在《离骚》中说他是高阳氏的苗裔，也就是说他的祖先就是颛顼。而他成为君主之后，都城建立在今天濮阳东南的“帝丘”。
颛顼依靠在九黎族的血腥统治成就了他的名声，也帮助他登上了君主之位。而他登上君主之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继续完善并巩固黄帝传下的“礼法”。
颛顼的性格不仅跟少昊和昌意不同，跟黄帝也有所差异。黄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同时也是一个个性外向的人，这从他经常使用自己的败将做大臣就可以看出。黄帝富有热血，待人热情，拥有原始先民质朴的性格。而颛顼则富有学者气质，胸有城府，喜怒不形于色。颛顼最大的特色就是冷静，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到感情和其他一切外部因素的干扰。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能开创道德吃人的先例，因为道德吃人的人未必冷血，却一定冷静，一定将感情因素排除在外，亲爹亲妈都能出卖。
不过颛顼还有第二个性格特征，那就是“疏通”，也就是能够全面地来考虑问题，从全局来权衡利弊。也正因为他有这个性格，才让他虽然是道德吃人的始作俑者，却还没有真正建立道德吃人的制度。他的一些制度虽然毫无道理，却还不至于从根本上推倒良性的道德。相反，跟黄帝发明“礼法”一样，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甚至受到普通民众的拥戴。
而颛顼拥有的这两个性格特征，正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产生的先决条件。跟黄帝朝的哲学差不多由集体智慧产生不同，颛顼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着颛顼个人的烙印。颛顼朝的治国哲学有五条：“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所谓“养材以任地”，就是追求物质生产。可见颛顼在那时候一定知道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将之排在第一位。这跟黄帝朝以农业立国和少昊朝以工农立国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颛顼对其进行了哲学的总结，那就是无论手工业和农业，都是“养材”之业，都是用来发展生产的。同时，“养材”还不仅涵盖了手工业和农业，同时涵盖的还有世间的所有生产活动。而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从黄帝朝以来就非常重视的科技发展。颛顼深刻认识到，只有充分发展物质生产，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活需求和国家的建设需求。
而所谓“载时以象天”，则是对天文历法的进一步系统化。这是对黄帝朝“天地之纪，幽明之占”的继承。而对天文历法的注重，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气候气象天气的研究，这是最直接关系到当时人类生活的大事。其实颛顼朝之前，已经经历过天文学的发展，黄帝朝还制定了历法，但正是在颛顼朝，第一次明确了天文历法和气候气象天气的关系，这是一个创举。这说明颛顼朝的科技水平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以上两点都是物质文明层面的。而在精神层面，颛顼第一次提出了传统文化中“鬼神”的概念。如果我们研究上古传说，就会发现，黄帝之前，人们所尊为“天地”“祖宗”“巫神”，但此前的观念中还没有“鬼”的概念。正是颛顼朝第一次出现了“鬼”的概念。在我看来，颛顼的“鬼神论”是对黄帝朝的灵魂观的总结，是一种具体化。同时，“鬼神观”跟“修仙论”还有所区别。
在颛顼看来，“鬼”是人死之后暂时无依无靠的灵魂，而“神”则是人类通过自身的修炼而达到的高级形态，这里的“神”跟“修仙论”中的“仙”大概差不多。但“仙”是通过自身修行而飞升的，“神”则是通过“天地人”的意念而封号的。“修仙”要求合乎“天道”，“成神”则需要遵循“天意”。“天道”和“天意”，看似差不多，实际有着不同的内涵。“天道”是无形的规律，而“天意”则是有形的意愿和规则。“天道”是可以探索而不能塑造的，而“天意”是不能讨论但又可以塑造的。也就是说，“天道”需要人的理解，而“天意”不允许理解，只能执行。正是“天意”的出现，正式将人类从自然人演变为“思想的士兵”，根据“天意”的指示而冲锋。只不过“天意”的内容不断被新的统治者重新塑造而已。
有了以“天意”为基础的“鬼神观”，颛顼创造了“义”，“义”是一种无形的准则，存在于人的内心，在“天意”的指挥下由人进行自由选择。在“义”的指导下，人依旧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已经被打上了咒语的烙印。
