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方规定：每位华工每月最多只能写2封信，所有信件都必须经过军事邮检和反间谍部门的层层审查。写完了，放在一个军事邮袋里面，直接送到，比如说国内的威海华工营也是按照军事管理，他们家属写好信，用中方的邮袋拉回法国，通信是严格受到限制，通信的内容是经过审查，是严格的战时的部队管理。
为了约束华工行动，英国军方还进一步出台了烦琐的规定——凡是华工出入营地，都要出示通行证，要标明日期，盖章签字；每天收队后，带队的华工士官，应该出示写有该营番号的集体通行证；华工在晚间不得擅自离开华工营地；经常对华工进行突击点名，检查华工营里是否窝藏了潜逃的华工；华工营警卫，要及时报告任何其它营、连来访的华工；如果华工在出勤方面犯有过失，直接负责的华工士官将要受到处罚；华工不得拥有除帽子之外的其它平民制服——据说这种衣服容易被华工用来化装潜逃。
战地华工生命安全毫无保障，他们的工资、伙食费和服装经常遭到英国军方的克扣或截留。在法国发给华工的法郎票，照战前最高的汇兑率，每个法郎折合中国银币4角。当我们到达法国第一次领到薪水时，发现一个法郎仅仅能买一枚鸡蛋……到卡勒后，有人去银行汇款，才知道一个法郎只合中国银币4分钱，吃了90／100的亏，英国人却狡辩道：
“开战以来，汇兑率变化无常。”
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华工们被迫罢工、暴动。从1916年到1918年，有案可稽的华工斗争就有31起之多。至少有10名配属英军华工被军法处死。
与英军华工相比，美军华工处境同样严酷。美国人在官方史中承认：
中国人，作为盟友，自愿参加了废奴的南北战争。1862年，在弗吉尼亚州附近，纽约第42志愿步兵团下士华工托马斯?李青，有过多次“英雄般的”表现：
当战友们纷纷受伤时，他一人高举大旗，令42团的标志高高飞扬。
宾夕法尼亚州第50志愿步兵团中国士兵吴恒毅写道：
虽然我的家人全在中国，在美国既无土地又无财产，但是我还是参加了志愿军。惟一的理由就是：北方反对奴隶制度是正确的。
美国军方忘记了曾经为美国南北统一浴血奋战的50位中国战友。
1917年，因为德国违反人道主义和国际准则，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商船遭到水下攻击损失惨重，美国因此正式对德宣战，派遣远征军进入法国战区。美国人并没有自行招募华工，大约1万名华工以借用的名义转而隶属于美国远征军。许多美军士兵总以为比华人高出一等，经常自恃体格魁梧，对华工拳脚相向。因此，华工大多不愿为美军服务，双方斗殴时有发生。
1917年的一个休息日，20多名美国黑人士兵，侮辱正在街头散步的华工，双方发生冲突。附近华工闻讯前来支援，斗殴事件愈演愈烈，20多位华工和10多名美国士兵受伤。许多华工是有武术的根底，也都是比较强壮，最终美国大兵没讨到便宜，有许多美国人被打伤，当然也有华工进了医院，美国军事当局终于认识到，是美国人自己犯错了，到医院给华工道歉，大打一仗之后，美国大兵都意识到华工也是好样的。
在美国和英国军方苛刻管理下的华工，处境极为恶劣，许多华工在抗争无效的情况下，无奈地选择了逃跑。
1918年7月10日夜间，美军华工营的160名华工集体逃亡到法军华工营。一份英军档案中也记载道：
华工军团54856号，自1919年3月到5月，未经许可，私自跑到法军第9华工营；英军第149华工营的2个华工，不久前因逃跑未遂而被抓住。他们供认，曾在里特附近的法军华工营生活过……。
华工接二连三地逃跑，英、美两国不但不查找自身原因，却转而归咎于法国过份仁慈。英国在致法国军方的信函中就“强烈建议”：
法国对华工应该同样实施严格管理，并时刻禁止当地居民与华工往来。
一位英国军官更是抱怨道：“法国当地居民对中国人的友善行为，致使英国军方对华工严格管制遇到了重重困难。”
事实的确如此。相比之下，配属法军华工的待遇要好得多。
法国军方与招募的华工，严格履行着合同，依据“华工不得干预战事”的条款，将他们安排到了后方。拥有一技之长的华工，被派往机械厂、兵工厂、坦克厂、飞机厂等军工企业；部分华工则被分配到民用品企业——直到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宣布参战以后，法国元帅福煦才派华工营前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一个大会战——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参加战斗，华工营与法军、美军并肩作战，击败了强大的德国军队。
法国政府不但十分体谅华工独特的风俗习惯，拟定了详细的大纲，以便管理者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而且设立了一个跨部门联席会议，专门负责处理外籍劳工事务——即使像过节这样看似平常的小事，都严格执行着合同规定。法方华工，每逢中国的春节或国庆节，不仅能够享受战时假期，而且能够改善伙食，表演节目自娱自乐。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欣慰地报告说：华工在法待遇与合同大致吻合，并且“自法国招募华工以来，其合同已屡加改正”，足以显示法国政府从长计议的诚心。
欧洲战场的中心法国，饱受战火的煎熬。
法国人，深受战火的煎熬。
与英国相比，法国华工营里的种族歧视并不严重。英国军官刻板而严厉，愿意摆出官长的架子，体现白人优越感。除了公务，官长与工人之间基本没有来往；而法国官员与华工的关系却比较融洽，他们为华工讲故事，彼此随便开玩笑，还和华工们一起用餐，在法方的华工在业余时间，可以自由出入咖啡馆和酒吧消遣。没有高人一等的心理作祟，法国人在执行“法方华工与法国本地工人享受平等法律保护”的合同条款时，一般会比较公道。
1920年12月26日《时事新报》报道：有2名华工与一个法国班长发生冲突，将对方头部打成重伤，法国班长提起诉讼。法国华工总办特地为华工代请了律师辩护，结果，判决为误伤，华工不承担法律责任。
还有一次，几个华工在一家酒馆喝酒，有2个法国女人同华工打情骂俏，一旁的法国人就吃醋，产生了冲突，法国人把一个华工打伤了，也进行了公诉，结果是把这个法国人判了几个月的徒刑。
在华工与法国女子交往的问题上，法国男子表现得十分敏感。
1917年5月，一份来自勒阿弗尔的治安报告指出：
当地部分法国人，开始对华工极不友好，甚至聚众抗议当地华工——他们抱怨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战争状况确实令人堪忧。
一战期间，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法国，男性伤亡数目令人震惊——每3个年龄在13～30岁之间的法国男子中，便有一人死于战火；15～49岁之间的法国男子死亡率高达13．3％，没有死的，伤残的人数也为数不少，对于当时只有4千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样的损失极为可怕。
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都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伤亡惨重，男女的性别就比例失调，欧洲一些国家非常关注，包括法国，他们有很多想法提出来，比如说辅助伤兵结婚，成立伤兵结婚协会，帮助这些伤兵去成家，协约国联军司令法国元帅福熙，也非常地关注这个事。甚至当时欧洲社会还提出了一个说法，鼓励一夫多妻来解决一个是人口的问题。残酷的战争导致男性劳动力严重短缺，像司机、建筑工、枪械修理师这些男性的职业，逐渐由女性代替——尤其在华工相对集中的机械厂、坦克厂这样的军工企业里，女工人数更多。她们随时都能与华工接触。
华工应募时都接受过严格筛选，年龄多数在18到40岁之间，不但身强力壮，而且吃苦耐劳。法国军械部和国防部都不断地征召华工，因为他们相信华工的劳动效率最高。不论在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还是战地，只要看到起重机，几乎都是由华人操作；法国海军声明，只需要中国工人，就连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也盛赞华工：
“既是第一流的工人，又是出色士兵的材料”。
华工都是负责的男人，勇于承担社会与家庭责任。华工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会按时寄回家，也不会把余下的生活费统统送进酒吧和咖啡馆，中国人这种坚毅、质朴和自制的东方生活方式，颇受法国女子青睐。
欧洲人是AA制，男人的钱是不给女人花的，而中国是恰恰相反的，男人挣钱是专给女人花的。这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
