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于《戴记》，独尊《大学》《中庸》，诸子中独尊《孟子》，以配《论语》，而为《四书》。固由于《大学》言为学之方，最有系统；（《朱子语录》：“问初学当读何书？曰：《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答问，难见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凡，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所乡，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功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又曰：“今且须熟究《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之。”又曰：“《大学》是修身治人的规模。如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中庸》所言之精微；《孟子》于诸子中，独为纯正；亦与其道统之说相关也。水心既不信道统之说，故于《学》《庸》《孟子》，咸有诘难，其难《大学》格致之说，曰：“《大学》以致知格物，在诚意正心之先。格字可有二解：物欲而害道，格而绝之；物备而助道，格而通之是也。程氏以格物为穷理。夫穷尽物理，则天下国家之道，已无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以为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故程氏之说不可通。然格物究作何解，殊未能定。盖由为《大学》之书者，自未能明，以致疑误后学也。”其难《中庸》，谓：“《书》惟皇上帝，隆衷干下民，即《中唐》天命之为性。若有恒性，即率性之为道。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案所引三语，出《伪汤诰》）然言降衷可，言天命不可。何者？天命物所同，降衷人所独也。惟降衷为人所独，故人能率性而物不能。否则物何以不能率性邪？性而曰恒，是以可率。但云受命，则不知当然之理，各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矣。民有恒性，而后绥之，无加损也。云修则有损益矣。是教者强民从己也。”其难《孟子》，曰：“《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者。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盖以心为官，出孔子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案此诸说，均属牵强。格物之释甚多，是非诚难遽定。然因其说之难定，遂谓古人自不能通，则未免失之武断。水心谓“功力当自致知始”，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明格物致知，即系一事，原自致知为始也。古书言性，本皆指人性言之。言物性须别之曰物，言人性不须别之曰人，言语之法，自如此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谓当以心之思，正耳目之蔽，非谓任心而遂废耳目也。谓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后人之心，安能常思而得之？试问耳目为物所引，果有此事乎？无此事乎？耳目为物所蔽，不借心之思以正之，将何以正之乎？心不能常思而得，将废心而专任耳目乎？抑当致力于治心乎？水心曰：“唐虞三代，上之治为皇极，下之教为大学，行之天下为中庸。汉以来无能明之者。今世之学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内外无不合，故心不劳而道自存。今之为道者，独出内心以治外，故常不合。”夫心思耳目，非对立而为二物也。用耳目者，非能不用心思；而心思亦非能离耳目而为用也。（物交物则引之，所引者仍系其心。谓心随耳目之欲，而不思其邪正也。若竟废耳目之用，则本无物欲之蔽矣）今乃曰：自外入以成其内，自内出以治其外，其说果可通乎？
水心于太极先后天之说，亦皆加以驳诘。谓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太始太素等茫昧荒远之说，实惟庄、列有之。又谓《河图》《洛书》之说，已为怪诬，况于先后天乎？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五十，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意，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云云。此说诚亦有理。然太始太素等名，见于《易纬》。纬书固多怪迂之论，中亦多存经说。谓其不足信则可，谓非古说则不可。专言数诚非孔氏之意。然古代哲学，与天文历数，相关极密。谓孔子不专言数则可，必谓言数之说，尽出后人附会，亦非。水心谓“天地阴阳，最忌以密理窥测”。推其意，必专就事论事；高深玄远之说，一语不及而后可。然哲学固不容如是也。
水心又论“黄叔度为后世颜子”之说云：“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汉人不知学，以质为道。遂使老、庄之说，与孔、颜并行。”案宋儒好言“圣贤气象”。在彼修养之余，诚不能谓无所见。然亦有入魔道处。水心此论，颇中其失。
水心既以实角为主，自不免功利之见。故谓“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殊不知上下交征利，势必至于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正古人之以义为利；而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亦正所以规远利也。此等说，皆未免失之偏激。
