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留下3000公顷土地、90多名奴隶。按照遗嘱，母亲得到1000公顷的种植场及六分之一的奴隶和物品。6个女儿各继承六名奴隶及200英镑现金（必须到结婚或年满21岁时才有权使用）。剩下的土地和奴隶归我和弟弟所有。遗嘱还规定，在母亲去世后，我还可以继承母亲的种植场，但要负起教育幼小弟妹的责任，对姊妹的嫁妆也要负责。还有，在我年满21岁以前，我在生活用度上必须听从父亲的遗嘱执行人的指示。父亲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我应该受到充分的古典教育。对我而言，父亲的这个遗言，比遗产对我更重要！如果让我在财产与自由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要自由教育。
在父亲去世不久，我进入了阿尔贝马尔县的一所由詹姆斯·莫里掌管的学校读书，开始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度过的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莫里先生人品极好，被认为是弗吉尼亚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我对莫里老师非常尊敬，钦佩地称他是个“当之无愧的权威学者”。好的老师犹如人生道路上的指针，使人受益终生。莫里教授我希腊文和拉丁文。入学两年后，我便开始读古希腊、罗马原著，而且一直没有荒废。我甚至可以用希腊文来欣赏荷马史诗，毕竟读原文比读英译本更让人兴趣盎然。更为重要的是，莫里还向我传授了阅读方法：要靠理解、深思熟虑、评论和消化所读的作品，进入到作者的精神和作品构思之中去，这让我体会到了阅读的乐趣，受益终身。
但是，由于我身在沙德威尔就少不了各种应酬，朋友来访影响我的学习。为了能够遵从父亲遗愿，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最终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就读，这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在这里，我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获得更广泛的知识。
由于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因此当要孤身一人离家到外地去上学时，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焦虑和不安。置身于一个崭新的天地，置身于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朋友，危险无处不在，我告诉自己：“我必须靠自己求得平安……”
4．我的威廉斯堡岁月
作为弗吉尼亚州的首府，威廉斯堡是“新大陆”最富裕、最繁荣的城市。威廉斯堡静静地坐落在弗吉尼亚的东南角，宽阔的詹姆斯河从它的南面流过，四周是一片片茂密的树林，挡住了外面喧闹的世界，犹如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其实，威廉斯堡最古老、最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还不在城内，而是在城外詹姆斯河上的詹姆斯岛。1607午5月，一批英国人带着货物来到这里，他们砍倒树木，建起了自己的城堡。这是殖民者在北美的第一个安居点，比另一批英国殖民者在马萨诸塞州朴茨茅斯港登陆还早13年。后来，这里扩展为詹姆斯城，并成为弗吉尼亚的首府，直到这个首府于1699年迁到威廉斯堡为止。
威廉斯堡是一个贸易城市，由一位市长和几个市政官治理。镇上本来人口稀少，加上不少人都住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只有议会开会或是其他重大事情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平常非常清静。
我所就读的威廉-玛丽学院建于1693年，因英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而得名，是北美大陆北部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这所学院根本算不上是大学，甚至算不上一所真正的学院。像殖民地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它的成立目的在于使弗吉尼亚的教会有一个培养传播福音的牧师的神学院，使年轻人顺从地接受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和礼貌的教育。因此学院里的学术界人士不多，也没名气。当时整个学院连校长在内只有7名教授，都是英国圣公会牧师。院内分法语部、印第安语部、哲学部和神学部，学生不到100人。虽然很多富裕的弗吉尼亚人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但迫于战争冲突，又不得不选择让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
威廉斯堡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是很好，放荡享乐成风，年轻的富家子弟整天沉溺于斗鸡、赌博、酗酒、赛马及风花雪月的风流场合之中。我的许多同龄同学、朋友大多随波逐流。由于所处的环境，我时常不得不与各色人物为伍。但我时刻提醒自己牢记父亲的教诲，严于律己，即使时常和那些不良分子交往，也不能和他们一样误入歧途。也许，正是因为不断地和诱惑作战，我迅速地成熟起来，在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人能给我指点生活道路的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学会了决断和自制。
