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当日制定《革命方略》时，他把革命建国事业的措施程序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革命方略》成于丙午年（1906），其后续有修订。至民国八年中山先生作《孙文学说》时，他在第六章里再三申说“过渡时期”的重要，很明白地说“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民人，实行地方自治”。至民国十二年一月，中山先生作《中国革命史》时，第二时期仍名为“过渡时期”，他对于这个时期特别注意。他说：
第二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散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其县官。……革命政府之对于此自治团体只能照约法所规定而行其训政之权。
又过了一年之后，当民国十三年四月中山先生起草《建国大纲》时，建设的程序也分作三个时期，第二期为“训政时期”。但他在《建国大纲》里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约法”，又不曾提起训政时期的年限，不幸一年之后他就死了，后来的人只读他的《建国大纲》，而不研究这“三期”说的历史，遂以为训政时期可以无限地延长，又可以不用约法之治，这是大错的。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可以知道他绝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况且《建国大纲》里遗漏的东西多着哩。如二十一条说“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是训政时期有“总统”，而全篇中不说总统如何产生。又如民国十三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已有“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的话，而是年四月十二中山先生草定《建国大纲》全文二十五条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一党专政的。这都可见《建国大纲》不过是中山先生一时想到的一个方案，并不是应有尽有的，也不是应无尽无的。大纲所有，早已因时势而改动了。（如十九条，五院之设立在宪政开始时期，而去年已设立五院了。）大纲所无，又何妨因时势的需要而设立呢？
我们今日需要一个约法，需要中山先生说的“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的一个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我们的口号是：
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
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写于1929年5月6日，载于《新月》第2卷第2号。）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人权与约法》一篇文字发表以来，国内外报纸有转载的、有翻译的、有作专文讨论的。在这四五十日之中，我收到了不少的信，表示赞成此文的主张。我们现在发表几篇应该提出讨论的通信，略加答复。其他仅仅表示赞成的通信，我们虽然感谢，只因篇幅有限，恕不能一一披露了。
胡适
（一）
适之先生：
拜读大作《人权与约法》第七页第四行“……是训政时期有总统”。对于训政两字，觉得有点疑问；以《建国大纲》条文本身看去，是在宪政时期才有总统。第十六条云，“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第二十五条云，“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可见得《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宪政时期，尚无宪法。再以第十九条“在宪政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可证明五院制是应该在宪政时期试行的，“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是宪政时期之总统。专此修函商榷，是否请赐教言，尤深感激。并请文安。
后学汪羽军鞠躬
汪先生指出的错误，我很感谢，他指出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建国大纲》所规定之宪政时期，尚无宪法”最好的证据是《建国大纲》第二十二条：“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草案须根据于宪政时期的成绩，可见宪政时期尚无宪法。
但我们仔细看大纲的全文，不能不说第二十二条所谓“宪政时期”只是“宪政开始时期”的省文。在此时期，在宪法颁布之前，有五院、有各部、有总统，都无宪法的根据。则二十一条所谓“总统”仍是革命军政时代所遗留的临时政府的总统。我原文所谓“训政时期有总统”，似乎也不算误解中山先生的原意罢？
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认训政与宪法不可同时并立。此意我已作长文讨论，载在本期的《新月》。
中山先生不是宪法学者，故他对于“宪政”的性质颇多误解。如大纲第二十五条说：“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这是绝大的错误。宪法颁布之日只是宪政的起点，岂可算作宪政的告成？宪法是宪政的一种工具，有了这种工具，政府与人民都受宪法的限制，政府依据宪法统治国家，人民依据宪法得着保障。有逾越法定范围的，人民可以起诉，监察院可以纠弹，司法院可以控诉。宪法有疑问，随时应有解释的机关，宪法若不能适应新的情势或新的需要，应有修正的机关与手续。凡此种种，皆须靠人民与舆论时时留心监督，时时出力护持，如守财虏的保护其财产，如情人的保护其爱情，偶一松懈，便让有力者负之而走了。故宪法可成于一旦，而宪政永无“告成”之时。故中山先生之宪政论，我们不能不认为智者千虑之一失了。
（适）
（二）
适之先生足下：拜读《人权与约法》一文，具征拥护自由之苦心，甚佩，甚佩。唯管见所及，不无异同之点，姑缕述如左，以就正于先生。
（一）清季筹备宪政，定期九年，所以不允
即行立宪者，谓因人民参政能力之不足。今日破坏告成，军事结束，所以特定训政时期者，殆亦因民众程度幼稚，非经一番严格训练，未便即行交还政权耳。设在此训政期内，颁行约法，当然与民初之临时约法不同。临时约法系由临时参谋院制定公布，其中缺点虽多，尚有几分民意表现。今后颁行约法，不过如汉高入关之约法三章耳。人民应享之自由究有几何？
（二）民国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组，援俄意先例，揭橥以党治国。在宪法未颁以前，继续厉行党治，似无疑义。党治一日存在，则全国人民不论是否党员，对于党义政纲，应奉为天经地义，不得稍持异议。即使约法颁布，人民之言论出版仍须受严重限制。
（三）按照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定政纲，其中有对内政策第六项，载明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他日制定约法，无论如何宽大，总不能超过对内政策第六项。苟欲恢复自由，虽不另定约法，按照第六项实行未尝不可。盖就目前政制言之，党纲法律似无多大区别也。若不实行，虽颁布约法，亦属徒然。
