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挣到了不少钱，但实际上，我更乐意做一个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建筑学家或者植物学家。因为我不擅长演讲术、长句子、想象力这些东西，不会用动人和富于感情的言词去说服陪审团。但当我在威廉斯堡开始操律师业时，命运给我安排的最理想的前途，似乎就是成为一个像威思先生那样的正直而诚实的律师，或者一位像彭德尔顿先生那样优秀而博学的法律权威。
第二节政治生涯中的那些事
1．初尝政治的滋味
在别人的眼中，我似乎配得上“年轻有为”这样的赞誉：26岁时我已成为本县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弗吉尼亚最有成就的律师之一，被英国皇家政府任命为“阿尔贝马尔县的保安官、陛下骑兵和步兵总司令”，被威廉-玛丽学院指定为阿尔贝马尔县的土地测量员。我26岁取得的成绩貌似非常完美，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我本来以为我的人生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此时北美殖民地反英斗争进一步激烈。1768年，弗吉尼亚议会开会讨论殖民地的形势，坚持反对《汤森税法》。新上任的总督波特托于是下令解散议会，宣布举行新的选举。
当时每个县的选举要求是：由不动产拥有者——即拥有25英亩地及房舍，或100英亩空闲地，或有一所房屋及在镇上有一块地皮的成年白人当着县的行政司法长官。按规定，每一县在州下议院都有两个席位。由于我一直热心公共事务，而且家庭财产也符合要求，尤其是曾经为改进里瓦纳河的航行出过力，因此我被本县居民推选为议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
1769年5月初要召开新的议会。我决定提前一个月动身，前往威廉斯堡。多年来我经常往返沙德威尔和威廉斯堡，沿途风景及威廉斯堡的风情我再也熟悉不过了，但此番前来，心情却迥然不同，以前来这里是求学，如今却是作为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来担负政治的责任和使命。一路上我都在想，也许从今以后怡然自得的农场主生活会离我渐行渐远，我的生命从此与国家、民族将紧密相连了。
新的议会如期开幕了。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宣誓就职更像是一种责任的授予仪式，有生以来第一次落座于州下议院的议员席上，我心中忐忑不安。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着总督，不一会儿，总督波特托乘坐着八匹白色高头大马牵拉的轿式马车来到会场。议会带有浓重的英国特色，有一个隆重的仪式。先由总督致开幕词，然后由议员代表致答词。波特托总督发表了“英王所授权”的讲话后，我竟然被推举上台做议员代表致答词。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说了一些称赞英王和总督的话。这些话让我想起来就备感羞辱！
新议会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数月前英国议会曾建议恢复一项旧的法令，这个法令要求把在王国以外的犯有叛国罪的人，召回英国国内受审。在会议进行到第9天的时候，议会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法令，此外，议会还郑重宣称，英国议会没有权利向殖民地征税，拥有这项权利的是殖民地的议会。波特托总督十分恼火，再一次宣布解散了议会。
当天晚上一些热血青年议员决定发起一个抵制英货的运动。这其中有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李和刚当上议员的我。我们立即向“被解散了的议会”提出《禁止输入决议》。该决议规定：从1769年9月1日起，殖民地人民决不购买英国议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征过税的一切商品；从指定的时间起，也决不进口酒类和奴隶。这项提议获得通过。
一年之后，新总督邓莫尔上台。邓莫尔是个死硬派，他试图以高压手段来镇压、对付北美殖民地人民，结果进一步激起了北美人民的抗议。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2．殖民地的重大反抗
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为了加大对殖民地的掠夺，英国又先后玩儿出了新花样，制定了《印花税法》和《唐森德条例》等法案。印花税规定，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报纸、杂志、广告、单据、遗嘱等，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流通。这激起了美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人们认为既然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缴税，印花税更是无稽之谈。于是，各地都发生了反英事件，抵制英货、赶走税吏、焚烧税票、武装反抗等事件不断发生。
波士顿商人约翰·汉考克等领导当地人们抵制英国政府所经营的来自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茶叶，同时走私自己弄来的茶叶以逃避关税，致使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一落千丈。