回想起这段经历，我总是感慨万千。在身受诱惑或困境时，我会扪心自问：“如果我被环境侵染了，父亲会怎么想？”我只有勤奋刻苦学习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一天要学习15个小时，通常凌晨2点才熄灭蜡烛。当天边露出第一缕晨光时，我就翻身起床，重新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学习，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出来活动活动。同学们都在课程间隙轻松地休憩时，我还是习以为常地把希腊文法书拿在手中拼命地读。即使在假日，我也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在学院的第二年，我比以前更努力学习了，很少再参加社交活动，甚至不再拉小提琴。尽管酷爱音乐，我还是暂时割舍了这份闲情逸致。
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磨练意志，我还养成每天清晨用冷水洗脚的习惯，即使在冬天也不间断。因此，虽然我身体看起来稍显单薄，但身体一直不错。在我印象里，我一生中从未患过感冒，只发过两三次高烧，也许就和我坚持用冷水洗脚有关。
而且，我的学习兴趣异常广泛，一切事物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和好奇之心。我既爱好希腊文法，又爱好牛顿的物理学，不仅学西班牙语，还学习微积分。我读希腊文的柏拉图著作，读拉丁文的西塞罗作品，读法文的孟德斯鸠著作。当然我还喜欢读英国小说家斯特恩、菲尔丁和斯莫利特的作品，同样也十分喜欢莎士比亚、弥尔顿及波鲁的诗歌。课余，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历史和哲学书上。
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紧迫感，使学习更加有效，我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生活计划。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
8点之前阅读有关自然科学、伦理学、宗教和法律的书籍；
8点至12点，学习法律；12点至下午1点，学习政治；
下午学习历史；从傍晚到睡觉前，学习修辞、演说技巧。
我建立了全部的生活计划，无论是生活的紧迫，抑或娱乐的诱惑，都没有使我背离这个计划。这种有条不紊的勤奋，让我生活得充实。我想我之所以一直能够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晰，思路敏捷，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学生时代形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威廉斯堡的岁月里，书籍是我的好朋友。我常常邀游书海，当同学、朋友们纷纷躲开或绕行那些深奥晦涩的著作时，我却执著无比。这期间我大量阅读了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著作，对洛克的宪政民主基本思想颇为敬仰。
洛克断定：人的基本天赋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按照自然法则，人本来就生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不过，人们为了享受同他人一起生活的好处，而去组成社会，限制某些自由并接受管理。人们和统治者之间达成一种社会契约，在这个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代议制政府。人们同意服从当局；政府则允诺代表组成社会的个人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公正地实施统治。任何政府违反社会契约并剥夺任何人的天赋权利，都会丧失其本身的合法性。
洛克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国家必须实行法治。他把财产权看作是人的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以财产权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认为倘若政府侵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时，人们有权利运用革命手段建立新的政府，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
多么伟大而富有智慧的思想啊！洛克的这些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深深地烙在我的人生信条里，指引我一生为之不懈奋斗。
5．良师益友们
在威廉斯堡我并不孤单。我很幸运，在威廉斯堡就学期间我认识了一些博学多才，且非常有教养的老师。他们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他们是威廉·斯莫尔博士、乔治·威思先生、福基尔总督等。我将一一介绍他们。
刚进入威廉-玛丽学院，我选择在哲学部学习。在我入学的前两年，也就是1758年，才华横溢的威廉·斯莫尔博士从家乡苏格兰来到威廉-玛丽学院任教。斯莫尔博士担任数学教授，不仅如此，他更是一位在很多实用的分支学科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人，也是学院里唯一一位非教士教授。
