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见过死人，也不是没见过火葬，登州军民不管是否与自己有关，有的连建立修葺房屋的差事都搁下了，凑成团的来看规模上前的火葬。
虽然这年头儿的百姓忍耐力比较强，可看着南边下风口站着那么多登州军民，赵期昌神色古怪，根本不理赵炳然口中的平度知州周思兼这一回事。
是去年的新科二甲进士又如何？是徐阶的弟子又如何？
从孟尚义之死一事上，反正他是看明白了，这年头的人有太多的意外，可能你还没成长起来，就被单纯路过的路人一把掐死……
张居正这个去年的二甲第九进士又如何？一个运气不好回乡路上被蟊贼剁了也不是没可能，何况浮沉宦海之中，有时候你的生死真的由不得你，除非你事前就不卷进来。
可潮起潮落的汪洋大海之中，又起了风暴，你一介新丁没有大船傍身，不想着拉帮结伙上人家的战船，那你往往最先被风暴撕碎；至于那些开大船的如严嵩、夏言之流，他们也只是风暴中而已，看着是他们在发起风暴，实际上只是代言人罢了。
不管多大多硬的船，在水的力量前，沉没是一种必然，差别只在持久力。
别的不说，只要张居正在山东地界拜访友人，只要觉得有必要，赵期昌就能弄死这个人。张居正算什么，徐阶来山东只要不是带着几百护卫，不知不觉弄死一个老头子也不是难事。
反正他与张居正、徐阶没有一点关联，这种没有杀人动机而杀人的案件，才是最难破的！
可能他动手杀人，朝廷追查破案后倒霉的却是另外一帮人。
是故，赵期昌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察觉赵期昌对周思兼一事并不感兴趣，赵炳然只能心中感叹，感叹怎么有这种赵期昌这种矛盾的人。
这是个实打实手段狠厉的人，做的事情除了挥刀子杀人外，就是拿着锄头东刨刨西挖挖，刨的不是地方士绅的钱袋子，就是在挖朝廷的墙角。
偏偏让赵炳然无语的是，赵期昌从士绅那里夺来的东西名正言顺的抄没，塞进卫所体系成为公款公物，成了朝廷的东西；可这个小混蛋从朝廷那里撬走的墙角，又不知死活的收入自己腰囊里。
其他卫所军官家族五六代人一点一滴从朝廷身上扣下、慢慢积累下来的产业，让这小混蛋两年内就完成了积累，可想而知赵期昌掏登州卫财产掏的有多狠！
可更让赵炳然气恼的就是他还找不着说教的口角，如军械、铠甲之类的东西赵期昌手里握着一大票，可平均分摊使用的都是卫所子弟。就算不是正军出身，是军余也是合法的。
军余这种身份就是正军的助力，一个正军若是有钱，带一帮子军余上战场也是讲得通的。
再说土地，赵期昌强并地方士绅尤其是孙家夼那边的土地，可也正儿八经走了卫所程序，报的是开荒的名义。十年免税期内，人家不交税你也拿他没法子。
至于孙家夼这边的士绅告状？若赵期昌好欺负，倒霉的就是赵期昌了，可赵期昌不好欺负。因为这帮士绅天生就站不住脚，谁让被赵期昌抢走的土地都是没地契的黑地呢？
唯一能说教赵期昌的就是嗜杀方面了，比之其他地方，登莱这个地方的百姓非正常死亡率有点高，比如昨天一帮顶多算是流放之罪的恶徒，让赵期昌现场以军法给砍了，又理直气壮的以照顾受害女眷名誉、生活为由把‘人证’给放了……
结果就是一天不到的时间里，登州官场就别说了，城中士绅都各种写信询问这件事儿。终究不是审判后处决，这些人一个个质疑死者身份、死亡原因是否公正令人心服，表现的很关心这件事儿。
实际上……一个个都在质疑的赵期昌的执法权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
他赵炳然若表示赵期昌的执法权不靠谱，那今后赵期昌就别想在城中或其他地方用‘军法’杀人，里里外外的一层层束缚就会加到他身上。
可赵炳然该怎么说？
从感情上来说，城中作乱的那些人该杀，从法理上来说这种作乱的贼众府县衙门只有逮捕权，到底是不是死刑还需要省里的臬司来审核，然后上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这三司分别计议、复审，最后确定死刑名单给皇帝，由皇帝朱批勾名。
在这一重法理里，百姓作乱有罪该杀，也得由皇帝来杀，因为百姓是皇帝的子民，是皇帝的财产。
所以，在人力宝贵的时代里，或者承平已久的时代里，赵期昌这么大规模、密集的当众一次性处决百余人，不管合法不合法，御史弹劾你能弹得你没心思做事。
可问题站在赵期昌的角度来看，赵炳然不用想就知道赵期昌执行击杀权的借口，这个借口无比的正当，又令人恐惧：抗法、袭击军士、形同谋逆！
一些地方宗族强盛的地方常常纠集民众冲击衙门，这种乱民、刁民常干这种事儿，习以为常。这种百姓该不该杀是个问题，可绝对不能因为一句法不责众而姑息。
恶法也是法，法的威严不能动摇，所以对作乱百姓进行惩戒是必须的。