为了保住英国本土商人的利益，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叶法案》，它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倾销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交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北美市场销售，这样可以把价格降到比走私的茶叶还低。
这个法案引发了北美殖民的极大愤怒，要知道，当时北美殖民的人们饮用的走私茶占消费量的十分之九。北美人民为什么要拒绝比自己进口还要便宜一半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因为大家都知道东印度公司倾销的茶叶虽然比较便宜，但那是为了打压本土的价格倾销。当时的美国人提倡自由的意愿特别强烈，他们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一时价格的便宜打压了本土的茶叶销售，而导致很多的走私和本地种植的茶叶商人无法生存，最终导致茶叶渠道完全落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中，那时茶叶价格将被操纵，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北美人民的利益。另外北美人民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扶植的，假如他们饮用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就等于他们还继续受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剥削。
1773年12月16日，从英国来4艘满载茶叶的商船抵达波士顿港口，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一个由3组每组50个当地人组成的组织“自由之子”，打扮成印地安人偷偷摸到3艘船上，将船上货物捣毁，把船上价值约1.5万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大海。
英国政府认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是对殖民当局正常统治的恶意挑衅，为压制殖民地民众的反抗，1774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惩罚性的法令，即《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和《驻营法》。这4项法令统称为“强制法令”，规定英军可强行进驻殖民地民宅搜查，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
英国决定封锁波士顿港的消息传到弗吉尼亚时，我和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和弗朗西斯·李以及另外三四个议员认识到，是时候把人们从昏睡中唤醒，我们必须大胆采取行动，旗帜鲜明地与马萨诸塞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在图书馆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唤起公众关注局势严重性的最好办法，就是确定一天进行全体的绝食和祈祷。这在弗吉尼亚尚无前例。为了为这次抗议找到一个像样的策划，我们翻阅旧书，查找出清教徒的一些革命的先例和方式，对原有的词句稍加修改炮制了一个决议，约定把6月1日封闭波士顿港的法令开始实施那天作为受辱日，号召民众进行绝食和祈祷，祈求上帝使人民免遭内战之灾，鼓舞人民争取生存的权利，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以此力图改变国王和英国议会的决定。
为了强调我们的立场，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去恳请尼古拉斯先生推行我们的决议，因为他笃信宗教的特性和我们的决议的基调高度一致。尼古拉斯先生当天就通过了有关6月1日的决议。我们回到阿波罗厅，一致同意联合起来，督促通讯委员会的成员向其他殖民地的委员会发出举行一年一次全体大会的提议。同时希望各殖民地政府能够特别派遣代表召开一个全体的会议。大家经过商讨之后，最后开会的时间定于于当年的9月5日，地点在费城。同时我们声明：“为了确保我们所心爱的权利及自由免于遭到权力的巨掌所破坏，就必须采取行动。”“对任何一个殖民地的进攻，均应认为是对全部殖民地的进攻。”
大会如期召开了，我为本县代表，起草了一份决议。在这些决议中第一次宣告：英属美洲各殖民地的居民，只服从他们自己在定居伊始时所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立法均无权在这个地区实施。另外，我在决议中坚决而明确地指出，殖民地完全独立于英国的体制。
大陆会议极其精彩、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会议于10月26日结束一程，并决定于第二年5月10日再度聚首。1775年3月弗吉尼亚举行议会，表示支持第一届大陆会议的议程。由于议会的主席和发言人佩顿·伦道夫因病无法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我代替伦道夫参加。6月21日，我们在费城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起草声明，为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与英国军队的武装冲突事件说明缘由。
