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眼中的墨子（约前468—前376）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在楚国的宫廷里，一场没有士兵参与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楚王在公输般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征服宋国。墨翟听到消息，为了拯救宋国，匆匆赶到了楚都，在楚王面前设置沙盘，演习攻防。公输般用九种方法攻击，墨翟用九种方法防御。公输般不能取胜。最后，公输般说：“我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不说出来。”墨翟说：“我知道你还有最后的一着，但我也不说出来。”楚王听不懂他们的哑谜，墨翟说：“公输般不过以为杀了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的三百余门徒在禽滑厘率领下，已进入宋国，登城协防，等待作战。”楚王于是下令取消这次军事行动。
这场争斗如同《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和欧阳锋所进行的那场决战，两大绝世高手没有进行性命的相搏，只是在招式上进行了比划，但在这样的比划中胜负已出。而墨子则通过沙盘上进行演示，把一场战争消弭于无形，无数黎民苍生的性命得以拯救。
孙中山先生非常推崇墨子，他曾经评价墨子说：“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墨子为济世而奔走天下，常常是连席子都没睡暖，炉子才生着火，烟囱刚冒烟就又要出发了。他周游于各国之间，通过 “国际性谈判”挽救百姓的性命，而“兼爱”、“非攻”就是这位大师的主要思想。因为博爱与和平之故，这位思想大师提出的若干问题，至今仍在拷问着现代人的智慧和良心。诸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抢夺别人的鸡鸭是盗贼，而抢夺别人的国土是名将？为什么人民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享乐挥霍？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那么多钱？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从事劳动生产，却平白受人供养？这些问题的提出，都触动了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阶层的痛处，也显示出墨翟的高度智慧和勇气。
由此可见，墨子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墨子曾习儒术，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后因觉“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遂决然举起叛旗，自立一宗。
墨子一腔热血，救助苦难。“兼爱”，即“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这无疑是墨子最核心的主张。墨子所谓“兼爱”的本义还可以更精确地阐述为“像爱自己一样地爱所有人”。他的这种观点是要人们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基督教中的博爱意为上帝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爱之“博大”和“无私”集中地表现在基督教“爱人如己”的诫命和耶稣“爱仇敌”的教导之中，具有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特点，成为爱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境界，甚至是人性的最高境界。这与儒家倡导“亲亲”“尊尊”的“推爱”是相对立的。在面临饥荒而自己手中有粮时，他们都将选择把干粮分给他人。区别在于，兼爱与博爱是不分亲疏均分给人，孔子则将首先让与父母，后兄弟姊妹，逐次下去。
所以，墨子的思想与儒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墨子并不反对“仁”，但是对于“仁”有自己的理解。墨子反对“仁”的延伸——“孝”，“孝”是儒家主张的伦理道德赖以形成的基础。在他看来，以家庭为模式来规定社会体制是不合适的，他明确地提出兼爱理论，以为天下人无贵贱，大家平等博爱，互让互利，而不是以种种借口维持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或是假借种种旗号在国家之间以武力相侵害。而墨家的“兼爱”则是一种无差等的爱，要求人们抛弃血缘和等级差别的观念，爱人如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此达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的良好的局面。
墨子仅仅主张“兼爱”，就被孟子斥为“禽兽”。因为兼爱明显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所不容。儒家讲究忠孝，而兼爱自然就无父无君，自然就在儒家眼中成为禽兽。我们不必掺和两千多年的这段官司，历史的发展自然有其局限，谁是谁非难以说清。但有一点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提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就连孟子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说是说了，墨家的精神是儒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啊。
不禁想起诗圣杜甫在草庐为风所破后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位正宗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不正是兼爱的境界吗？
但是，墨家的这一思想与儒家是不同的。《论语》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可见，儒家的仁爱是没有平等的。而没有平等就很难有法制。墨家的兼爱却是基于平等的基础。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墨子的大徒弟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战国时，秦国巨子的儿子犯法，秦王顾念他年老而饶恕了他的儿子，但巨子却以墨者的律法将儿子处死了。
也许，正是耶稣的博爱思想衍生出西方的法制思想，而儒家的仁爱，则是中国封建社会人治的基础。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更需要发扬墨家兼爱的思想。
【名家巡礼】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革命家，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之一。他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后人惯以中山先生相称。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赞扬孙氏“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则称他为“革命先行者”。在中国内地也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之父”，而民间普遍称他为“中国国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