1918年7月，华工蒋廷黻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为法方华工服务，一位法国漂亮的金发女郎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求蒋廷黻遵照东方习惯，为她保媒。
蒋廷黻是本份人，提醒她说：
“中法两国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结婚后肯定有许多不方便，请你一定要慎重”。
法国女郎坚定地说：“这个事我早就想好了，打算结婚以后，回到中国去定居，如果我失去这次机会，很可能我就没有结婚的机会，如果说能有幸嫁人，也有可能嫁给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他挣一点钱就会喝酒，醉了回家就要打我骂我，我跟这个杨接触一年多，从来没发现他喝酒，我相信我们结婚后，他会对我很好”。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中国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中法两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1918年11月10日，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发布通告说：
“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大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归来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岂不有失我们强国的风范，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能接到洋妞做老婆，是好事啦！中国政府积极支持！
北洋政府责成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美誉的顾维钧，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可代负相关责任。提出来一个解决的办法，华工在国外结婚，中国政府可以负责，并出证明，负责调查这个华工在国内有没有成家，如果没有成家的话，答应他们。
华工在法国，他们跟外国女人真正说领结婚证，手续很复杂，所以真正成家的还是很少，大多都是同居的多，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整个世界终于得到喘息。然而，英、法两国发现，除了挖掘尸体、掩埋战壕、排爆地雷，华工军团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利用价值，就开始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借口，计划陆续将他们遣返回国。那些正在与华工热恋的法国女子，热切希望华工在法国长期定居，并跟她们结婚；而被遣返的某些华工，则千方百计打算把法国女友带回中国。
由于法国政府的保护本土主义的干涉，及各种条件的制约，华工与法国女子终成眷属的少而又少。战后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收到新的雇佣合同，或者与法国妇女结婚，最终定居在了法国，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中国人。
其中，华工张长松与法国姑娘路易丝的跨国婚恋，最富传奇浪漫色彩。
1917年，江苏清江浦，20岁的张长松，看见了大街上张贴的诱人广告，上面写道：
带着至少五年的合同去法国吧，您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您回来时毫无疑问将成为富翁。
经不住诱惑的张长松，踏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张长松先在巴黎的河运港口做了8个月的码头工人，然后在战场上搬运了几个月尸体。1920年，他被派到一个军工厂做锻工。在那里，他邂逅了未来的法国妻子路易丝。刚到不久，一位华工因为被法方会计少算了薪水，请求已经操着一口流利法语、充当联络人的张长松帮助解决。张长松二话没说，直奔会计室。法国会计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听完陈述，慢条斯理地敷衍道：只能到月底再修正薪水簿了。
张长松坚决要求立即修正，争执到无法解决，他竟然一把抓住会计，连拖带拽地拉着找总经理讨个说法。这个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国人，引起了在场法国人的注意，也捕获了一位年轻女清洁工的芳心。她，就是路易丝。张长松与路易丝的邂逅耐人寻味，两人的婚事一波三折，让人感叹不已。
按照法国1801年修订的法律规定：本国女子如果嫁与外国人，将会自动丧失法国国籍。他们只能以中国人的名义在1921年成婚，结婚证书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颁发。4年后，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刻薄呆板的法国法律，也终于修改了本国女子与外籍男子的婚姻条款，于是张长松与路易丝恢复法国国籍，在市政厅举行了第2次结婚仪式。
执着的露易丝，一定要实现她的教堂婚礼梦想，张长松信仰的是本土宗教，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1926年，他加入了天主教会，一切难题都得到顺理成章地解决，他们在教堂举行了第3次婚礼，前后长达5年。
张长松在1922年底，终于结束了他与法国军方签定的5年合同，可以自由选择新的雇主了，他决定到拉马士的煤矿应聘矿工。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注重细节的张长松，出门办事总是收拾得十分体面，他说，我是中国人呀，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去煤矿应聘那天，他刻意打扮了一番：穿着一身白色西服套装，手拄文明棍，头戴礼帽，直奔煤矿经理室而去。张长松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纷纷猜测此人如果不是某国的富商，便是哪国的公干人员，谁也想象不到：这是一位前来应聘矿工的中国人。
张长松十分顺利地被聘用，老板喜欢张长松这样的中国人：勤劳、大度、干净利落。担任坑道支架工，他的工作关系工友们的生命安全，取决于他的认真，他的技术准确。可贵的是，他从事坑道支架32年，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张长松与路易丝一共生育了13个子女，目前10个在世的儿女中，有2个还住在法国的拉马士，其他人则分别居住在巴黎、北美、加拿大，他们同其他华工后裔一样，都几乎不会讲汉语，只能简单地说几个汉字，但他们知道，他们人爷爷或者更上辈，是中国人。
二战期间，张长松和他的二儿子罗热一起，在1944年参加了阿尔萨斯抗德游击队。像张长松一样，许多定居法国的一战华工，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一方。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奋斗和牺牲。1936年10月1日，二战前哨战——西班牙内战爆发。由来自中国、美国甚至包括德国在内的54个国家的左翼人士，大约4万5千名志愿者组成了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负责人谢惟进率领的中国支队，由100多位欧美华人和近1000名一战华工组成的。中国支队在中线、东线作战，几乎参加了全部重大战役，他们英勇顽强。1939年5月，正义和邪恶再次交锋，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兰斯区。当年9月，一战华工朱桂生加入法国骑兵部队，他是1个英雄。朱桂生，1896年12月生，江苏丹阳人，华工军团编号27746。一战结束后，他成为码头吊车司机。1921年，与当地法国姑娘巴蒂斯特结婚，育有一子二女。生前，每逢朱桂生生日，所在城市的市长都会亲自到他家祝贺，当地报纸作专题报道。2002年3月5日，朱桂生在与世长辞，享年106岁，他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一战华工。
这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军团成员，为“公理战胜强权”，参加了2次世界大战，并长眠在曾经战斗过的法兰西土地上。他们的后裔已经彻底融入了法国社会。论他们的相貌，还是语言，行为生活和思考方式，都与祖辈们有了极大的差别。
