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本研究的结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复兴中国文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其文化学术思想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学问之深、学问之广，有口皆碑。在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国内乃至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刊发了不少哀悼先生的文字。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敬挽
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
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
——任继愈敬挽
从这些哀悼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先生为后人所敬仰的首先是他的为人，其次是他的为学。由此可见，梁漱溟不仅是个学贯中西的大哲人，更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
一、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意义
近些年来，梁漱溟博大精深的哲学、教育学思想已经撩拨了众多研究者的探究兴趣。但是，散见其《人心与人生》、《中国士人心理》、《心理的调整》、《心理的关系》等著作中的富庶的心理学思想却少有系统的研究者。笔者于1997年将其拟定为个人研究方向之一，率先专门从心理学角度系统研究梁漱溟思想体系。在课题的先期研究中，得到了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先生的亲自指导。本课题研究的先期成果《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摭谈》、《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分别在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心理科学》和《心理学报》上刊出，得到国内理论心理学界专家的肯定，并引起不少心理学、哲学工作者的关注。
现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壁垒森严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全球宗教的、本土的、民族的、地域文化的冲突进一步凸现。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教授在《外交事务》夏季号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大声疾呼：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此言一出，即刻引起了世界性的冲击波。21世纪世界纷争的根源已经不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利益，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认同。冷战结束后，“文化认同”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需求自我重新定位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氛围里，重新反刍梁先生的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探讨，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评价梁漱溟先生
对梁漱溟和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继《梁漱溟全集》（8卷）问世后，又相继出版了《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等，1991）、《梁漱溟问答录》（汪东林，1991）、《梁漱溟随想录》（鲁薇娜，1992）、《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跃明，1995）、《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美]，1995）、《梁漱溟哲学思想》（郭齐勇等，1996）、《梁漱溟自传》（梁漱溟，1998）、《梁漱溟评传》（景海峰等，1999）、《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熊吕茂，2000）、《梁漱溟传》（郑大华，2001）等著作和译著，见诸报刊的论文也有近百篇之多。但更多的是对先生哲学、教育学思想的研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出全面的述评，必将有益于我们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梁漱溟先生。忽视先生在心理学方面的造诣，势必影响我们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思想。
（二）可以加强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心理学史作为心理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正式建立以来，经过20年来研究者孜孜不倦地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但从纵向比较来看，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比起我们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掘要逊色许多。对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发掘、探讨、整理，无疑将有助于强化我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中某些问题和个案提供借鉴
作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拓荒者”，笔者在研究初期，曾提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正如他的哲学思想一样，没有构架起精致的逻辑体系”。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南开大学陆信礼先生的商榷之后，笔者的研究得以更深一步地发展：梁漱溟的“人类心理学”思想自成体系，而且在应用心理学和诸多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对心理学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规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诸如“心”、“意欲”、“直觉”、“现量”、“自觉”等基本问题的阐释，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依然具有借鉴意义。他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中国人的心理特质，值得我们学习。
（四）推进心理学“中国化”的进程
大力推行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心理学的中国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我国古代文化思想中提炼出适合科学心理学要求的理论或概念，如中国古代的“人贵论”、“习与性成”等观点，使心理学能够在东西方文化的浇灌下健康成长。二是继续鼓励心理学各个领域的本土化研究，使我国各个领域的心理学在研究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等方面，摆脱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积累反映中国人心理特征的素材，形成代表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理论。总之，心理学特殊的学科性质以及西方心理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预示着：“中国化”将成为心理学发展的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是心理学的科学化，就是用中国文化（包括佛禅思想）的精神与西方心理学嫁接，取长补短，锻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心理学。梁漱溟作为处在特定时期的新儒家，与接受过正规心理科学训练的蔡元培、陈大齐等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一方面汲取了传统的中国心理学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原理去诠释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因此，发掘和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既是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又是阐释现代心理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
