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原誓师以来，才短短4个月的时间，国民联军经过平甘援陕的战斗，不仅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部队也迅速发展到20万人，士气高涨，军威大振，有力地策应了北伐革命，为中原会师和北伐革命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这时的董振堂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一败涂地的西北军取得了以弱胜强、连战连胜的辉煌战绩呢？
铁的事实证明，这种神奇的力量就在刘伯坚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身上，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部队爆发出了空前的战斗力。
国民联军进驻西安休整期间，董振堂除了整训外，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按照总政治部下发的政治课教材，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运动》《农村问题研究》《农民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书籍；另外，还有冯玉祥的《革命精神书》和《九一七新生命》。在这一段时间里，董振堂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飞跃。共产党人的理想、宗旨和这些书籍，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他立志要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刘伯坚还制定了《国民联军政治工作大纲》，教育官兵懂得为什么打仗，为什么牺牲，使广大官兵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
刘伯坚还利用部队在西安休整的有利时机，为部队培训干部，开办了军事学校、教导队、训练班。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董振堂所指挥的第12旅面貌一新，广大官兵的军政素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部队进驻西安整训期间，营以上军官每天都到总部来听课。刘伯坚负责教政治，讲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与十月革命，乌斯曼诺夫介绍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另有相当于少将的高级参谋讲孙子兵法及师级联合兵种战术等。
刘伯坚到西北军以后，请求时任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的李大钊给西北军输送党员干部，不到半年时间先后输送了200名。最早的是方廷桢（方仲儒），以后有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王一飞、曾晓渊、贾午、唐澍、李联珍等同志，从此奠定了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董振堂听了不少好报告，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也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像孙中山的一些著作、《独秀文存》、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万有文库》中一些有关苏联和其他比较进步的小册子他都读，如饥似渴，每每到深夜。这些报告和书籍，尤其是刘伯坚的讲课，为董振堂日后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董振堂和广大官兵，当时耳听眼见的，都是关于民族的危难、民众的痛苦和北伐革命的意义与价值这方面的内容，这对第12旅尤其是对董振堂来说，受益匪浅。这以后，刘伯坚竟成了董振堂终身受益的良师和楷模。从这时起，他逐渐养成了更加自觉地刻苦学习、探求真理的良好习惯，使他在此后长期的革命和斗争中坚持不懈地读书学习，不断吸收先进思想，时刻准备为革命作出努力和牺牲！
刘伯坚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待人态度和蔼，脸上总挂着微笑，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一点架子。他学识渊博，口才极好，讲话多不拿讲稿，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很有鼓动性和说服力。他在第12旅的几次讲课给董振堂和其他官兵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除了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积极开展地方的革命活动，很快把西安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成立起来了。他到处演讲，与工人讲工人，与农民讲农民，与妇女讲妇女，深受群众欢迎。他还秘密建立了党的陕甘区委，领导本地区的革命工作。很快，古城西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陡然间这座古都显得年轻了。有一次在皇城开大会，连郊区的农民都踊跃来参加，一时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红缨挥舞，口号震天。“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气氛异常热烈。