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选派的保护劳工权益官员李骏发现，华工并非一味埋头打工赚钱，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7年秋天，北京、直隶等地，惨遭天灾。李骏向华工通报了这一情况。令他颇感欣慰的是：“华工中知大义者不乏其人，互相鼓励，争先恐后”地慷慨解囊，为国家救灾捐款——多者一人独捐200法郎，少者1法郎。截止当年11月30日，捐款总额竟然高达16230法郎。
华工的道德水准，足以让西方人刮目相看。
有一次，一位法国妇女丢失了钱包，怀疑被华工偷窃。华工们严正声明绝非自己所为。同时，热心募集了500法郎，送给这位妇女，作为对其损失的补偿，显示出中国人的包容与博大的胸怀。
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尊严，更令西方人吃惊。
翻译顾杏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
1919年夏天，为了庆祝一战胜利，驻比利时英军召开了协约国军人运动会，大约6000名华工应邀参加，当他们发现会场上飘扬的各国国旗中，惟独缺少中国国旗时，认为这是对中国尊严的侮辱，当即集体撤离运动场，以示抗议。
20万华工，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血和汗，不仅直接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向西方派出的20万使者，直接向西方人展示华工的风采、中国人的风采，当时法国一篇报纸报道，华工在巴黎的时候，他们的举止，就像巴黎人到巴黎乡下，有一幅非常尊严的样子，或者就像西方人在中国，华工他们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
华工精神面貌的改观，不仅因为他们接触到了西方文明，更得益于中国开明知识界的引导。
1917年，中国留学生在各国华工营设立了服务中心，其中包括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晏阳初、林语堂、蒋廷黻……。
服务中心大多设有写信室、杂货店、演说厅、娱乐厅。大的中心会馆可以容纳上千人，小的也可以容纳100人。在中心工作的留美中国学生经常代华工写信、举办演讲，向华工讲解世界大势，灌输爱国思想；此外，还组织文娱活动及体育比赛。
第二年夏天，刚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三天的晏阳初，只身搭乘美国军舰，来到位于驻法美军华工营，开始为华工服务。他从报纸、字典里挑选出常用字，编成千字文读本作为教材，办起了华工识字班。
因为那个时候是战场，上下班没有固定的时间，但是不管多晚，这些华工下工回来以后，有的饭也顾不上吃，就来识字班来上课，而且读起书来，就跟在中国以前，那个小学生读书一样摇头晃脑，大声齐声地朗诵，那个英国的军官就说怎么了？华工又在闹事了？一看他们在学识字、读书呢。
第一期识字班403名学员，经过3个月的培训后，不但能读报、记账，有些还能够写简单的家信和文章。
备受鼓舞的晏阳初，随即将这一形式在各国华工营中进一步推广。华工在来欧洲之前，大约只有20%能够认字，到1921年，他们的认字率已经提高到了38%。
1919年1月15日，晏阳初创办《华工周报》。这份报纸是为“开通华工的知识，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而设。报纸内容包括“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欧战小史”。晏阳初还以“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什么叫中华民国”等题材，举行了征文比赛，许多刚刚识字的华工用铅笔头在毛边纸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政治论文。
《华工周报》销售量最高时达到1万5千份，是中国报刊史上最早的工人报刊。
创刊几个月后，晏阳初收到了一封华工来信。信中写道，“自从您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为了表达对晏阳初的感激，支持《华工周报》发展，这位华工捐出了他在法国3年的积蓄——365法郎。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晏阳初获得了他在法国期间最为珍贵的发现：
中国农民诚朴，智商高，能力强，能吃苦，可惜缺乏读书的机会，使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得不到发挥。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是这样愚昧无知，完全不认识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我也是中国的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以前没有真正认识劳苦大众而惭愧。表面上是我在教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
晏阳初决定，回国以后不当官、不发财，一辈子为劳苦大众服务，他的平民教育应该就说从办华工识字班，一直到他1990年他去世，一直从事这个事业。
回到中国的晏阳初，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号召知识分子：
“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掀起“博士下乡”运动，前往偏辟艰苦的河北定县，把那里作为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
后来，在1950年以后，晏阳初将定县经验移植第三世界，在泰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这是后话了。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称颂晏阳初“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了“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并由衷地盛赞：60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晏阳初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
如果没有在法国为华工服务的短暂经历，如果没有与劳工界的第一次融合，晏阳初不会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1919年的晏阳初看到，经过文明洗礼的中国工人不再是封建等级中最卑微的那一层，在即将而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动荡中，他们，将发出自己的声音。
晏阳初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说中国在战后的国际地位，不是外交家们的辞令所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所轻视，被外国人所践踏的这些劳工们争来的。
1918年10月30日，土耳其签订停战条约。
1918年11月12日，奥皇查理逊位。
13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
16日，匈牙利共和国宣告成立。
24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在萨格勒布，宣布成立。
12月1日，门的内哥罗议会，宣布废黜尼古拉国王，加入新王国。
12月1日，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的罗马尼亚人，在阿尔巴—尤利亚召开民族大会，通过表决，加入了罗马尼亚。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世界重归和平。
庆祝协约国取得胜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慷慨陈词：这次世界大战，“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但是我们4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15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庄严地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响亮口号。