斯莫尔博士总是仪表端庄、温文尔雅、心胸宽阔、思想开明，很乐于与人交流，又善于传授知识，因而受到学生的爱戴。在我来到学院不久，哲学教授的席位空了出来，他被任命为临时教授。他是学院第一位正规讲授伦理学、修辞学和纯文学的人。
我的大部分学科都接受过斯莫尔的指导。而对我而言最幸运不过的是，斯莫尔博士很快喜欢上了我，把我当作朝夕相处的伙伴。在与斯莫尔博士的交谈之中，我初次接触到浩瀚的科学和所处的这个万物运行的体系。斯莫尔博士像父亲一样对待我，对我来说是最早的启迪者和引路人。
乔治·威思先生对我影响巨大。他是威廉-玛丽学院的法律教授，也是弗吉尼亚州第一流的律师，他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威思先生举止文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品行端正，这些品性深深地吸引着我。他虽然是法律教授，却对希腊文颇有造诣，谙熟希腊古典哲学，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是殖民地最有研究的学者。可以说，他是我年轻时最爱戴的教师，一生中最尊敬的朋友，是我最早、最好的朋友。他对我的教诲对我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最有益的影响。
另外一位不得不提的挚友是福基尔总督。福基尔是个双面人物，他原是英国哈特福德的乡村绅士，慷慨大度、思想开明，在英国时就交游甚广，频繁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交往圈。他的父亲福基尔博士曾在牛顿领导下的造币厂工作过，后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总督本人也担任过南海公司的董事，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曾经写过一本有关税收知识的小册子，这本书再版了三次。遗憾的是他没有把其中的原理很好地应用于自己的理财，终日沉湎于赌博，曾一晚上就把家当输得精光，无奈，在朋友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到新大陆当总督的差事。
不过在教养、风度、学识和口才方面，福基尔算得上是杰出的人。他对科学很感兴趣。他刚到弗吉尼亚上任不久，发现总督官邸北面的窗户被狂风、冰雹毁于一夜，第二天地面上结满了冰块。心血来潮的福基尔翻箱倒柜，找出尺子、笔和纸，开始跪在地上测量起来，并做了详细记录，还把记录寄给了在英国的兄长。结果，这无心插的“柳”，竟被英国皇家协会出版。
斯莫尔博士、福基尔总督、威思律师和我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四人集团”。我们还经常举行各种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总是无拘无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从文学到政治，从政治到自然科学，从自然科学到音乐美术，从音乐美术到日常生活，等等。
在这些聚会中我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鲜知识。可以说，在这里，我听到的有益的知识，有理性、有哲学意味的谈论，比我整个一生所听到的还要多，这是真正文雅的聚会。
遗憾的是“四人集团”未能保持很久，因为斯莫尔博士于1762年便返回苏格兰，后来成为达尔文的好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与福基尔和威思的交往则仍然继续了许多年，直到这两位长者逝世为止。
这些就是我生平所接触过的第一批真正有教养的人，他们是我真正的老师。从这些人身上，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学生在威廉-玛丽学院学到的还要多。我对他们所追求的远大而崇高的目标心仪已久，因此，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所走的路就是他们想要走的路。更为难得的是，这些老师们时常给我学习和生活的指点，这让我变得理性，也让我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6．刻骨铭心的初恋
丽贝卡是我的初恋，每次回忆起她我总能品味淡淡的苦涩和忧伤。那是1762年，我来到威廉斯堡的第三年，在一次聚会中，我邂逅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丽贝卡。她那俏美的面容瞬间扎进我的心扉，走路时抖动的发线一刻不停地拨动着我的心弦。丽贝卡的出现一下子打开了我感情的闸门，我无助地坠入了爱河。
那时丽贝卡刚好16岁，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和她兄弟是孤儿，住在叔叔家。在以后的交往中，我和丽贝卡渐渐熟悉起来，她便送给我一张自己的剪影。我把丽贝卡送给我的那张用黑纸剪成的侧面像放在表壳里随身携带，每天都要情不自禁地去看那张可爱迷人的脸。
认识丽贝卡的第二年，正在攻读法律的我眼睛感染发炎，既不能看书，更不能写字，因此回到了沙德威尔老家去休养。这段时间让我体味到了相思之苦。我开始思念起威廉斯堡的生活，我觉得离开丽贝卡，生活便毫无兴趣，离开她一秒世界仿佛慢了一天。一切事物在我看来似乎是艰难地兜着圈子：早晨起床，顺次吃早餐、午餐和晚餐，然后再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起床，再如法炮制。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比我的昨天和今天更加一模一样的东西，寂寞阵阵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