有了“义”之后，颛顼又发明了“教化”。这是一个更加厉害的东西。在颛顼朝之前，上古的时代未必没有教育，但当时的教育都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的，大约是依靠知识分子相互的传授，主要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黄帝朝的时候，出现了国家介入教育的雏形，也就是道德的官吏到各地进行道德管理。但真正国家介入教育，还是在颛顼朝的事情。颛顼之所以重视官办教育，我想跟他在九黎族的实践有关。尽管他在九黎族通过血腥的手段搞出一点政绩，使自己混上了君主的职位，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做给别人看的所谓“成功”，不但不是成功，反而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现在他自己是君主了，只有普天之下的官员欺骗他，而他再也不需要去欺骗任何人，所以他当然会在心里检讨自己的失败。所以颛顼就得出了结论，单单依靠血腥，是推行不了道德的，如果要推行道德，还得发明一种叫做“教化”的东西。
“教化”跟“治气”密切相关。所谓“气”，就是风气，也就是老百姓的习惯。颛顼认为老百姓太“愚昧”，所以他们的习惯也是在“愚昧”的思想指导下而形成的。如果要打破他们“愚昧”的习惯，单单依靠血腥是不行的，必须要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那样做是不对的，如果老百姓从心底认同颛顼“聪明”的建议，那么颛顼也就成功了。只可惜颛顼领悟得太迟了，他最初的血腥让后世几千年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他买单，因为有了先前的血腥，后来的教化必然受到抵制，而且是数千年最为顽固的抵制。
其实在颛顼领悟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成为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分子”向来意指那些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精神发展为己任的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在很多时候跟“得过且过”“蝇营狗苟”划上了等号。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叫做“文人”，只能是一个中性词，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跟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称谓早已不伦不类了。不过鲁迅曾经发明过一个词，叫做“脊梁”，用来形容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比较合适。
颛顼之所以是脊梁一般的知识分子，正因为经过他的领悟，他开始跟上天对着干，要寻找一种行得通的方式来推行他的思想。当然，在颛顼之前，黄帝也可以算一个，也许还有其他人。而颛顼之后，尧舜则将他的这种“脊梁”精神发展到极致。
所谓“脊梁”，总是以最犀利的思想去了解事物的本质，然后以最柔软的方式来将本质告诉别人，让别人可以接受。当然，在有的时候也会有激烈，但这种激烈以不伤害他人为度。
除了“教化”之外，颛顼还加强了祭祀制度的推行。自从黄帝发明祭祀之后，已经过了一百多年。而就在这一百多年之间，很多人都对黄帝的祭祀制度有些抵制。一方面是因为黄帝使用了武力夺取天下；另外一方面是祭祀制度本身对各部落的巫术崇拜造成了冲击。“祭祀”的对象是祖先，也就是说，“祭祀”是一种对人的崇拜，有一种饮水思源的意味。而巫术则是对神的盲目崇拜，不相信人的力量。黄帝朝立朝以来，历经黄帝、少昊、昌意三代直到颛顼，一直都在进行观念的革命，也就是相信人不要相信神，但一直都是成功与失败同在。人与神，谁也吃不了谁，人和神的殿堂同在。
颛顼在这方面做的努力，一方面是加强风气的教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先进的“祖宗崇拜”，以之来代替过时的“神灵崇拜”。“祖宗崇拜”是一种对人的力量的张扬，否定了神的桎梏。
而颛顼在这方面也是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他的足迹遍布天涯海角，只要是有人的地方，他的教化就推行到哪里。“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段话反映出来的，恰恰正是颛顼大力推行新道德的行动和结果。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要去作为，而这正是古今“脊梁”一以贯之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