以上三点，是否有当？敬乞先生及海内贤达指正。
民国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诸青来
诸先生提出的三点，都值得我们的注意。我们现在简单答复如下：
（一）现在我国人民只有暗中的不平，只有匿名的谩骂，却没有负责任的个人或团体正式表示我们人民究竟要什么自由。所以“人民应享的自由究有几何？”这个问题是全靠人民自己解答的。
（二）我们要一个“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其实今日所谓“党治”，说也可怜，哪里是“党治”？只是“军人治党”而已。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觉悟宪法的必要。
他们今日所争的，只是争某全会的非法，或某大会的非法，这都是他们关起门来的妯娌口角之争，不关我们国民的事，也休想得着我们国民的同情。故为国民党计，他们也应该参加约法的运动。须知国民的自由没有保障，国民党也休想不受武人的摧残、支配也。
（三）约法即是国民党实行政纲的机会。政纲中对内政策第六条云：“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诸先生忽略了“确定”二字。政纲所主张的，载入了约法或法律，才是确定。不然，只不过一种主张而已。
（适）
（1928年，就“人权与约法”，胡适针对有争议的通信予以答复，即成《“人权与约法"的讨论》。）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
我在《人权与约法》（《新月》二卷二号）里，曾说：
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虽没有明说“约法”，但我们研究他民国十三年以前的言论，知道他绝不会相信统治这样一个大国可以不用一个根本大法的。
这句话，我说错了。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先生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中山了。他的《建国大纲》简直是完全取消他以前所主张的“约法之治”了。从丙午年（1906）的《革命方略》，到民国十二年（1923）的《中国革命史》，中山先生始终主张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
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中山先生完全取消这个主张了。试看他公布《建国大纲》的宣言说：
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论者见临时约法施行之后，不能有益于民国，甚至并临时约法之本身效力亦已消失无余，则纷纷然议临时约法之未善，且斤斤然从事于宪法之制定，以为借此可以救临时约法之穷。曾不知症结所在，非由于临时约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
他又说：
可知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临时约法绝不能发生效力。
他又说：
军政时代已能肃清反侧，训政时代已能扶植民治，虽无宪政之名，而人人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口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
这是中山先生取消“约法之治”的理由。所以他在《建国大纲》里，便不提起“约法”了。
《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没有宪法。如第二十二条云：
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各到时采择施行。
宪法草案既要根据于训政、宪政两时期的成绩，可见“宪政时期”还没有宪法。但细看大纲的全文，二十二条所谓“宪政时期”乃是“宪政开始时期”的省文。故下文二十三条说：
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这样看来，我们须要等到全国有过半数省份的地方自治完全成立之后，才可以有宪法。
我们要研究，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延迟宪政时期呢？简单说来，中山先生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他在公布宣言里曾说：
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
他在《建国方略》里，说得更明白：
夫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之不足，固无可隐讳者也。且加以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诚有比于美国之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也。（第六章）
他又说：
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第六章）
他又说：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国民），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第六章）
综合上文的几段话，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所以他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以一县为单位，从县自治入手。
这种议论，出于主张“知难行易”的中山先生之笔下，实在使我们诧异。中山先生不曾说吗？
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建国方略》第五章）
他又说过：
夫维新变法，国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同上）
参政的能力也是这样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需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治国是大事业，专门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学识。但人民的参政不是专门的问题，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所患的只是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故民治国家的大问题总是怎样引导民众出来参政。只要他们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这便是“行之则愈知之”，这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中山先生自己不曾说吗？
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