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乱世称雄杨增新(西域烽燧系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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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诛杀革命党人(1)

总统已经对他下了密令,要他制止革命党人的扩张,他决定以此为借口彻底消灭他们……

杨增新,字鼎臣,祖籍江苏江宁县,1868年出生在云南省蒙自县一个旧官僚兼地主的家庭中。188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乙丑年,21岁的杨增新中了进士,至此步入仕途,开始了宦海生涯。

杨增新开始在北京任小官,感觉权微位卑,腾达无望,便想回云南做个握有实权的地方官,以图发展。

后因甘肃省发生叛乱,为加强地方治安,急需武备人才,他被推荐给当时甘肃省的巡抚,从而又被委为中卫县知县,继而又升为河州知州,尔后又晋升为道员、巡察等职。

他从担任甘肃省武备学堂总办起便很重视军权, 认为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如果没有军权便会丧失一切。

他也曾在宁夏担任过营务处的总长并兼任管带之职。

当时他年轻气盛,带兵打仗敢于冲锋陷阵,为起用他的宁夏将军钟泰立下了战功,并受到将军的奖赏。

他在为期18年的戎马生涯中总结出丰富的治军经验和从政之道,为他后来的主政新疆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912年6月5日,杨增新巧夺了新疆的最高统治权之后,在袁世凯的委任中剪去了清朝发辫,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跃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的统治宝座, 秉承袁世凯的意志, 挥舞手中的屠刀,伸向伊犁的革命党人和各地的武装起义。

杨增新登台后立即修复在战争中被毁坏的督署和督府中的所有建筑物及设施。

他在督府西北隅修建了一座三层小楼,命名为镇边楼。

镇边楼的原址是一座名为定远亭的八角亭。这是清政府为了纪念定远侯班超抗击匈奴确保西域太平有功而命新疆官员于同治初年修建而成的。

因为班超在东汉时为统一祖国领土完整抗击匈奴建立了丰功伟绩而被封为定远侯, 所以为纪念他而修建的八角亭便被命名为定远亭。

杨增新所重新修建的镇边楼与定远亭的意义大不相同。

他虽然也很敬佩胆识过人而留芳千古的东汉英雄班超,每每向他的同僚述说班超的功绩,大有效法前贤的雄志,但这仅仅是装潢门面而已。

他对他们说他很钦佩班超, 为纪念这位英雄才修建了镇边楼。

他说, 不然他为何要在定远亭已被当年侵入迪化的阿古柏大火焚毁而不见踪影的地方又重修镇边楼呢?

他说, 可见我是真心实意以班超为楷模而献身边疆保卫边疆的。

他以此来标榜自己有何等的雄心壮志!

然而, 在以后他所写的文稿中不打自招地暴露出他修建此楼的真正用意:

“吾之建镇边楼者, 实欲借斯楼以镇静镇定之力而常惕恶。意在鉴以往亡之危险,而思所以长保之治实也。”

由此可见,镇边楼不是纪念古人的象征。

镇边楼无疑是窥探政治风云并以此为据点而镇压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指挥部。

知书达理的杨增新很会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 很会借题发挥,实现自己真正的目的。

杨增新很崇拜老子和庄子的处世哲学, 对这两个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很推崇,认为他们是人类的贤哲,以他们的学说来治人治疆是再好不过了。

他常常必读的书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南华经》。

这两本书是道家的经典著作, 被杨增新奉为治人愚民的圣贤之书,他不仅百读不厌,而且悉心研究,付诸于实践。

他很欣赏并牢记老子的教诲:

“会做生意的商人并不把财货都陈列出来,有修养的人也是容貌谦退,犹如愚蠢的人。”

杨增新也很欣赏庄子关于反对文化知识进步的主张, 他认为这种主张有利于他的独裁统治, 有利于被统治的人民永远处于默默忍受而无反抗的麻木状态,使治人者安枕无忧。

根据老庄学说的核心思想,杨增新在新疆极力宣扬“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并将这种思想贯彻在实际行动中。

镇边楼建成之后,杨增新召集群僚赴宴庆贺时,要求大家为新落成的镇边楼题诗撰联,文官们立即挥毫献墨,争先恐后地尽现自己的才气,以博杨增新的欢心。

然而,大都难合杨增新的心愿,惟有文官王树楠的对联写出了杨增新的内心奥秘,得到杨增新的赏识,并给此人晋升一级官职。

此人平时很注意杨增新所读的老庄的那些经典著作。

也很留心杨增新的思想意识, 并从他的谈吐中捕捉其思想观点。

因此,他掌握了杨增新的核心思想和政治主张。

于是,他写出了符合杨增新思想的对联。

王树楠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上联为:

芳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为: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常为太古民。

这副对联是杨增新实行愚民政策和独裁统治的自白, 更是他阴暗心理的真实写照。

为了实现他的这种政治目的, 他恨透了伊犁革命党人和伊犁大都督府,也恨透了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认为这些不安生的人物是他实行愚民政策的最大障碍, 更是他大搞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他们,否则,将给他的统治带来无穷的祸患。

他认为目前最大的祸乱就是伊犁革命党人的政权。这个政权直接威胁着他的政权的稳定,他务必首先向他们开刀。

袁世凯已经对他下了密令,要他制止革命党人的扩张,他决定以此为借口消灭他们。

他把伊犁大都督府的所有首脑都一一作了详细而具体的研究,了解了每个人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动态,然后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

杨增新斟酌再三, 认为对伊犁革命党的领袖们采取分化瓦解、调遣离散、各个击破的办法最为得当。

杨增新利用继续和谈的方式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当时伊方参加和谈的代表人物是原任伊犁知府, 后被杨缵绪和冯特民说服而参加了革命党起义的贺家栋。

