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五十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着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
是的。
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
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真事。
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们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
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
家庭妇女们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儿。几乎家家有袜底板儿。袜底板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解释起来实在啰唆，省略。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便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八小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也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被丈夫打了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地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而五十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六十年代便被粉碎……
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五十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五十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少女和“大姑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孩儿，一入中学，母亲们就会经常教诲她：“不小了啊，该有点儿大姑娘样儿了！”
当然，她们还根本不能算是“大姑娘”，只不过不再被视为“小姑娘”了。
于是，母亲们的经常教诲，对那些比“小姑娘”大比“大姑娘”小的少女们的心理发生了重要的暗示作用。她们便开始要求自己像“大姑娘样儿”了。
少女们已不再跳格子跳皮筋。那被视为“小姑娘”玩儿的项目。她们尤其较少跳皮筋了。因为跳皮筋是夏季玩儿的项目。夏季她们多穿裙子。跳皮筋有时需撩起裙子。皮筋举多高，一条腿要踢到多高。她们已自觉不雅。而母亲们倘见她们仍玩儿着，就会训斥。自己的母亲不训斥，别人家的母亲也会议论：“那么大个姑娘了，还撩裙子高踢腿的，真没羞。也不知她妈管过没有！”
我一直认为，跳皮筋对于少女们，是极有益于健康和健美的玩儿法。她们当年跳皮筋时灵敏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她们母亲当年训斥她们的情形，也一直是我回忆中有趣的片断。
倘她们不属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父母们自然也是遗憾的，但绝不至于像今天的父母们一样着急上火，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因为当年上学是为了识字。既已是中学生了，便一辈子不可能再是文盲了，父母们也就觉得对她们尽到了义务，满足于这一点了。大多数的她们，自己也满足于这一点。不就你是优等生，我不是吗？但你能读，我也一样能读；你能写，我也一样能写呀！中学毕业之后，不都是要参加工作的吗？不都是要学三年徒吗？学徒期间不都是只有十八元的工资吗？以后不都是要凭工龄凭实际工作表现长级吗……
的确，五十年代的她们中，只有极少极少数，非立志要升高中考大学不可。普遍的她们，自己并无很强烈的愿望。普遍的家长，也只打算供她们读到初中毕业。当年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机会较多，这使她们对自己前边儿的人生没有什么太严峻的忧虑。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怀，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净静。说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们心怀范围的有限。净静得当代人既不能说多么好也不能说多么不好。
她们不寂寞，也许因为她们之间有足够装满心怀的友情。一名少女当年伤心了，暗暗哭泣了，往往由于她们之间的友情发生误解了，出现裂痕了。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在别人家里见过这样的情形：
一个少女一回家就哭。
她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妈（或她爸）打她了！”
那么那个“她”，自然便是她的知心姐妹。
“她”在“她”家里挨打挨骂，她会难过得一回到自己家就哭起来，每一回忆，心为之感动。
不知今天的少女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那么样一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友情？那真是一种醇香如亲情的友情呢。
五十年代少女之间的此种友情，验证了一条人性的逻辑——对于心灵而言，有空旷，就有本能的填补。无好坏之分。
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象过于单调，因而世风相对较为纯朴。
打扮一个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极其简单的——一尺红或绿的毛线头绳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一双黑布鞋，足够了。只要“布拉吉”和黑布鞋是洗过了才穿上的，即使旧，也还是能使她们变得清清爽爽，灵灵秀秀的。有双白袜子穿更好，没有，也好。总之，当年那一种简朴到极点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极了美极了。
五十年代，她们中学毕业以后，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张罗罗地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居然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是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是“大姑娘”到是“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五十年代，二十来岁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坐上几站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行业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行业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开。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待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因而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大儿女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对方们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我自己的女儿才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
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条。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为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她们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地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了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大姑娘”了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
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
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边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心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的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
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五十年代“大姑娘”的娴静，还与较多地占有她们业余时间的编织与针线活儿有关。那些仿佛是她们的“书”。爱读书会使男人变得娴静，正如编织和针线活儿会使“大姑娘”变得娴静。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