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在公产之世，简易者人人能为之；较难者，则有专司其事之人，此为封建时代工官之前身。但其后私人工业渐兴。[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业，使停滞不进者在：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孙初不必尽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缚驰骤，非所乐而强为之者矣，一也。工官之长，时曰工师，所以督责其下者甚严。下者乃不得不苟求无过，凡事率由旧章，则无由改善矣，二也。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级，故《月令》再言“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管子》曰：“寂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无度，民必有冻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重令》）此即汉景帝“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伤女红”诏语所本，原不失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乐，实视其时之社会组织而定，不能禁富贵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势必淫侈仍不能绝，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为所遏绝者矣，三也。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变者也。而社会日新无已。阅一时焉，社会遂与制度不相中。削足适履，势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实亡矣。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工官之设，初盖以供民用。然其后在上者威权日增，终必至专于奉君，而忽于利民。孟子之诘白圭也，曰：“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数，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齿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为而用之者，继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相需之数必骤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与之俱增也，则民间百业，缘之而起矣。工官取应故事，民间所造之器，则自为牟私，相竞之余，优绌立见，则一日盛而一式微矣，况乎新创之器，又为工官所本者邪？此皆私人工业代工官而兴之故也。]
商业。初止行于团体之间，[《老子》曰：“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据《史记·货殖列传》）《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权修》）《盐铁论》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术，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水旱》）盖古代部族，凡物皆自为而用之，故无待于外也。然智巧日开，交通稍便，分业即渐行于各部族之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货即化，谓变化此物为他物也。]商人如伙友，团体方系老板。——损益皆由团体负之。——但团体间之交易行，则团体内部之组织，不复合理，遂至渐次破坏，斯时并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于是人之所需，渐不能仰给于团体，必须自行设法，与人交换，商业遂渐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矣。商业能（1）打破部族间之界限。（2）使团体内部，人与人之利害对立。（3）贫富不均。（4）使下级者对于上级之命令，不肯真实服从（因商业专从利害打算，不轻信人）。改变社会之力最大。
古代之道路
最初《庄子》所谓“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马蹄篇》]其后，田间有阡陌，其较宽平者为驰道。国中之道路，大约宽广。
交通上利用牛马之力，但皆乘车，牛车曰大车，马车曰小车。[《论语·为政》：“子曰：大车无囗，小车无囗，其何以行之哉？”《集解》：“包曰：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战车亦用马。以人推挽者曰辇，甚大，用人甚多。[《周官》乡师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注》云：“輂驾马，辇人挽行，所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藩营。《司马法》曰：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案《春官》巾车，“王后之五路”有辇车。《注》云：“为辁轮，人换之而行。”又服车五乘，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注》但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与栈车皆不言为人挽。而《诗》“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云：“栈车，役车也。”《笺》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栈车、辇者。”一似栈车、役车，皆以人挽行者，盖役车既可驾马，又可人挽行；既可乘坐，亦可供役；而栈车、役车同为无饰，故二者又可通名也。《说文》：“辇，挽车也，从车伴，在车前，引之也。”伴训并行，盖二人挽之，抑或一推一挽。《司马法》所言，乃行军时制，寻常役车，固不必如是其大也。]
有驿以传命。[其初盖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说文》传、遽互训，而《管子·大匡》言，三十里置遽委，有司职之，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是其征也。驿有车有骑。]报信之方法更速者为烽火。（古烽火之制，见《史记·周本纪》末，《索隐》但说烽火似互讹。[《周本纪》：“幽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熢火。”]）
开辟渐及山地，乃渐骑马。[顾亭林《日知录》论骑射之始云：“春秋之世，戎、翟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翟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知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虽论军事，而交通从可见焉。]