就在人类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刚刚推翻帝制的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和外交人士，敏感地觉察到，西方列强将在欧洲战场决战，其次在非洲和中东，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同时在远东开辟出第4个大规模杀戮的战场，这就为东亚各国独立发展，获得与西方同等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为国家经济独立做着准备，轻工、化工等行业正在取代英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成为世界工厂。按照协约国的订单，打着“中国制造”字样的工业品源源不断流向物资短缺的欧洲。
在国际政治战略上，中国派出了20万人以上非武装后勤、军工人员开赴欧洲，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华工军团”，配属法军、英军和美军，修筑工事、战地救护、运送物资、军工制造、扫雷排雷、一线作战与法、美军并肩作战，强力保障着协约国的军事胜利。
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国民政府期望借此重大贡献，获得战胜国资格，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进入世界主流国家体系。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开幕。美国总统威尔逊赶赴巴黎参加和会，途经法国的勒阿弗尔，当地华工希望美国能够主持战后公道，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向他表达战胜国普通公民的尊重和礼仪。
因为中国华工的贡献，中国获得战胜国资格，参加和会。
中国代表团由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团长，主要代表有顾维钧、施肇基、魏辰组，以及孙中山南方政府派出的王正廷。中国人期待收回被列强侵占的主权，特别是日本打败德国之后窃取的山东权益；中国人期待打破东方与西方的界线，打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线，既然战后的世界将以协约国体系主导未来的国际局势，那么中国就应该以战胜国一分子的身份参与世界重建，获得国际地位。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竟然过河拆桥，在巴黎和会上说：
中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完全否认了华工为协约国所做的牺牲与贡献。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当众撒谎！英国人爱撒谎！
战胜国军人和平民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派出了20万人的华工军团，就像1918年《远东评论》所说的那样：
“在历史上，东方从未向西方提供过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力资源……，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欧洲大战中同西方并肩作战，……这些华工使英、法等国的劳动力，得以从后方各种沉重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为他们节省出大量的人员，走上前线作战。”
大多数华工在战地服务。
尤其是配属英军华工，筑垒地域离德军最近处50米，在德军的步枪射程之内，很多人直接参与战争。1917年9月5日凌晨，德国轰炸机空袭敦刻尔克，一个英军华工营就有15人死亡，21人受伤。
同年11月1日的北洋政府官方报告：8个华工营大约3000人在赴欧途中，遭遇德国潜艇袭击无一生还；
1918年12月，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又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报告说：至少有863名在英国军舰上服役的华工水兵，不幸阵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20万劳工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来到欧洲前线，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中国政府正式宣战前，中国北洋政府在其控制区内广设招工站，包括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苏、浙江和福建等省，先后有14万年龄在20到35岁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的中国男性与英法政府签署了5年劳工合同，每天报酬仅仅5法郎。同时，同属协约国的俄国在华北地区也招募了约9万劳工。到达西线战场的中国劳工，有9.6万人被分配到英国军队，3.7万人分在法国军队，1万人为刚刚参战的美军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比如维修道路、营房，挖掘战壕，装卸弹药，救护伤员，掩埋尸体，也包括进入英法工厂服务。当时中国劳工仅仅被视为廉价劳动力，他们是被人歧视的苦力，甚至不允许随便离开营地。1917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后，这些华工被大批送往前线，部分华工加入法军，直接参加战斗。
有2万多名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
即便在战后，华工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因触发未引爆的地雷和炸弹，仍然时有伤亡，不少人为法国的重建献出生命。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英法等国居然视而不见，在巴黎和会上一再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妥协退让。
1919年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旨在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提高华工的知识”。***、***在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帮助下，赴欧留学。***写道：
一战华工来法，系后来勤工俭学之前奏。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也曾经明确指出：
中国有幸吸收欧洲文明，在欧华人便是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前驱。
当时，湖南的***、蔡和森、萧子升，对华工也寄于厚望。
曾经与青年***一起考察过中国农村的萧子升，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担任《华工杂志》主编。计划在华工中挑选1万人，吸纳为新民学会会员，作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当***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地给萧子升回信：
我们正在奠定改革的基石，你应当努力继续扩展运动，目前惟有你们在法国似乎比较容易进行此事。
俄国，1917年2月，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同志指出：一个国家决不能有两个政权。临时政府公开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