一时间，“听刘主任一席讲，顶发三月饷”在国民联军中广泛流传，人们都在议论、都在追寻刘伯坚走过的革命道路。同时，对共产党、共产党人的印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了解。董振堂被刘伯坚及其这批共产党的干部又一次折服了。
刘伯坚于1895年出生在四川平昌县一个小商业者家庭，早年赴欧勤工俭学，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被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成了“大使”。
在北伐的枪林弹雨中，董振堂连连提升，但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见了士兵，见了以前的同学、朋友，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1927年初春，一个大雪初晴的上午，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何基沣来军营看董振堂。何基沣当时是国民联军第5师第14旅旅长兼西安警备司令，他们一见面就十分亲热。两人一直谈到中午，董振堂留下何基沣吃饭。何基沣这时走进董振堂的卧室，发现他的卧室内简单得出奇，床上只有一条白布床单和一件棉风衣。起初，何基沣以为董振堂不在这里住呢。当何基沣与请来陪他们吃饭的董振堂的参谋长谈话时才知道董振堂就住在这里，而且从参谋长那里得知董振堂在生活上一贯就是那样简朴。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从来没有一点特殊的情形。不但廉洁自律，而且连他个人应得的奖赏和薪饷也积存下来用到部队上，或者补助士兵看病，或者救助家庭困难的官兵，自己连一文钱也没多用过。
饭后参谋长走了，何基沣对董振堂说：“绍仲兄，我知道你的身体不比我健壮，痔疮又常犯，这样下去会把身体弄坏的，还是自己保重一点好。”说完，何基沣立即喊卫士拿来一条红布面的金钱豹皮褥子，说：“这是我刚才来你这里路过东大街时买的，共买了两条，这一条送给你。”
起初，董振堂说什么也不要，何基沣费了很多口舌，他才收下。但他却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何基沣。董振堂说：“我们才3个月没见面，你怎么就变得这样阔绰了呢？看你穿狐皮大衣，用豹皮褥子，真像个警备司令的样子。你发财了吗？”何基沣赶紧分辩说：“绍仲兄，你不能这样说，我怎么会发财呢？这是用路过宁夏府时冯司令奖的钱买的，他奖了我的部队1000元，奖我个人1000元。我听说你的部队成绩更出色，我想你们得的奖金一定会比我还多的。”董振堂见何基沣一时面红耳赤，情绪紧张，就又笑了笑，安慰何基沣道：“我没说你有贪污的意思，我是说生活开始脱离士兵大众了，跟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不相称了。我们确实有了些钱，但是我们刚从蒙古草原过来，士兵病的较多，士兵病了连吃药的钱都没有，我们自己怎么就先去享受一番呢？”
停了一会，董振堂又郑重地说：“我到西安虽然日子不久，但关于你近几个月的情况我却知道不少。你在河套剿平了‘奇志全’，使全军安全地进入宁夏，又炮轰了三圣公地方的天主教堂，迫使那里的帝国主义走狗不敢捣乱，并搜出了教堂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大批粮食，使全军粮秣不缺，因此，总司令和朋友们都很赞赏你有胆量，有办法。但也有的说你来到西安有些变了，肥马轻裘，游山玩水，不大问部队的事了，有一部分军官受你的影响也懈怠起来了。前几天你的一个营长因贪污被总司令撤职关押起来，连你也几乎受到牵连，你应该有所警惕。”
听了董振堂的话，何基沣才如梦初醒。是呀，也许总司令撤职关押营长是因为……何基沣非常感谢董振堂对他的规劝，并向董表示今后一定要改正错误。
说实在话，董振堂率第12旅在平甘援陕这一阶段的练兵和作战过程中，部队成绩优、纪律佳、表现突出，所以经常受到奖励。有了钱，又驻在西安这个花花世界里，按说享受一番也未尝不可。但董振堂没有这样做，他照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和士兵一样，同甘共苦。董振堂得到的奖金和自己剩下的军饷用作士兵生活补助或者是给士兵作医药费。他廉洁自律，从不乱花钱，也不吸烟喝酒，不往家里寄钱。父亲听说他在部队当了大官，家里困难大，又不见他捎钱来，无奈之下，就朝着董振堂的妻子发脾气。