最古刳木为舟（独木舟），后能用箄、筏（桴），至能斫木成板，再加联合，则有今之舟。[舟之兴，盖始于浮木，《庄子·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此盖最古之法。稍后，则知刳木。《淮南子·说山》曰：“古人见窾木浮而知舟。”《诗》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云：“《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虚。《注》曰：舟谓木板，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即古又名曰虚，总名皆曰舟。”案《诗》所谓方，即《淮南子》所谓方版，乃后世之筏，不足以当舟。虚则其所谓窬木，而亦即《易》所谓刳木也。舟之始，盖仅如此，能方版而为筏，技已稍精，知造舟则更进矣。]
桥，大约多木桥，水浅时为之。水阔者用船连接而渡，所谓“造舟为梁”，即后世之浮桥也。[宋陆放翁有句曰：“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既能浮木以渡水，则亦能架木以为桥。《说文》：“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是也。其字亦作杠。《孟子》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梁与杠字并从木，盖亦架木为之。《尔雅》曰：“石杠谓之徛。”则后来更用石也。《郭注》云：“聚石水中，以为步渡。”盖未能为桥时，又有此法。]
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试观《左传》，北方用船运漕，只“泛舟之役”一次。（秦输晋粟，在僖公时。[十三年]）南方吴、楚沿江屡有水战。末年，吴徐承又以舟师自海伐齐，（哀公时。[十年，《左氏》]）[越王勾践亦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国语·吴语》）]则不徒内河，并及缘海矣。又吴“沟通江、淮”，即今淮南运河也。[《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引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左氏》昭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盖自江至河，水道几于纵横交贯矣。果谁所为不可知，而其较大之工程，明见记载者，为徐偃王、吴夫差。]故知水道之发达，必始于南，而南方古史传者甚少，故中国水道交通之发达史不详。
《禹贡》九州入贡，皆有水道，盖战国时情形。
行路歇宿之处，古皆官营，其制略见《周礼》。[《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君、大夫等至他国，或有他预备之馆舍，或即供宿其贵族之家，所谓馆于某氏也。《觐礼》：“天子有赐舍。”《曾子问》曰：“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觐礼》又曰：“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盖无特设之客舍，故各就其家馆之。民间往来，亦当如是。]公家经营之歇宿，平民本亦可止息，观汉世之亭，犹官民公用可知。但行路多，势难遍给，于是有民营之逆旅，其事略见《商君书》。至后世则虽欲官营，而不可得矣，见《晋书·潘岳传》。
古代之用人
古代之用人，大抵大夫以上，多属世官，征服之族中执政权者为之。士则出于选举（选举与世官为对待之名词），[遽古之世，公产之群，群之公事，必有人焉治之，则必举其贤者能者，此即孔子所谓“选贤与能”也（《礼记·礼运》）。后为黩武之群所征服，百战所得，视同私产，遂行世官。然旧有之事，征服者初不甚干涉之，故选举之法仍存。]其法有二：（1）如《周礼》所说，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平时考察其民之德行道艺，三年大比（查轧人口及军用品）之时，与其贤者能者。（2）如《礼记·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于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升之于司马，然后用之。大约两法都有些事实做根据。
至于学校，在国中者谓之学，为宗教哲学之府，初与明堂合一，后乃分出，欲知其说，须看惠栋《明堂大道录》、阮元《明堂说》。（在《揅经室集》中）在乡间者为校、（见《公羊》宣公十五年何《注》。[《注》曰：“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孟子》所谓：“校者，教也。”]）庠（行乡饮酒礼。[《孟子》：“庠者，养也。”]）、序（行乡射礼。[《孟子》：“序者，射也。”]），乃兴教化之处，非讲学问之处。汉人言兴乡学者犹如此。
此等学校中，并无应用之学（看《礼记·学记》可知）。应用之学，则从办事之机关中来，《汉书·艺文志》推论九流之学，皆出于王官者如此。封建制度破坏，官失其守，遂变为私家之学，平民之能术学问者渐多，教育之权，移于私家，学术亦散布于社会矣。战国之世，上级官吏，渐不能专用贵族，于是游士兴，贵族政治，渐变成官僚政治。
战国时，社会剧变有二：在经济上，（1）井田之制大坏。（2）商业大盛。前已言之。在政治上，则（1）为官僚阶级之兴起。（2）为国民军之编成。古大夫以上皆世官，士以下乃出选举。选举之法有二：（1）如《周礼》所言，乡大夫以下，治民之官，皆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之时，与其贤者能者，盖即用为比（五家）、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之长，所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也。[见《周礼》。俞正燮《乡兴贤能论》曰：“出使长之，用为伍长也。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2）如《王制》所说，乡论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成，升诸司马，司马辨其才而用之，则与贵族同其作用矣。战国时，士之干求进用者，不限一国；君之用之，亦不拘常法，于是游说之事盛行，此辈浸代贵族之地位（在朝及治理地方），而官僚阶级之兴（此事于封建破坏，大有关系）。
古正式军队，限于征服之族。故《周礼》出兵，限于六乡；齐有士之乡与工商之乡；（见《国语》《管子》）楚庄王亦“荆尸（一种出兵之法）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邲之战）。非士乡之人，只令保卫本地方而已。故《左传》鞌之战，齐顷公见保者而勉之也。[成公二年]至战国时，则此等守卫本地方之兵，悉数调上前线，故其数骤增，论者谓“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也。[苏秦说齐宣王之辞。]中国兵制，近乎通国皆兵者，莫如此时若。而此制秦人行之，尤为有效，读《荀子·议兵篇》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