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水又东，径平昌门南，故平门也。守敬按：《洛阳伽蓝记》，南面次西曰平昌门，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寰宇记》，汉曰平城门，在丙上。晋改曰平昌门。《河南志》，汉平门一作平城门。《通鉴》，魏嘉平元年，桓范出至平昌城门，则以魏改平昌为是。又径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会贞按：此本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当从《续汉书 祭祀志》，作建武中元元年。《通鉴考异》及胡《注》，考证甚详。又《宋书 符瑞志》亦作建武中元元年，知袁《纪》、范《书》，脱误无疑。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守敬按：《后汉书 光武帝纪 注》引《礼图》作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员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岛，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十二户，法阴阳之数。又引《汉官仪》，明堂四面起土作壍，上作桥，壍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蔡邕《月令章句》同之。守敬按：《隋志》，《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故引水于其下为辟雍也。守敬按：《后汉书 光武帝纪》，中元元年起辟雍。《注》引《汉官仪》，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以水周其外，以节观者。又《文选 闲居赋 注》引陆机《洛阳记》，辟雍在灵台东，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洛阳伽蓝记》，灵台东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正光中，造明堂于辟雍之西南，上圆下方，八窗四闼。是灵台、明堂、辟雍，汉后，历代有改移。
谷水又东，径开阳门南。《晋宫阁名》曰：故建阳门也。守敬按：《续汉书 百官志》，雒阳
城有开阳门。《洛阳伽蓝记序》，南面东头第一门曰开阳门，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据《晋宫阁名》，则尝改为建阳门，为时不久，故《伽蓝记》略之。《寰宇记》，开阳门在己上。《汉官》曰：朱《笺》曰：《汉官》下，宋本有一仪字。赵云：何焯云，不当有仪字。按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汉官仪》一卷，后汉军谋校尉汝南应劭仲远撰。按《唐志》有《汉官》五卷，《汉官仪》十卷，今惟存此一卷，载三公官名及名姓州里而已，其全书亡矣。道元及见旧籍，故宜无舛，而猥云宋本，此所以不免为阎百诗、冯定远所诮也。守敬按：残宋本此行缺四字，以上下文推之无仪字。《续汉书 百官志》刘《注》引应劭《汉官》，与此文同。《御览》一百八十七亦作《汉官》，而《后汉书 秦彭传 注》、《文选 怀旧赋 注》、《寰宇记》、《河南志》引，并作《汉官仪》，则错出已久，或朱氏所见宋本异，谓有仪字，亦未必非也。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琊开阳县上言，南城门戴南上增县字。守敬按：《续汉书 百官志 注》引，有县字。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良是，遂坚缚之，因刻记年月日以名焉。朱上句缚作传，下句无因字。《笺》曰：坚当作竖。赵云：何焯云，坚字不误，传当作缚。刻记上落因字，以《后汉书 注》、《文选 注》参校。全、赵、戴改增。何汤，字仲弓，朱脱何字二字。《笺》曰：谢承《汉书》曰，何汤字仲弓，受学于桓荣，为高弟。建武中，拜郎中，推荐荣为太子师傅。尝为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内，朝廷嘉之。守敬按：此恐与郅恽是一事，而传闻异。又东径国子太学石经北。《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
守敬按：《周礼 春官、宗伯》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学记》《礼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守敬按：《学记》，遂作术。郑《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国有学。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右学、左学，朱脱右学二字。赵以《礼记 王制》校补二字于左学下。守敬按：《王制》先言右学，后言左学，今补于左学上。周人之东胶、虞庠。《王制》云：赵作曰。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守敬按：上文夏后氏以下三句，亦本《王制》，此明引《王制》，但言有虞氏养国老、庶老之制者，举一以该其余也。故有太学、小学，教国之子弟焉，谓之国子。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守敬按：《后汉书 光武帝纪》，建武五年冬十月，初起太学。《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文选 闲居赋 注》引郭缘生《述征记》，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洛阳伽蓝记》，报德寺在开阳门外三里，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会贞按：《后汉书 灵帝纪》，熹平四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刊石立于太学门外。与《蔡邕传》言熹平四年同。光和在熹平之后，此言光和六年刻石者，就刻成时言也，见下《隶释》。《后汉书 儒林传 注》引谢承《书》，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蔡邕以熹平四年，朱熹讹作嘉，全、赵、戴改。守敬按：《邕传》作熹。