可是！大明的律法是援例法！
都说情理法情理法，这无非就是人情、道理、法律三重标准，这就是地方官判案的三条主要依据。
人情、道理属于浮动标准且不去管，就说大明律，很抱歉没有一条条的例子约束你说这该怎么做，又不该怎么做，大明律很简单，至今只有一百余条，看着很简单。
实际上呢？要学大明律就要学快二百年来的各种类型的案件，这些过去已经判下、成立的案件就是模版，今后判案的时候引用这些模版就行了。
援例法的优点就是执法成本低，灵活充满人情味（士绅代表民意，才有人权……）。
所以，一起事件从不同的立场去看，结论就不一样。
衙门里以本地人的人力资源为重，最不喜欢的就是军队或强盗在境内杀人，不论兵匪动手，影响的都是地方官、衙门的威望。
地方士绅看的更简单，他们本就不在寻常律法管治范围内，只有他们内斗时无法分出胜负时，才会借朝廷律法来做最终裁定。而赵期昌不论合法与否，反正过度杀人就是不对的，因为赵期昌能一念之间杀本地作乱的凶徒，那也能一念之间杀掉他们！
而赵期昌呢？军队杀人向来借口简单、霸道，反正也不需太复杂的理由，实在是用不上。作为维护统治的合法力量，任何袭击、对抗他们的人、组织那就是抗拒王法，说的严重那就是乱臣贼子，该杀！
援例法，就那么百多条律法能管多少东西？实际施行过程中，还不是由人人认可的公理、以及人情关系充当了左右判案结果？
说白了，这就是个人情社会，握着地方舆论权把持民间公理的士绅们不满赵期昌，这才向赵炳然试探，看赵炳然怎么看待赵期昌。若是支持，那士绅们自然不会跟军、政头目掰腕子，若是赵炳然不满赵期昌……
所以，赵期昌的前程此时就握在赵炳然手中，他若透露口风出去，下面的士绅发动各种关系，在朝中使力，不说让赵期昌元气大伤，起码也能调走赵期昌！
这一点士绅们觉得很重要，等待着赵炳然的态度。
可赵炳然却认为事情的发展早已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因为登莱的问题已经不是调走一个赵期昌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这里的武人已经产生了一种‘争’的意识，不会再如以前那样盯着村里一亩三分地而内斗不已。现在的登州军官家族尝到了甜头，享受到了威风、体面的生活，使得他们对历城的渴望远远超过他们的历代先祖。
彭黯刚来山东时根基不稳，这才给了登莱武人控制历城的最大机会！
登莱青这西三府素来贫瘠，登莱的军户穷汉们在历城风光了一把，起码这一两代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心甘情愿窝在登莱混日子的！
赵炳然确信，只要谁调走赵期昌，登莱两府各卫所之间便会爆发更为激烈的内斗，有赵氏前车之鉴，这次内斗会更为激励。脱颖而出的下一代领袖，比之赵期昌更难以控制，因为一层层内斗上来的军事领袖，往往是枭雄之姿！
比之枭雄，现在的赵期昌算什么？
只是一个引得无数人追随，手握着火把坐在火药堆上的孩子罢了，只是一个孩子。
谁逼赵期昌，可能就会引爆这对火药，火药爆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别的，仅仅只是天下武人的一点怨气。而一点怨气，足以造成比三十年前更为庞大的战乱。
因为这次作乱的是军户，是天生就会打仗的一帮人，论造反，这帮人才是专家。
卫所军战斗力低？如赵期昌一样去掉一层层枷锁，你敢说卫所军战斗力低？
激发斗志的卫所军，可是葬送了元朝的强大力量！
而赵期昌，这个时时刻刻都在激发、影响身边登莱武人斗志的少年，在赵炳然看来只是一个纯粹的传统武人。
不是传统的当世武人，犹如开国时的传统将领一般无二：做什么只是想获得更好罢了。
甚至，这个纯粹的武人不会主动去害人，比如平度知州周思兼。
这个冲动、意气用事的年轻人跟赵期昌一样，面对天灾不愿束手旁观。周思兼连上司衙门问都不问就开启府库……这可是天大的靶子呀，只要推周思兼去当靶子，那赵期昌胁迫胥吏开启官储的事儿也就揭过去了！
可是，赵期昌连周思兼的事儿问都不问，是想不到这一茬，还是别的原因？
反正这一点上来说，不会转移危险的人，在官场上就跟孩子差不多。
赵期昌如此对待同样开启官储的周思兼，那周思兼确悉登州开启官储一事后，又会如何做？
这是让赵炳然好奇的一件事儿，他不准备提醒赵期昌，他准备看看后续变化。
在他的思索中，火场终于点燃了，北风吹拂下，顷刻间就燃起了山一样高的烈焰。
赵期昌有相关经验，已经扭过头去，不愿再看火场，如果可以他都想把鼻子堵住。虽说在上风口，可还是能闻到的。
问到这个味道，可能半年内都不想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