凡主张功利之说者，世人每谓其心术不可问，此实不然。彼不过立说少偏耳，其意，固欲以利人也。若但图自利，则鸡鸣而起，孳孳为之可矣；而何必著书立说，以晓天下乎？故主张功利之说者，其制行，往往高洁过人，方正不苟。以其策书与主张道义之人异，其蕲向则同也。水心当韩侂胄用兵时，尝一出任事，以是颇为论者所讥。此实理学家好苛论人，而不察情实之弊。不可不有以正之。案水心当淳熙时，屡以大仇未复为言。开禧欲用兵，除知建康府。顾力言此事未可易言，欲先经营淮、汉，使州有胜兵两万，然后挑彼先动，因复河南；河南既复，乃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为进取之计。实为老谋胜算。而侂胄急于建功（急于建功，便是私意），不能用。水心又上箚子，请修实政，行实德。意主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尤欲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时亦以为迂缓，不能用。但欲借其名以草诏。水心力辞。则其不同侂胄之轻举，彰彰矣。兵既败，乃出安集两淮。力陈救败之计。旋兼江淮制置，措置屯田。时传言金兵至。民渡江者亿万，争舟至覆溺。吏持文书至官，皆手颤不能出语。水心叹曰：“今竟何如？”乃用门下士滕宬计，以重赏募勇士，渡江劫其营。十数往返，俘馘踵至。士气稍奋，人心稍安。金人乃解。水心相度形势，欲修沿江堡坞，与江中舟师相掎。自此渐北，抚用山水寨豪杰。中朝争于求和。水心以为不必，请先自固，徐为进取之图。盖其审慎于启衅之先，效命于偾军之际，其忠忱才略，咸有足多者。而忍以一节轻议之哉？况所议者，皆捕风捉影，不察情实之谈乎？侂胄既死，其党许及之、曾孝友等，惧得罪，反劾水心附会用兵，以图自免。遂夺职奉词。前此封事具在，竟莫能明其本末。亡国之是非必不明，功罪必倒置，可为浩叹矣。水心弟子周南（字南仲，吴县人），北伐时，尝奉长枢密院机速房之命。辞曰：“吾方以先事造兵，为发狂必死之药，敢乡迩乎？”卒不受命。侂胄之诛，水心弟子与者三人。（赵汝谈、汝囗、王大受。汝囗，一作汝谠，字蹈中，大梁人。大受，字宗可，一字拙斋，饶州人）亦可见水心之宗旨矣。水心既废，杜门家居，绝不自辩，尝叹“女真复为天祚，他人必出而有之”。又谓“自战国以来，能教其民而用之，惟一诸葛亮，非驱市人之比。故其国不劳，其兵不困，虽败而可战。”其经纶又可见矣。其与丁少詹（丁希亮，字少詹，黄严人。水心弟子）书，谓“世间只常理。所谓豪杰卓然兴起者，不待教诏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尽耳。至于以机变为经常，以不逊为坦荡，以窥测隐度为义理，以见人隐伏为新奇，以跌荡不可羁束为通透，以多所疑忌为先觉，此道德之弃材也。读书之博，只以长敖；见理之明，只以遂非”云云。则卓然儒者之言，虽程、朱无以逾其淳也。然则世之踔弛自喜，好为大言，而实际并无工夫，隐微之地，且不可问；而顾谬托于功利之论，以哗世而愚众者，宁非言功利者之罪人哉？
永康之学，源于东莱。然东莱之论，实与永康绝异，不可不察也。东莱与叶正则书曰：“静多于动，践履多于发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功夫如此，然后可久可大。”与朱侍讲曰：“向来一出，始知时事益难平，为学功夫益无穷，而圣贤之言益可信。”其与陈同甫，则曰：“井渫不食，正指汲汲于济世者。所以未为井之盛？盖汲汲欲施，与知命者殊科。孔子请讨见却，但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孟子虽有自任气象，亦云吾何为不豫哉？殆可深镜也。”则实非急于功名之流。其论政事，亦恒以风俗为重。所撰《礼记说》，訾“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论政事”。《论语说》曰：“后世人所见不明，或反以轻捷便利为可喜，淳厚笃实为迟钝，不知此是君子小人分处。”《与学者及诸弟书》曰：“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原，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熏蒸上腾，亦有转移之理。虽然，此特忧世之论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当深长思也。”皆卓然儒者之论。其论自治，谓：“析理当极精微，毫厘不可放过。”又谓：“步趋进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会，必有不到。惟常存此心，则自然不违乎理。”颇能兼朱、陆之长。史称东莱少时，性极褊。后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省，遂终身无暴怒。《困学纪闻》纪其言，谓“争校是非，不如敛藏收养”，则其气象宽博，自有过人者。宜其不与于朱、陆之争，且能调和二家也。
东莱死后，其弟子约，议论渐变。朱子答刘子澄曰：“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子约立脚不住，亦曰：吾兄，盖尝言之云尔？”又一书曰：“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出一般差异的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答潘端叔曰：“子约所守，固无可疑。然其论甚怪。教得学者相率舍道义之途，以趋功利之域。充塞仁义，率兽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极力陈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过当。若据其议论，则亦不得不说到此地也。”可见功利之说，皆起于子约时矣。然其主持，实以陈同甫为最力。故朱子答黄鲁直书，谓“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抵名宗吕氏，而实主同甫”。《语类》又谓“伯恭门人，亦有为同甫之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