1775年4月18日晚，两名“自由之子”组织的战士在波士顿打探到总督兼英国驻军总司令盖奇即将派军队到康科德搜查反英秘密组织的军火仓库，并要逮捕爱国者领导人。于是他们连夜骑马向各地的民兵报警。他们很快来到近郊的莱克星顿村，把英国军队就要来搜查的消息告诉当地的民兵们，然后又飞身上马直奔康科德。莱克星顿的民兵们得到消息后，很快集合起来，埋伏在树林里、公路旁，等候英军的到来。
19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双方正式交火。
由于敌众我寡，英军很快冲进村庄，并向康科德镇猛扑过去。可是他们赶到时，民兵们早已把弹药库转移了，爱国者领导人也隐蔽起来。
英军翻遍了粮仓，什么也没有找到。史密斯命令士兵赶紧撤退，可是这已经来不及了，四面八方响起一阵阵枪声，一排排子弹从房顶、树林、草丛中射来，英国士兵成了活靶子，一批接一批倒下。史密斯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地逃回波士顿。这一仗，北美民兵共打死打伤英国士兵247人，取得辉煌的战绩。
英国政府被我们大胆的反抗活动所激怒。英王乔治三世写信给英国首相诺思勋爵说：“局面已经无法控制，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英国议会迅即通过一系列被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惩罚造反的北美人民，逼迫殖民地投降。
莱克星顿的枪声像信号一样，很快传遍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从此，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熊熊战火燃遍了北美大地。
战争的进程出乎英国王室的意料，英国方面派诺思勋爵提出了和解建议。建议提出，任何殖民地议会只要同意分担英王国的共同防务费用，支持该殖民地的市政府，英国政府就不向该殖民地征收其他有关的税。
我作为弗吉尼亚的众议员，主动承担了对诺思和解建议的答复稿拟定工作。面对英国人的傲慢，在答复稿中，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诺思的建议，表示北美人民拥有自己的权利，不会向英国政府低头，我们要坚定地团结在一起，维护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其他所有殖民地的利益。威廉斯堡议会一致通过了我起草的答复稿。
3．《独立宣言》的诞生
北美洲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前提和核心，我上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去寻找先例和启示，并诉诸历史事实，以确定英格兰王国土地所有权的起源。通过认真研习历史和法律的权威著作，我发现当第一批移民离开英国前往美洲时，他们并不是殖民者，而是自由的人们。仅就移居海外这一事实来说，他们就已经割断了与母国的一切联系：他们已经重新充分享有他们的一切天赋权利，已经自由去赞同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他们的财产所有权并非来自国王。换句话说，北美洲的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英国政府对于我们的奴役没有任何依据，是强迫的、不道德的。最终我提出，封建制度侵犯了美洲移民们的天赋权利，反对英王任意支配北美的土地。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将这个问题向英王提出，宣布他无权自行授给土地。根据公民组织的性质和目的，在境界以内的所有土地，均由该社会所有，均应由他们加以分配；他们也可能是通过集体聚会亲手这么做，也可能是通过他们的立法机构（他们可以在这个机构中拥有由代表行使的最高权力）这么做：而如果这些土地不是以上述方式加以分配，则该社会的每个人均可自行占有他发现尚无人占有的土地，他将由于占有而取得所有权。
于是在1776年5月15日，弗吉尼亚议会让我们这些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向会议提议，声明殖民地要脱离大英帝国，并组织一个委员会准备关于权利的声明和政府的运作计划。
在大陆会议中，代表们各持己见，主张殖民地应当脱离英国独立和反对独立两种路线的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
43岁的约翰·迪金森成为反对独立的先锋人物。在迪金森的领导下，宾夕法尼亚州威胁说，如果宣布独立，它就立刻退出。除了宾夕法尼亚之外，还有纽约、新泽西、特拉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五个殖民地反对独立。
与此保守力量相对的是要求独立的激进派，而实际上当时独立成为一种趋势。参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战成名的塞缪尔·亚当斯公开要求与英国一刀两断；最激进的理查德·亨利·李，1776年6月7日，他向大会提交了三份决议案，其中第一份实际上是一个脱离英国成立独立国家的政治声明，呼吁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为独立、为自由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