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一本书性感，办法有多种多样。
这里先不谈那些色情小说之类的读物（那样就进入色情文艺的范畴了，让我留到下一章再谈），而是先来看看其他各种办法。
要好看就要有性感，风花雪月的事是经常谈论的
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玄虚，简单地说就是：让话题性感起来。
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肉蒲团》、《金瓶梅》（全本）不能出版，那就出版谈论上面这些书的书。于是就有《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之类的书籍出版，而在《李渔小说论稿》中，我们看到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谈论《肉蒲团》，并且考证李渔就是此书的作者。又如，到了情人节那天，特别擅长让话题性感香艳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就策划好一个专版“曾经的爱情读本”（2003年2月14日），找出前些年的许多种曾经流行的与性爱有关的书，让各路写手一一写述评和感想。我说《书评周刊》“特别擅长让话题性感香艳”，绝对没有批评或揶揄的意思，这只要指出我自己也经常为《书评周刊》写文章这一事实就够了——“曾经的爱情读本”中我还写过一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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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D.H.Lawrence）的著名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经历了漫长而坎坷的合法化之路；在中国，则某种意义上成为性观念和性政策开放程度的指标。小说写查泰莱夫人和性无能的贵族丈夫一起生活，了无意趣，后来在来自下层社会的情人那里才品尝到了真正的性爱和爱情的震撼。小说刚写成，即被英国杂志指责为“邪恶的标志”、“令法国的色情小说相形见绌”（这实际上是言过其实的——只要将法国18世纪以来的色情小说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比较就知道），劳伦斯被视为“黄色作家”。当时他旅居意大利佛罗伦萨，这部小说只能在当地郊外一家小印刷社自费印刷（1928年），印数为1000册——而且是一个删节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的合法化，完全是拜法律所赐。1960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决定在劳伦斯逝世30周年之际出版劳伦斯全集，其中包括该书全本，遭到控告，被指为“宣传肉欲，赞扬通奸……腐化读者心灵”。出版社从300名各界名流中选出35著名作家、出版家、评论家、神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为该书作证。经六天激烈辩论，法庭判决出版社无罪。该书终于完成在西方的合法化。
此书被介绍到中国，也已经有数十年历史，它的中译本之公开出版与否、版本完整与否等等，都曾被视为中国开放程度的某种指标。有人为争取《金瓶梅》的合法化，曾呼吁“中国何日审判《金瓶梅》？”，显然是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西方合法化历程的启发。中国虽然没有在法庭上审判《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实际上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了英国1960年的作业，故此书促进开放之功，不可没也。
让话题性感起来的另一个思路，是出版以放荡著称的人物的传记或作品——当然这些被出版的作品通常并非色情作品，传记本身也有一定的品位，不能太低级庸俗。
比如18世纪法国的萨德侯爵，以生活放荡著称，在这方面他是如此有名，以至他的名字本身就立刻会引起诸如放荡、香艳、性感等等的联想，于是他的文集——当然都是删节过的——至少有两种中文版，而《萨德大传》、《萨德侯爵传——18世纪法兰西贵族生活风流写照》之类的萨德传记，也被当作畅销书操作出版了。18世纪另一个类似的人物，意大利人卡萨诺瓦——他的名字在西方几乎就是“登徒子”、“好色之徒”的同义语——的自传《冒险和猎艳》，自然也是有吸引力的。
风流人物自述往事，也经常是很性感的。如弗兰克·哈里斯的香艳回忆录《我的生活与爱》，其中讲述他年轻时风流荒唐的冒险生涯，未经删节的台湾繁体字版起了一个意译的书名：《年少轻狂——我的生活与爱》，既贴切又典雅，也更性感。又如乔治·莫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记述作者与几位女性的“情色”生活，其中有爱有欲，还带有几分颓废色彩，自然十分性感。类似的还有《巴黎的放荡》，副标题是“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专门记述19—20世纪之交，聚集在巴黎的现代艺术家群体风流倜傥的“情色”生活，不过那不是回忆录。
关于历史上风流浪子们的传记，既能提供性感的话题，又能满足读者“窥探”名流隐私的好奇心，还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确实有着多重卖点。
在性感这个思路下，电影也是一个丰富的资源，正在被出版社和杂志社越来越充分地挖掘着。电影电视剧里几乎没有不谈性爱的，哪怕就是“反贪”、“反黑”的影片或电视剧，男主人公也必定有一个美女让他铭心刻骨地爱着；更何况还有无数以性爱为主题的电影或电视剧呢。所以有的出版社就出《非常罪非常美》之类的书，有些杂志则经常登载谈论“情色电影”的文章，让自己性感起来，再说电影还有一样好处：总是能和视觉艺术联系起来，精彩剧照啦，明星肖像啦，香艳海报啦，随意穿插，图文并茂，更能收性感之效。
当然，追求性感并没有错，但是却有难度，搞得不好就会流于低俗或庸俗。要做到既很性感，又有品位，大非易事。如今想性感的杂志有的是，但善于性感的写手却很少。据我所见，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万象》杂志。
性感的报告
关于性的社会调查，是书籍中一个比较特别的门类。这类书既有学术性，也可以有相当程度的娱乐功能——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性感的主题。
国内性社会学界普遍喜欢用的方法，是作问卷调查然后进行统计，这是跟《金赛报告》学的，有些人也特别爱听“中国的金赛”之类的谀词。
当然也有做得相当好的，比如潘绥铭的一系列工作。潘绥铭的《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是用类似金赛的方法在中国的操练；但他更重要的作品是研究中国当代色情业的，著有《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奇怪的是，我尽管对潘绥铭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但在我看来，他的上述著作没有一本是性感的——我相信他会很高兴看到我的这一评价。因为所谓“性感”，总不免带有某种欣赏、把玩的情调，它和严肃的、忧国忧民的、对某些群体抱有深切同情的作品，难免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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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赛报告》
1938年，金赛（Alfred C.Kinsey）在为印第安纳大学准备“人类性学”课程时，开始向学生秘密询问“你结婚时还是处女吗？”、“你多久性交一次？”、“你有多少性伴侣？”等问题，搜集答案作为基本资料。不久他将面谈对象扩大到印第安纳州伯明顿市的居民，最后更扩展到全美的各大城市与乡镇。
