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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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艰难的中国人(4)

看来有钱的中国人家真的是多起来了。清贫的家庭,也就只得寄希望于儿女在初考校场上使出浑身解数搏杀的结果了……有天,我的儿子晚上十一点半还没写完作业。我说:“儿子,算啦,睡吧!”他说:“爸,你别怜悯我。我们班有家远的同学,常一点多钟才能睡下。”而我们的这些孩子们,每天最迟六点半便得起床。他们一到初二,就没有了双休日。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地,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的。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而近十年来,这也发展,那也繁荣,我们又究竟多盖了几所高中?几所大学?或曰——考不上重点高中,家长和学生,就自行地泯灭了“大学梦”嘛!考“职高”嘛!全国真已有那么多“职高”了么?

升大学,其实早已非是什么“望子成龙”的思想在作祟,而是为了儿女将来起码可以谋到一份职业,成家过日子,不必父母操心至死。

一个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实是——一个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要找到一份工作,将是多难多难的事啊!

到工厂去当工人?

国有企业正在大裁员……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摆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儿危言耸听的意味儿。

良方何在?

据我看,目前没什么所谓良方。教委的官员们的头脑,并不比我辈愚笨。如果有好办法,他们早想出来了,早实施了。

唯一的办法恐怕也就是,也只能是——做家长的增强心理承受力,做儿女的也增强心理承受力。毕竟的,初考也罢,高考也罢,试卷面前人人平等。目前,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比试卷面前人人平等更平等的方式。只不过中国的初考高考试卷是全世界最难的罢了。落榜的倒霉。被淘汰了得认命。有钱的你就以钱抵分。没钱的能借到钱的,你若愿为儿女负债累累你就借。连借都借不着的,求爷爷告奶奶,赶紧替儿女找到份儿他们好歹能挣钱好歹糊自己口的工作。儿女此时最需当父母的帮一把。这就叫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为了尽到这个责任,哪怕将自尊剁碎了包装在礼品盒儿里去送人情,也是你完全应该的,也是值得的,也别有什么委屈。谁叫你做了父亲做了母亲呢?早没听说过“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么?这也叫父慈母爱啊!此时为父不慈,为母不爱,枉为父母。

当然,还要告诉儿女明白,“马失前蹄不算倒”,何况小小年纪,不过是马驹子。从赛马场上遭淘汰了,未见得就难成为一匹将来能驮、能载、能吃苦能耐劳的壮马好马。这世界上古今中外自学成才的人不乏其数。这世界也非是只为有高等学历的人才构成世界的……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女言语呕呕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国家的问题分而化之,均摊到具体的家庭,由具体的个人们,靠了增强的心理承受力承受,靠了坚忍的意志力背负,恐怕是目前,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式。

这是一种看似解决了危机,而实际上危机与日俱增的方式。因而,不可由国家认为是长久的方式。倘国家真的这么认为,国家和民族,终将会遭报应的。国家对此窘况,难道真的就一点儿作为也没有了么?答曰:否!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创办“职高”。这国家已在做着了。开拓就业市场——这是前提的前提,根本的根本。否则,“职高”毕业了又到哪儿去?

及早制定“累积税收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义务向国家多纳税。否则,这国家曾给予他们那么多优惠政策和先富起来的优先机会,为的又是什么?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耻的犯罪。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友人告诉我,至今为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总数,可兴建近百所高等院校!再有,就是少开些会吧!尤其少开那些隆隆重重地走巨大过场的会!一次会就是一所重点中学!少开几次会中国亡不了的。中国,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你这并不富有的国家,该节省的地方,节省一点儿吧!国家经济实力,也体现在拥有高等院校的总数的多少。国民素质的提高,也体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一般性常识。我们的儿女这一代,其实是命运注定,在劫难逃了。我们只能祈祷中国还我们的孙儿孙女辈以美好的青少年岁月!而不要他们在终于挤入了大学校门后去读他们本该是孩子们时才读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

7.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二〇〇九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十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十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五十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三分之一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