杨增新知道此人是个很有官瘾好出风头的人物, 也是个见利忘义的投机革命的人,只要给他以高官厚禄就可以拉拢过来。

杨增新暗中派曾与贺家栋有私交的昌吉县知事匡时携带白银五千两去伊犁拉拢贺家栋,要他在和谈中倒向杨增新,促成和谈尽快成功。

与此同时,杨增新又致电伊犁代表贺家栋,他在电文中说:“相持愈久,变故愈多,致沦异域。应查明迭次来电,仍本保全疆土人民宗旨,即日开议。两方代表务需化私见,力保和平,从速解决。”

贺家栋事先受了杨增新的贿赂,自然同意和谈。匡时又代表杨增新对贺家栋封官许愿,于是贺家栋倾向杨增新。

贺家栋说服了广福和杨缵绪, 依杨增新的旨意重又恢复了中断了的塔城和谈。

和谈从1912年6月开始直到9月结束。经过数月的反复谈判,在杨增新的利诱之下, 贺家栋等人以妥协让步的态度与杨增新达成了协议。协议共有十一条,主要内容是承认民主共和,遵守临时约法,决定双方停战,撤退军队,双方承认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主管军政,待省议会成立后正式选举;双方推荐人员组成政府领导机关,领导人员呈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双方军队撤退后按全国军界统一联合章程,互相联络共保和平;取消伊犁临时革命政府, 承认伊犁为民主共和作出贡献的军政人员为中华民国共和党员,抚恤起义死难人员,释放从事民主共和的在押人员等等。

此协议在政权与兵权归属问题上使伊犁革命党人上了杨增新的当, 中了杨增新的诡计。协议中没有说明如何保留革命武装,取消伊犁临时革命政府,这就等于取消了民主共和的政权和革命党人的军权,新疆新政府人员由袁世凯任命,实际上仍是杨增新上台组阁,使他实行独裁统治合法化。

杨增新通过谈判不费一兵一卒消灭了伊犁临时革命政权,拔去了眼中钉,自然是喜不自禁。

伊犁方面的领袖人物却对此协议存有很大的分歧, 特别是冯特民和李辅黄认为这是瓦解他们政权的杀手锏,坚决反对,不予承认。

但他们势孤力单左右不了政局的发展。

他们顶不住广福、杨缵绪、贺家栋等人的妥协力量。

作为伊犁临时政府大都督的广福分析了全国革命政权的退让情况, 认为孙中山都妥协让步而让袁世凯这个清廷的铁腕人物掌握了全国政权成为北京政府握有实权的临时大总统, 我这个小小的伊犁革命政府的都督焉能抗得过袁世凯在新疆的代理人杨增新,这个已经名正言顺的都督呢?

人在矮檐下焉敢不低头?

认清政治潮流、随遇而安、暂避锋芒总是不失时机的,何必以卵击石而自取灭顶之灾呢?

再说那杨增新也是清朝的遗官与我同出一脉, 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我不反对他,他总会另眼看待我广福的。

我已经从他的信使手中接过了一千两黄金和五千两白银,足见他杨增新是看重我的。

另外,他的密使已经传达了他的口谕,事成之后让我仍在伊犁主政,担任伊犁提督,虽然由他指使,但仍然不失为一方的最高长官,我依然是高官得做,大财照发,又不担什么杀身之风险,这样的好事哪里去寻?

这就是投机革命的广福的想法和做法, 他基于这个想法终于向杨增新妥协了,答应在议和协议上签字,并立即执行。

杨缵绪是个识时务的人, 他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而孙中山也无能为力地退让了,他又何必硬顶呢?

所以,他眼看协议已签,推翻已无可能,用战争解决已经不可能了,也就顺势而退了。

为了怕他再生异变、拥兵自重而酿成祸患,杨增新通过重新组阁的机会,事先发密电于袁世凯,说明杨缵绪的情况,表明采取调遣分散的办法使其远离伊犁再行清除云云。

袁世凯同意杨增新的密奏, 并嘱杨增新加快分化瓦解的步伐,免生哗变等等。

于是,杨增新获准之后,假意恭维杨缵绪是带兵镇守边防要邑的帅才,强调南疆喀什是八邑之首,事关新疆的半壁江山,要他带领他的部分官兵去喀什担任提督要职。

杨缵绪眼明心亮,自然明白杨增新对他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本不愿离去,但由于协议约束,加之形势所迫,又想带领原有官兵可以在喀什发展,伺机而动,再做打算,于是也就同意了杨增新的调遣。

杨缵绪在军旅之途上有一定的经验,凡事主张顺应潮流,见机行事,反对硬拼和鲁莽,所以明知协议有鬼,也不去反对,认为反对也无济于事,徒劳无益,只好默认。为此,冯特民和李辅黄对他很反感,进行过强烈的争辩,以致不欢而散。

杨缵绪并不计较他们的过激与反对,因为他比他们年长,而且阅历丰富, 所以当他离开伊犁时特意告诫他们暂时不可锋芒太露,应当采取韬晦之计保存势力,与他遥相呼应,到时再展鸿鹄之志,再创革命的伟业。

两人表示牢记于心,依依不舍地分别了。

为杨增新暗中效力的贺家栋,被杨增新调离伊犁,提升为民政司长。

贺家栋到任后自恃有功于杨增新,不把其他同僚放在眼中,每每开会议事以功臣自居。

有的官员看不惯,每次讥讽他,他便与人家吵起来,言谈之中表露出他是有功的重臣,理应受到殊荣等等。

杨增新闻之面呈不悦,惟恐贺家栋将机密泄露出去,惑乱人心,危害他的计划。

杨增新派密探监视贺家栋的言行。

贺家栋被蒙在鼓里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