1947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威尔斯校长的建议下，设立了“性学研究所”（现已改名为“研究性、性别与生殖的金赛研究所”，以扩大研究范围，并纪念金赛），成为附属于该校的非营利民间机构。其目的是提供正确的、以研究为基础的性资讯，使人们能够对性行为做出正确的决定。
1948年，金赛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搜集了他和五千位以上的男性面谈的资料。从这些资料所得出的信息，有许多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例如：世人第一次知道，90%以上的男性有自慰经验；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承认从青春期开始至少有过一次与其他男性的性经验；等等。
1953年金赛又出版了《人类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使大众明了：约六千位受访者中，有一半在她们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而25%的女性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金赛报告》，报告最重要的贡献有三点：
一、将性带到了阳光之下，从此人们可以公开地、客观地讨论它。
二、首次揭示了大众的性行为实况，从而建立了一个参照系，此后的所有研究者，几乎都必须考虑这一参照系。
三、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表明范围广阔的性行为都在正常之例，这最终导致了医学、法律和行为科学的巨变。
《金赛报告》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已经是它问世之后40年了。1989年的第一个中译本《金西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是一个编译本。
与此对应的，还有另一种研究方法，即深入访谈的个案调查，这被认为是“定性的”或“实证的”方法。个案访谈之法只是告诉读者，人群中有人是这样想的，是这样做的，也有人是那样想的，是那样做的。此法并不能、也不打算告诉读者，人群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是如何想、如何做的。而问卷调查之法则正是追求后面那种答案──不过由于样本如何选取、数据如何处理等等因素，要得到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其实也很困难。这两种方法互有长短，无法相互替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就“感情与性”这一主题，对47位中国女性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女性的情感与性》。李银河的访谈对象，年龄在29—55岁之间，主要是知识女性。从她所录访谈内容推测，她的访谈对象好像主要是生活在北京地区的女性。因此严格地说，本书适当的标题至多只能是《中国都市中年知识女性的感情与性》，不过今天的出版社通常不可能容忍如此冗长乏味的书名。此书流畅可读，即使是对性社会学毫无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很愉快地将此书读下去。
女性的感情与性，毕竟是一个对广大人群有着吸引力的题目，也是有一点性感的。后来从安顿的《绝对隐私》开始，此类跟风之作不少，女人谈腻了，又谈男人，性感有余，学术价值就越来越小了。因为严肃的社会学的个案访谈之法，与那些纯为猎奇之作，从作品的形式上很难明确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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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海蒂性学报告》
江晓原 刘兵
某老前辈的一句名言：“刘兵搞什么女性主义，一个男同志！”一直朋友中间盛传。这回让我们来谈谈新版的《海蒂性学报告》（海南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这虽然不能定位为女性主义著作，但至少是和女性主义有关。其实“男同志”──这里当然没有更现代的含义──很可能更关心这部卷帙浩繁的报告。
确实，在我读这套厚厚的书时，头脑里经常也想到它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以及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应该怎样评判这套书。性的问题，确实与女性主义关系太密切了。比如你前面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很有些要被女性主义批判的地方：为什么只是男同志（我们还是暂时先不关注你所说的那个词的更现代的含义）会更关心这部报告呢？除了实证性的证据问题之外，是不是也有些男性中心的味道呢？
我可以将任何一本谈性的书说成是有“男性中心的味道”的。我甚至猜想，性这个话题，它会不会是内在地注定了必然是男性中心的呢？而且，关于性或两性问题的“话语权”，至少在中国内地，目前好像主要还是在男性手中（此刻就是由两个男性在谈这一话题），而这一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女性们自己让出的。
那些拱手相让性话语权，认为“正经女人”不谈这种事的女性，又何尝不是深受男权意识的毒害？在这方面，《海蒂性学报告》倒是树立了一个不错的榜样，让许多女性的声音也表达出来。但作者并不是一位标准的女性主义者，或者至少不是当前意义上合格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因此，在她的总结、转述和归纳中，也总还是时时显现着男权意识形态的烙印，更不用说那些女性被访者本人的观念问题了。她们虽然身为女性，却大多数也并非女性主义者——尽管其中一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的观点很值得注意。
事实上，这套书早在8年前就已经引进中国内地了。我比较了新旧两个版本，新版调整了篇目，译文也是新的，并抽去了旧版附录的几个在美国地区所用的问卷，而代之以三份中国地区的问卷。新版是从台湾引进的，每册前面有不同的台湾学者写的序，其中有的是颇有名声的女权运动人士，比如某大学“性别研究室主持人”何春蕤（书上还将这个“蕤”字印错了）；有的是“致力于女性书写的重要作家”，比如平路。这些序能够起到很好的导读作用，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海蒂性学报告》和女性主义的密切关系。
现在，任何对性问题的探讨，当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女性主义有关联。这本书并没有反映最典型的女性主义对性问题的最新观点，所以在反映女性主义性理论方面，积极意义倒不是很大。这本书中国出版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于，尽管它也许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上不够标准，却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些国外人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手的生动的看法，如此大胆、坦率地探讨性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开放。相比之下，前些年一本本来也很重要的反映美国女性主义对女性保健问题的著作，在译成中文出版时，就非常不讲道理（或者说是为了某些“道理”）而将其中一些章节删除了。