二、梁漱溟思想研究综述
为了推动梁漱溟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笔者检索到的近十年来约百篇梁漱溟思想研究专著、论文作一综述。虽然其中专门研究梁漱溟心理学思想的只有自1999年笔者的《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摭谈》和《再论梁漱溟心理学思想》拙作发表之后的区区6篇，但是我们不可能割裂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来孤立地研究梁漱溟的心理学思想。否则，我们的研究思路就会被约束，研究视野就会被局限，研究结果也必然因此而失去张力和生命力。
梁漱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其思想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他不能不以西方先进的现代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来参照和反省我们的民族文化，而这正是有意无意地承认了中华文明的某些悲剧性现状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恐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尽弃故我，以中国传统的、本土的心理和文化精神来审视和揣度工业化、商业化给物质生态和人文生态所带来的损伤。
（一）梁漱溟的哲学思想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率先从现代理论需要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诠释儒家思想，彰显儒学的现代价值（朱志明，1999）。对于“五四”时期此起彼伏的“打倒孔家店”的声音和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心态，梁漱溟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护卫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他认为，西方文明决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妙绝伦，物质文明的苍白掩饰不了我们在精神家园里的累累硕果。他一反自严复以来的“扬西抑中”的思路，不无豪迈地宣言：“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当此物质的疲敝，想要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的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围，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上来吗？”当然，梁漱溟也并不因此一味抵制西方文明。他接受了西方哲学中主体性思想，选择了主体主义哲学立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使儒家思想表现出现代哲学的特征。
这差不多成定居的宇宙——真异熟果——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现在的意欲就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所谓“前此的我”或“现在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这时有一种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所谓“现在的我”——物质——相对待的。
从以上这一串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十分接纳主体主义哲学立场，关于宇宙的看法也特别强调主体的先在性。他的“东西文化比较理论”的面世，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觉一直影响着后人，尤其是他的“反理智的直觉主义思想”直接引发了对其“中国泰戈尔”的称谓。
1．政治哲学
有关论文指出，梁漱溟少有专门的政治哲学论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主要著作中概括出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1）人生向上说。“人生向上”是梁漱溟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从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这一命题开始，一直到晚年，他的全部政治思想和主张都是在这一命题基础上展开的。梁漱溟认为，人心的客观本质在于它秉承了宇宙大生命那种无目的和向上奋进不已的天性，面对自然和人生具有一种反乎本能、超越理智（即功利）的无私感情，亦即向上之心。因此，在梁漱溟看来，人们在从事社会政治改造时，应当依据人心的客观本质和人心向上的原则，自觉顺应历史、社会、政治演化的顺序，以促进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为新社会政治的建构和运行原则，以伦理政治模式取代东西方所有传统政治模式。
（2）政治发展论。梁漱溟的政治发展论与其历史发展论是融为一体的。梁漱溟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常态依次划分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三大时期，将这种历史发展的常态推向政治发展。他认为，政治发展的常态应该是，由“个人本位”的政治（或称物欲本位政治、法律政治、理智政治、西方政治）走向“社会本位”的政治（或称礼乐政治、伦理政治、理性政治、儒家政治），最后走向佛家生活，亦即政治的消亡。
（3）团体组织观。梁漱溟的团体组织观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主张“相对论的理论主义”，即互以对方为重作为社会成员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准则；将多数人对政治“主动和有力地参加”的“人治的多数政治”作为自己理想的政治模式；提出理想的政治团体应具有教育和经济的功能，实行“政教合一”、“政经合一”的原则。
2．文化哲学
有关著作和论文（曹跃明，1995；景海峰等，1999；熊吕茂，2000）指出，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是近代中国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映照，其最主要的特色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比较研究中西文化。梁漱溟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中西文化的思考与讨论之中，应该不仅仅在于由佛转儒的学理变化和由“出世”到“人世”的人生态度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身丧命倾”的正在渐次孱弱的文化命脉的严重威胁与压迫。他指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西方人只看作是“一种休闲的考据”，东方诸落后国家“说不上着急的资格”，只有在中国成为最急迫的现实问题。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早期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中。其后，当他的文化哲学遭到西化派胡适的批评以及自己对人生问题认识的某些转向之后，梁漱溟又用援西人儒的态度，赋予文化哲学理论一定的新的内涵。但是，总体上看，梁漱溟在20年代初所提出的中、西、印文化三路向说的大体规模和基本纲目却基本没变。梁漱溟认为，要探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看文化根源的“意欲”。也就是说，“不同文化实际源于不同之人生态度”。由于西方、中国、印度三方人们的意欲不同，人类社会便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人意欲向前，“着眼于研究者在外界物质”，产生了以崇尚理智、走科学之路的文化；中国人意欲调和持中，“着眼于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形成了以推崇直觉、走伦理道德的文化；印度人意欲反身向后，“着眼于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出现了崇尚感觉、走宗教道路的文化。
梁漱溟认为，古代的西方文化已在“近世复兴”，古代的中国文化要在“最近未来复兴”，古代的印度文化要在“较远未来复兴”，因此，按他的预测，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应该是科学一道德一宗教。但又由于西方的文化已走到尽头，印度的宗教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归宿又过于遥远，故梁漱溟把目光较多地集注于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