3月8日，圣彼得堡爆发罢工和工人、士兵爆动，3月10日，首都驻军哗变，给予旧政权以致命的打击。3月12日，俄国成立临时政府，由地方工业自治局和市政公所联合会主席格奥尔基．李活夫亲王任总理，立宪民主党领袖保尔．米留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任任陆军部长，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交与其兄弟米哈伊尔继位，16日，米哈伊尔宣布退位，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
4月16日，列宁、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卡尔．拉狄克、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从瑞士回到彼彼得格勒，结束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坐闷罐车途经德国时，德国希望列宁这些激进的革命分子能回到俄国，将俄国搞垮，列宁等回到俄国，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一、政权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转到苏维埃手中；二、立即停止战争；三、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四、由工人委员会控制工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根据《四月提纲》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展开了组织和教育工作，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了四月示威，五月初，列甫．托洛茨基（布朗斯坦）回到俄国，积极支持列宁，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了六月示威和七月示威。当时，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下的苏维埃变成了临时政府的工具，资产阶级公开使用暴力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
9月到10月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党方面；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骚动，革命形势完全成熟。布尔什维克党再度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在全国各地着手准备武装起义。在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重大分歧，列宁坚持由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和具体计划，并把这一分歧公诸于众（1917年10月，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杂志《新生活报》上发表不赞成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的声明）。他们的这一行为受到列宁的严厉谴责。1917年11月７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首先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逃亡，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胜利前进的基础。
3月8日，圣彼得堡爆发了工人罢工和工人、士兵爆动，3月10日，首都驻军哗变，给予旧政权以致命的打击。3月12日，俄国成立临时政府，由地方工业自治局和市政公所联合会主席格奥尔基．李活夫亲王任总理，立宪民主党领袖保尔．米留柯夫任外交部长，十月党领袖亚历山大．古契科夫任任陆军部长，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交与其兄弟米哈伊尔继位，16日，米哈伊尔宣布退位，把政权交给临时政府。
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革命扩展到俄国各地。在塔夫利大宫主持召开了共产党两次大会，即：布尔什维克会议，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多数人的布尔什维克与少数人的孟什维克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也称《四月提纲》，很著名，同时在《真理报》上刊登，列宁挥动着有力的手臂，明确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制定了“过渡”的革命方针和策略，列宁同志还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大大鼓舞了俄国工人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列宁同志明确的指示，在革命队伍群众中激起了强大的革命洪流，彼得格勒数十万人工人、士兵先后在俄历4月21日、6月18日、7月3日举行游行示威，激情的人流高举：
“打倒战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
高喊：“打倒战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临时政府恼怒，使用暴力镇压，打死游行群众400多人，下令逮捕列宁，临时政府首脑说：“抓住小个子光头列宁，群众就闹不起来，列宁是祸首。”
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决定临时转入地下，把列宁护送出彼得格勒。8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6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实行武装起义的方针，俄国革命各地也掀起了新的人民运动，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士兵赶走指挥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西方战线部队、北方战线部队的广大士兵纷纷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革命洪流犹海啸，汹涌澎湃。
9月中旬，列宁指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党必须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不妥协，不幻想，要吸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坚决不彻底而带来的军阀混战，重申：必须地、坚决地、彻底地武装夺取政权。
10月20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
10月23日，列宁率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作出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0月25日，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军事委员会。
11月6日，驻扎在彼得格勒的20万军队、2万多工人分别集会准备战斗，波罗的海舰队也派25艘军舰和数万名海军准备战斗，晚，列宁亲自来到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列宁的到来，给各起义队伍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群情激昂，表现出领袖的人格魅力，列宁亲自指挥，起义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临时政府立即投降，临时政府拒绝投降，军事委员会以“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发动了工人、士兵向冬宫猛攻，几十万人的起义队伍，如摧枯拉朽一般推翻了临时政府，席卷苏俄，此时因是俄历十月份，所以，这次武装起义，史称“十月革命”，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伟大：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现实；