在当时的旧军队里，人们都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是说，军官们以打仗为借口，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董振堂从排长、连长一直到旅长，却从来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杀害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噩耗传来，全军悲痛。5月1日，国民联军在西安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通知全体官兵佩戴黑纱，悼念这位中国的共产主义先驱。刘伯坚在会上挥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宣誓就职武汉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并把国民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集团军在南方属蒋介石）。宣布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主任。
1927年5月5日，冯玉祥兵分两路，一路出荆紫关，一路出潼关，直接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进攻吴佩孚、张作霖的部队。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帅下，一路浩浩荡荡，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经河南、战鄂西，势如破竹，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将于学忠的部队包围在邓县。恶战持续了数天数夜，孙连仲部才逐步弄清了情况，原来于学忠部虽然是溃退之军，但兵力和装备都数倍于孙连仲部。于学忠这时索性破釜沉舟，集中主力，反攻孙连仲，杀了个回马枪。这样，孙连仲部丢城失利，不得不撤退到淅川附近，困守待援。
正在孙连仲走投无路的绝望之际，董振堂英勇善战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了。他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在瓦亭镇一带布防掩护，坚决阻击敌军，保证全军安全转移，等待时机，以图再战。董振堂接受任务后，急行军赶赴瓦亭附近，亲自到前沿观察地形，并根据侦察获得的敌情，将主力埋伏在瓦亭镇附近，把全部自动火器集中起来，隐蔽在阵地正面修筑的工事里，把少量部队和一支精悍的预备队留下准备在关键时刻投入战斗。
说来也巧，董振堂刚刚准备好，举起望远镜仔细一看，敌人果然来了。刚刚打了胜仗的于学忠部密密麻麻，士兵个个趾高气扬，一窝蜂似地嗷嗷叫着冲了上来。董振堂攥紧拳头，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近了，更近了！等敌人近得连眉毛都能看清的时候，董振堂攥紧的拳头猛地一砸：“打！”一声令下，隐蔽在战壕里的火器一齐射击，顿时战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直打得敌人哇哇乱叫，血肉横飞，溃不成军。
正当敌人在猛烈密集的炮火攻击下晕头转向，喊爹喊娘的时候，董振堂又一声令下，冲锋号吹得震天响，埋伏在阵地两面的主力部队一跃出了战壕，奋勇出击，喊杀声如雷贯耳，山摇地动，从两翼猛击已经混乱不堪的敌军。敌人被杀得人仰马翻，一时间乱了阵脚，像掐掉头的苍蝇到处嗡嗡成一片。这时，董振堂又亲率大刀队从阵地正面突了上去，在海啸山崩般的冲锋号和喊杀声里，冲入了开始溃退的敌军当中。两军厮杀在一起，长枪没法射击，大刀成了此时的优势武器。敌人被这支训练有素的大刀队砍杀得抱头鼠窜。整个战场犹如地裂山崩，形势发生了大逆转，董振堂挥军乘胜追击，一举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弹药。
这一仗，大灭了军阀队伍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国民革命军的志气。于学忠、张联升的军阀队伍一败涂地，一时之间，真是谈“董”色变，从此再也不敢进犯。孙连仲所属的部队安全转移到淅川休整。战争局势渐渐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左右两路在郑州会师。部队会师后，冯玉祥派方振武军出河南南阳，支援孙连仲的部队。此时，吴佩孚残部退驻襄樊，军心涣散，士气萎靡。于学忠部也进退失据，彷徨无主。于是，孙连仲率部从淅川东上，压迫敌军，促其投降。但因部队作战日久，人困马乏，行动有些缓慢，眼看就要失去这一难得战机。这时，董振堂亲自率领全旅官兵，从内乡与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直插樊城西面的竹荻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围歼吴佩孚的警卫旅和司令部，活捉了吴佩孚的参谋，刀劈了吴佩孚的秘书长，打了一个漂亮的虎口掏心仗。吴佩孚和他的小老婆坐了一只小船渡过汉江，狼狈南逃，侥幸免于被捉。因战功显赫，董振堂又被擢升为第36师师长。
此后，于学忠一看靠山倒了，主子逃了，无可奈何，也只得连夜惊慌逃走了。于学忠扔下的部队好像一群没了王的蜂群，统统被第2集团军收编了。张联升见大势不好，慌忙扯起一面白旗，打开老河口的城门，带着1个师的人马，出城缴械投降，迎接打先锋的董振堂部队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