与五官中郎将棠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朱脱杨赐谏议大夫马日八字，又磾讹作弹，驯讹作训。赵依《邕传》增、改。守敬按：《邕传》作堂溪典，堂、棠通。章怀《注》引《先贤行状》，但称为西鄂长，不言五官中郎将，略也。杨赐，杨震孙，《后汉书》有传，称尝迁少府、光禄勋。[二七]马日磾，马融族孙，《后汉书》附《融传》，略为谏议大夫事。张驯，《后汉书》有传，称尝拜议郎。韩说见《后汉书 方术传》，略为议郎事。单扬亦见《方术传》，称尝迁太史令。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守敬按：《邕传》笔作摹。车乘日千余两，戴作辆，守敬按：《蔡邕传》作两。填塞街陌矣。守敬按：自蔡邕句至此，皆《后汉书 邕传》文。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守敬按：《邕传 注》引《洛阳记》，《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 《三字石经》。守敬按：《晋书 卫恒传》载《四体书势》，称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而未明言古篆隶三体。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着。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书，朱作
有，《笺》曰：当作又。赵、戴改。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孙星衍云：谓许氏不本古文之说，起于善长，然可谓不达六书矣。守敬按：孙星衍《问字堂集 与段茂堂书》云，仆少读《水经注》，称许氏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怪郦氏读书卤莽，并《说文 序》中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今此亦有孙氏驳语，乃知孙氏此校，并非伪托。《说文》载古籀于小篆下者至多，郦氏岂不见之，盖以古文至汉时已多失传，故《说文》不以古文标篆上，而皆置说解于篆下，此时代使然，非许氏重篆而不重古文也。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朱讹作芜会剧者，《笺》曰：宋本作剧务，赵依改。又据黄本，改芜作无，云言于剧务则无会也。戴作无，作务，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无，作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守敬按：自黄帝之世句至此，全本卫恒《四体书势》而钞变其辞。孙畅之守敬按：孙畅之《画记》见《隋志》，此当是其书记之文，畅之有《述书》，见《渐江水注》。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朱仁作什，《笺》曰：《初学记》引此作傅宏仁。守敬按：《初学记》未引此句，《淄水注》引孙畅之说，作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守敬按：《淄水注》引此事作铜棺，是也。桐棺何能历久不蔽？前和外隐起朱无起字，《笺》曰：脱一起字。全、赵增。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有起字。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朱无六
字，《笺》曰：脱六字。戴、赵增。守敬按：《初学记》、《御览》引此并有六字。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朱余作隶，《笺》曰：《初学记》作余，戴、赵改。守敬按：明抄本作余，《御览》同。证知隶自出古，《笺》曰：自一作字。守敬按：《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七百四十九引此，并作字。非始于秦。孙星衍曰：此必不然，好事者为之也。郦君小学最疏，故取此委巷之说。守敬按：近日安阳所出之龟板，守敬亲见数十枚，纯是三代古文，决非伪作。惜不令渊如见之！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守敬按：本卫恒《四体书势》文。邯郸淳，《魏志》附《王粲传》。书此碑者，《魏书 江式传》直云，邯郸淳书。《晋书 卫恒传》则以为转失淳法。胡身之《通鉴 注》言，《魏碑》以正始年中立。《后汉书》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余年，决非淳书。然究未得实指书人姓名。余谓《卫恒传》，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明明谓卫敬侯初学古文于邯郸淳，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此石经即卫敬侯书无疑。[二八]不然，石经失淳法，与敬侯何涉，而载之于《恒传》耶？此亦从未经人道破者。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会贞按：树之于堂西以下四句，接上魏事，叙《魏石经》，[二九]前云，汉立石于太学讲堂东侧，此在堂西者，则魏石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国子学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体。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指魏言也。国子学堂在太
学堂西，又言三字，又言长八尺，并与此《注》合。其称三十五枚，并可以补此《注》之缺略。《北史》，江式亦谓魏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惟以为邯郸淳书则误。《洛阳伽蓝记》作二十五碑，与《西征记》异，而以为蔡邕笔之遗迹，则认汉碑作魏碑，尤误。碑石四十八枚，王校本云：朱十讹作千。会贞按：朱作十，其讹作千者，锺、谭本也。项絪、黄晟本亦讹。广三十丈。[三〇]会贞按：此二句补叙《汉石经》，碑上当有汉字乃分明。《后汉书 蔡邕传 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堂前有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四十六枚，当从此《注》作四十八枚。盖《论语》三碑下脱存字，后人以为《论语》只三碑，故改四十八枚作四十六枚以就之。例以上称十六碑存，十二碑毁，此句当作三碑存二碑毁，则《论语》本五碑，[三一]合计共四十八枚也。《御览》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称，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则又脱八字。《洛阳伽蓝记》、《后汉书补注》四引《羊头山记》、《续博物志》六，并作四十八枚，可证。广三十丈句有误。考《后汉书 儒林传 注》引杨龙骧《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碑各广四尺，综计只十九丈二尺，举成数当作广二十丈也。魏明帝朱讹作文帝，全、戴改，赵辨见下。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赵云：《隶释 石经残碑》曰，《水经》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隶《三字石经》。盖诸儒受诏在熹平，而碑成则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其论云，汉镌七经，皆蔡邕书。又云，魏立《一字石经》。其说自相矛盾。新、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