二是世界1/6的土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1919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直接领导了共产国际活动，为许多国家培养了许多共产主义人才，提供了有力的物资援助：
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苏联时期，11月７日是传统的全国性节日。每年的这一天，苏联都要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苏联。这次革命导致了1918年至1920年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成立。因为革命发生在俄历10月，所以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的成功，犹如升起了解放人类的一颗太阳，鼓舞和激励着全世界共产党人，他们要打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制、军国主义和衍生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列宁，感到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在战争期间支持本国政府，使得各国工人互相残杀，战后他们又继续推行和平改良主义政策，这完全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在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七大上，列宁主张恢复马恩1847年的建党原则，把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把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衣”换掉。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左派普遍响应，纷纷另建共产党。从1918年俄共改名到194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为止，世界上，总共建立了80个共产党，其中有20个党是从原来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的左派转变改名的。这30多年间，各国共产党都奉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科学社会主义最鼎盛之时，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可谓三分天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的成就也较为突出。例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曾在1945-1947年参加政府任国务部长、副总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也在1945年后参加政府任不管部长（不管部长通常是内阁成员，出席内阁会议，参与政府决策，承办内阁会议或政府首脑交办的特殊重要事务。）、副总理、司法部长，众议院议会党团主席。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有所发展，到1949年，社会党在世界有34个，党员总共约900多万人，但实力远不如共产党。与1919年共产党建立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相对应，社会党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意图旨在表明他们也代表工人阶级，也响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但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推行渐进的改良主义路线，主张通过议会民主来争取执政，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间，总共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欧洲国家的社会党先后通过多党平等竞选的方式上台执政，有是联合执政，有的是单独执政。本来缺乏执政经验的社会党在初步执政、短期执政中，还是力争通过并且执行了一些增进工人权益的法律，如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工资等等。虽然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执政成效不大，却迈出了通过议会民主合法斗争上台执政的第一步。在这30年间，共产党与社会党、共产国际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处于对抗状态，双方都想吃掉对方。其结果，起初是两败俱伤，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曾在1934年—1935年间一度合作过，但是未能坚持下去，德、意等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党的对抗，为德、意等国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创造条件，然后双方都遭到了法西斯暴政的镇压；社会民义工人国际在1940年被迫停止活动，共产国际也在1943年解散。二战后双方有过短暂合作，随着冷战开始，双方恢复对抗；最终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大胜，社会党遭受严重挫折，其主要标志是东欧8个国家由共产党取得政权，而其中6个国的社会党均被合并到共产党里了。
严冬的北京，一片寒冷，光秃秃的树枝，在北风中打着呼哨，执意地尖叫。
1918年1月，***将《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从此时起，***、胡适等为《新青年》编辑。
1918年5月，以“鲁迅”署名的人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内容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迂朽：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的教义，是逼迫人民循规蹈矩，进入封建礼教的禁圈，受封建礼教的盘剥，军阀、资本家、大地主哪个又讲“仁义道德”？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到处撕杀，残垣断壁，尸横遍野，人民衣不蔽体。
吃人的人就是满嘴讲“仁义道德”的人，被吃的人就是恪守“仁义道德”的人！
皇帝满嘴讲“仁义道德”！军阀满嘴讲“仁义道德”！资本家满嘴讲“仁义道德”！大地主满嘴讲“仁义道德”！
满嘴讲出去的是“仁义道德”，吃进嘴里的是人民的肉，喝的是人民的血，吐出来的是人民的骨头！
满嘴讲“仁义道德”的人，用“仁义道德”去吃人！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向吃人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投去的一把匕首，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开创了现实主义传统。
鲁迅，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重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开始接触新学。1902年到日本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1904年4月结业，6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这一时期开始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最早的一篇译述文章《斯巴达之魂》前半部分发表于l903年6月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第5期(后半部分载于第9期)；同年在东京出版了第一本翻译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906年弃医学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重论》等重要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
1918年5月16日，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军队作为反苏战争的附庸军，与段祺瑞勾结，秘密定立了“共同防敌”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12条及说明，5月19日，签订了《中日海军防敌军事协定》共9条，日本军队在反苏的条件下，可任意进入中国，占用各种设施，为日本后来侵占东北三省、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为日本侵略中国埋下了伏笔，此签订协议很快为留日学生知道，学生们举行罢课，集会抗议，李达、王希天等回国进行反日宣传。
1918年9月，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换文，章宗祥签字，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使日本在山东拥有超过德国的权利，到了1918年10月，段祺瑞又被别人逼着下野，由段祺瑞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天津人徐世昌为总统。
徐世昌，1855年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号水竹邨人）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等。身材伟岸，博不多才。自小家贫，求学受袁世凯资助，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1882年得袁资助北上入京应试。先中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1903年任练兵处提调，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1904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1911年５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4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亲往河南彰德劝袁世凯出山。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才向清室请辞。1912年３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1914年5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謇为“嵩山四友”。1915年，袁公开推行帝制，为袁世凯称帝效命。袁世凯称帝，徐世昌狡黠辞职，退居河南辉县，自称“水竹村人”。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世昌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世昌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后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都不得罪的徐世昌遂成为总统的“理想人选”。10月，徐世昌钓誉而成，由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此时，军阀割据已形成，几大派系为：
直隶人冯国璋、曹锟一派为直系军阀，由英美两国扶持，势力范围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
合肥人段祺瑞为皖系军阀，靠日本人支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控制安微、浙江、山东、福建等省；
东北奉天出身的张作霖，为奉系军阀，靠日本人支持，势力范围在山海关外东北三省；
滇系军阀唐继尧；
桂系军阀陆荣廷；
山西军阀阎锡山，等等。
有枪有兵就是王，自己就是王法。
大小军阀，还有许多小军阀在成长，如北洋军内的师长吴佩孚、冯玉祥，四川的等，总统徐世昌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1919年２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中国此时的环境助长了军阀割据和混战，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幼稚和不坚定性。
军阀混战的中国，工业也在艰难中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经过这场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毕竟是新国家，大众满怀信心搞经济，搞建设，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实业家们，兴高采烈的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海外华侨也竞相投资国内工业。民国初年出现的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
形势一片大好。
大好的还有原来加入同盟会的会党们，他们手持孙中山发布的中华民国股票，现在革命成功了，手持股票的人无不欢欣鼓舞，投入建设洪流之中。
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写道:
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50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
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一度放弃政治而专注实业，为实现中国近代化而奔走。孙中山在上海设立铁路公司，兼任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中华银行的总董事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俨然商界闻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和活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热切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场上拼杀，你死我活，暂时放松了、同时也没有能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反而，他们需要大量的粮食、布匹等等战略物资，对中国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但其政治、经济势力并没有真正退出中国。同时，日本、美国乘机扩大对华侵略，1912年，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只有9千多万两白银， 1919年增至2万4千多万两；美国也从1913年的3千5百多万两，增至1919年的1亿1千多万两。日本、美国在华的经济扩张，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侵略势力的对比。辛亥革命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日本只占第6位，到1919年已与久居了第一位的英国势均力敌；美国也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二十一条”掀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国的活动，作用很大。
抵制外国货，发展实业，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这个时间是短暂，像短暂的春天。从1912到1919年，新中国新建厂矿有600多家，新增资本达1亿3千多万元，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此外，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也迅速发展。
纺织业是当时最大的新式工业，1920年全国华纱厂有纱锭约50万枚， 1921年增加到124万多枚。纺织业中心，也由长江下游的上海等地，向北向西发展、天津、青岛、武汉等地，成为新的纺织业中心；面粉业是当时的第二大工业。由于欧洲在打仗，外国人的洋面粉输入减少，欧洲需求量增加，中国面粉大量出口，使面粉业蓬勃发展。1911年全国面粉厂约有40家，到1919年增加至120多家，中国面粉畅销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东南亚各国。
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张謇等，大力倡导发展实业，“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投资新式工业。张謇创办的近代企业发展很快，成为民族工商业的楷模。这一时期，对发展民族工业作出贡献的著名实业家，还有周学熙；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等。
张謇是晚清的状元，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个有才智的人，知道国家应当怎么发展，他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一清二楚，他并没有热心官场，而是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创办实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他创办了18个企业，参加9个公司的投资。张謇认为发展实业应该“听之民办”，应当根据形势和实力，重点放在纺织和钢铁业上。他呼吁说：
日本与印度有10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150万锭之约......果如所计......10年之后我国棉业岂复有伸展之余地?
中国必须走在前面！
张謇提倡在不损害民族权益的前提下，引进外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等企业发展很快，仅大生纱厂一、二厂，到1921年，就获利白银1600多万两，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第一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赚的是欧洲帝国主义的钱，这样丰厚的利润，在旧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大战结后，欧洲列强迅速卷土重来，增加在华资本和对华商品倾销，才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无法与帝国主义雄厚的资本抗衡，大批地大批地倒闭。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短暂春天，转眼即逝。到20年代中期，张謇的企业已经走下坡路了。
倡导中国实业的周学熙，同张謇齐名。人称“南张北周”。他曾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水泥厂）和滦州矿务公司等企业。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经英国亨利菲加公司和小吕宋科学研究会试验，其细度，强度，凝结，涨率和化学成份均超过英，美两国的标准。1911年，启新水泥获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优等奖。1912年，启新洋灰公司向美国洛杉矶出口水泥1万多桶。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口水泥。1915年，启新水泥获巴拿马国赛会头奖。农商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19年，启新在国内所销售的水泥占全国总量的92.02％。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水泥厂。周学熙曾任袁世凯的财政总长。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积极兴办实业，还筹办劝工陈列所，劝导绅商投资工业。
荣宗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经营面粉发家，大战期间，荣氏兄弟创办申新几个纱厂，获巨额利润，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其次，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薄弱，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外国资本仍然超过本国资本，例如外国资本控制了全国机器采矿的75%.，日本资本控制了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94%.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下，民族工业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三，民族资本与封建经济相比，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绝优势，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一些资本家、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
那时的中国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空隙中，进一步发展的。战结束不久，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很快萧条下去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队伍的扩大，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在一些企业和地区，不断发生工人罢工。无产阶级的壮大，为以后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产业工人有60多万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产业工人已增加到200多万人。从1912年到1919年，中国工人先后爆发了130多次罢工斗争，有的甚至是全行业的同盟罢工，像苏州丝业工人1915年的罢工，就是全行业的，所有的同行的工人全部加入罢工行动。
经济构造的改变，也带来阶级队伍的改变，阶阶级队伍的改变，也带来中国人民的思想改变，这种改变，先是在悄然变，薄积厚发，最后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需要时间过程，这个过程，正在人们自觉和不自觉中进行着。
1918年冬天，孙中山在上海，拟好电报稿，发给苏联列宁，因为在中国，这个电报不让发，孙中山只好托友人带到加拿大发出去，这时已经是1919年的春天了：
（略480字）。缪勒尔是苏俄军官，1919年初来到中国。他在回忆录中说：
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曼特已经与天津和北京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同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还有阿加廖夫，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阿加廖夫到上海后，与李汉俊、吕运亨商谈出版中俄双语《劳动》杂志，并同中国倾向苏俄的人士接触，打通了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
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
1920年初，列宁派阿加廖夫、威廉斯基，开始出发前往中国，会见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